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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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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上去，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不相容似乎太过明显而无须解释。本质上，国民党致力于国家统一，共产党则致力于工农革命。倒是国共合作本身需要解释。事实上，没有共产国际作为红娘极力撮合，这一关系绝对不会建立起来。每一团体的终极目标的差异不能不影响到它们的战术、战略与态度。[4]国民党人不想以整个社会群体——例如“地主”——为标靶，纵使后者反对国民党人的群众运动也是如此。对国民党人来说，阶级斗争一直十分讨厌。商人应加以训导并被纳入进来，但国民党人不可能承认主要社会利益会与国家利益相对立。没有一个阶级或社会团体会是全无爱国心的。如孙中山自己所说，只有少数完全腐化的个人（如军阀与旧官僚）才是革命的敌人。然而，在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中，地主被贬斥为天生封建的，是军阀割据背后的社会势力，坦率地说就是资产阶级，虽然今天尚是盟友，但明天就将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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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国共合作仍是个巨大的成功，让两党都从中受益。很难想象没有它北伐能统一南中国。然而，如果说这一联合点燃了许多共产党人（包括李大钊、毛泽东、彭湃、向警予与邓中夏）的真挚热情，却仍另有许多共产党人对它持怀疑态度。它在国民党内部则激起了尖锐的派系斗争。1925年11月下旬，一群国民党人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开会，要求从国民党中驱逐共产党人。在当时，这一“西山会议派”遭到了谴责，但在1927年后，他们又被带回了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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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当化自己对国共合作的参与，共产党人不得不重新诠释阶级概念，用政治而非经济地位决定一个人的“阶级成分”。军阀在中国被归为封建贵族，在中央政权崩解过程中，这些崛起的强制力量发出了混杂的命令，被成功地混合为一个阶级（该阶级在欧洲依赖于土地所有权与军事地位）。如列宁主义所昭示的，这在中国阶级结构与外国帝国主义（此刻的敌人）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但反过来，就中国共产主义最灵活的形式来说，普通地主只要不反对国民革命，就仍可以算作朋友。根本上，这与国民革命必须先于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观念是一致的。以阶级术语而论，共产党人应联合资产阶级以挫败封建势力。就实际而言，我们可以说，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人同意收窄对敌人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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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明白了解现时中国的革命，毫无疑义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在估计革命运动之社会的力量中，便非要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是否参加及是否参加到底的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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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中央的分析是，国民党的派系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或阶级。在它们中，资产阶级可能是最强大的，但也会倾向于不将革命进行“到底”。它满足于小利，可能会在“一年或三年后”变成反革命。与外国公司合作的中国商家被贬斥为极右的“买办阶级”，对面则是与外国利益竞争的“民族资产阶级”。例如，毛泽东就将国民党右派等同于既不反帝也不反封建的买办。正如费约翰对毛泽东方法的描述，它“提供了一种粗略但却有效的分析，一方面针对被归于各种社会阶级的利益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针对被归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利益间的关系，并且试图将这两套利益联系起来，以在革命运动内显示政治区分”[6]。问题在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能继续掌控国民党，或者说在于这一权力是否会落入买办之手。毛泽东渴望迎击这些国共合作内部的“矛盾”或者说敌人，并将其公开化。甚至陈独秀（尽管他与共产国际都坚持中国共产党应致力于“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似乎也在期待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不幸的是，对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没有为这一破裂做任何实际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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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相对坦率地表现出他们对中国“资产阶级”力量与决心的怀疑态度，这只会助长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忠诚度的疑虑。真正的问题在于政治控制而非阶级代表。蒋介石利用北伐确立对国民党的控制，这让铲除共产党人成为必须。在1926年，伴随着北伐，华南与华中的农民骚动日益增长。农民查抄粮仓，强行重订地契，阻止商人将粮食用船运出他们所在的地区，且杀死“土豪劣绅”。农民拒绝让粮食自由流通，此时上层阶级逃入城市避难，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中的米荒。军阀队伍与地方上的“士绅民团”行动了起来，镇压农民协会，国民党军官则叫屈说他们的家产被没收了。形势有失控的危险。同时，政治激进行动分子的分析也变得更加激进。对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来说，将地主界定为一个有着指向反革命方向的“封建”利益的“阶级”变得更容易了。按照这一新的更为马克思主义化的定义，军阀成了这一更大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因此，批斗地主就意味着推进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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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城市中，恰恰由于自身的成功，工会日益分裂为对立的派系。在国共两党各自主导的工会间，冲突爆发了，政治谋杀也开始出现。共产党领袖与共产国际仍期望能通过与国民党左派以及被认为是中间派的蒋介石合作来孤立右派。他们将党的未来整个地压在这一期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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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将1927年的头三个月花在了与上海各主要商人、青帮与外国公司代表谈判上。他正与国民党左派争夺党的控制权，同时试图缓和列强的疑虑，从中国商人处获得金融资助，为下一阶段的北伐做好准备。为了维持国共合作，在上海工人成功接管该市的中国城区后，中国共产党自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3月末，国民党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上海。接着，4月12日凌晨4点，青帮的武装分子与国民党军队袭击了上海总工会，杀害并逮捕工人。在第二天的示威游行中，军队又杀害了差不多100名抗议者。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对共产党员与共产党嫌疑人的搜捕遍及全上海。为获得青帮的关键支持，蒋介石提出，允许利润丰厚的长江流域鸦片贸易继续进行；而出于对工会的畏惧，上海资本家“借给”蒋介石他急需的1000万元以支付军饷。外国当局赠送了5000支来复枪与相应的弹药，并确保那些暴徒有通过公共租界的安全通道。为了劳工安宁的承诺，这点代价看起来微不足道。散发的黑名单上写着知名激进分子与激进嫌疑人的名字，剪短发的女性——一个激进倾向的明确标志——被逮捕。女性激进活动分子总是被指控犯有性放荡罪而非政治罪，被处决女性的尸体有时会被损毁且公开展示，以作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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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如果说不一定是血腥的恐怖的话——得到了国民党领导层中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部分的支持。蔡元培（辛亥年激进分子与北大前校长）与吴稚晖（无政府主义者，孙中山的朋友）两人都支持清党。除国民党左派少数人外，国共合作已只剩下一个空壳——这是要他们还是要我们的问题。上海并不是唯一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城市。在乡间，随着农村激进分子被抓捕，农民协会要么解散，要么被军队镇压。国民党左派人士试图自行采取对抗蒋介石的立场，这令形势更加混乱不清。1926年10月10日，一个新的国民党政府在武汉成立。武汉国民政府由孙中山长久以来的追随者汪精卫领导，该政府试图不顾白色恐怖，在华中继续进行“国民革命”；直到武汉共产国际代表误将斯大林的一封电报拿给汪精卫看，内容是命令农民与工人举行起义。这吓坏了汪精卫，他随后就转而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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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一直坚决支持国共合作并对工人与农民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为何突然要冒疏远国民党左派的风险？首先，他的中国政策明显正在崩溃，且正发生于苏联共产党人在克里姆林宫开会选定新领导人之时。假使斯大林能够推动大规模的起义，不管如何力量悬殊、徒劳无益，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的中国政策会看起来是成功的，而这会确保他的权力。斯大林的指示可能是想要保密的，将其透露给汪精卫的直接后果是让共产党人显得不可信任。国民党左派对有秩序的农民协会持同情态度，但他们并不支持反地主的武装暴乱。汪精卫命令将所有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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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末与1928年初，共产党人发动起义，继续维持着革命的神话；然而，每一次起义都被迅速、残酷且彻底地镇压了下去。1927年12月，俄国共产党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斯大林此时仍能够宣称运动并未死去。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元气大伤，苏联的政策正走向破灭。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托洛茨基就曾竭力主张中国共产党放弃明显正走向解体的合作，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在早些时候建议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这虽然几乎肯定会失败，但至少会让党在组织上保持完整。而正当它面临最大威胁之时，斯大林却解除了它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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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末，中国共产党所遭受的巨大挫败已显而易见，斯大林则径直将其归咎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幼稚。中共党史倾向于将责任归于陈独秀个人，他被开除出党。事实上，在决定性的事件开始展露时，就加剧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问题而论，最该受指责的就是斯大林自己。不过，中国共产党在3月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明朗，也并不清楚共产党人是否本可预见到蒋介石的背叛。考虑到两党利益的互相冲突，国共合作的最终瓦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假使共产党人完全在地下独自活动，他们绝不会有如此大的发展。党在1925年初有党员1000人；到1927年4月，已增长到58000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上海与广州的工人。或许，在蒋介石眼中，是这些党员以及共产党组织者的效率宣判了他们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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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蒋介石上演了一出准政变，这被证明只是一年后真正的清党的彩排。军事上软弱无力的武汉政府寻求与蒋介石妥协，汪精卫则决定下野赴法国游历。通过攻击共产党人，蒋介石既排除了一名主要竞争对手，又证明了国民党是如何地需要他。为让国民党的外国反对者保持中立，清洗左派至关重要。这换得了中国主要银行家与工业家——他们自然看不起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支持，向农村掌权者表明国民党会支持他们，也缓解了国民党阶层内部对社会革命会让他们的家庭付出代价的恐惧。在白色恐怖中，成千上万人被杀害；在接下来的10年中，共产党人则一直遭受死刑威胁。这里是一个很不完备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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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1927年被张作霖抓捕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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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1928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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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1929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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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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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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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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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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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与权力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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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23年评论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7]他可能是在预见国民革命与随后的抗日战争的命运。不过，一名历史学家必须问的是：白色恐怖是反革命报复吗？或它是国民革命逻辑上的顶点，预先阻止了进一步的分裂性社会斗争？当然，蒋介石声称是在实行孙中山所设想的革命。1927年夏，北伐重新开始，并立刻就受了阻。长江下游的军阀孙传芳尽管丢失了上海，但一度威胁要夺取南京。在国民党内部，汪精卫与蒋介石间自相残杀式的派系争斗继续着，8月，蒋介石突然辞去了总司令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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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混乱中，蒋介石则赴日本与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完婚。他的新家庭礼貌地忽略了他第一次婚姻中的妻子与儿子，并给予了他宝贵的新人脉。宋家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富有家族，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在当时轰动一时，宋庆龄与她的姐姐宋蔼龄都做过孙中山的秘书，且孙中山起先爱上的是宋蔼龄。因为宋家与孙中山都是基督徒，若不是孙中山尚未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一结合看起来倒似乎是合适的。然而，几年后，宋庆龄与孙中山私奔。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件平息了下来，孙中山反复坚持说，他认为自己已与第一任妻子离了婚。宋庆龄开始与他一起在公共场合出现，宋蔼龄则嫁给了一位富有的中国金融家。等到宋美龄要嫁给蒋介石时，前任妻室已是个次要问题了。现在蒋介石可以宣称与孙中山是姻亲，同时获得其妻兄敏锐的金融头脑的支持，且拥有一位在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她说一口完美的英语，能够代表他面对外国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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