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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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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毛泽东还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不过，至少中央苏区在大部分时间内由他领导。[20-1]从1929年末到1934年末，毛泽东在江西西南部与福建西部建立起了一块最终覆盖13个县且可能拥有200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苏区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持续进攻，而在内部，毛泽东则面临着来自共产党高层领袖以及地方干部两方的反对。不过，在胜利与失败的过程中，共产党对农民革命了解了许多。主要的经验教训可以被总结为四点：第一，尽管根本上，是政治而非军事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但训练与装备尽可能良好的军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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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地，才能说服农民冒支持共产党人的风险，以及为军队提供资源。因此，“根据地”就不是指军事营地，而是农业区（尽管在偏远且难以到达的地域）。第三，单靠贫农提供不了足够的支持，既然中农也是稳定且长期管理的基础，那么，激进的土地分配政策就是自我挫败性的。第四，农民的支持以及苏区的经济成功因此就依赖于稳健的土地改革，它相应又以精明的社会分析为基础。本质上，根据地革命是一场土地革命，它是要剥夺党所界定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它释放出的能量足够抵挡持续5年的进攻，且建立起军事与民事的官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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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中，未来的中央苏区所覆盖的区域已经经历过动员。值得强调的是，向这一地区引入共产主义观念的并不是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是该地区受过教育的激进青年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已经看到像施存统、沈定一以及彭湃这样的共产党人是如何从小镇崭露头角，进而加入共产党的；地方青年（如毛泽东）可能会在省城求学，再返回家乡任教，这种情况也同样普遍。对这一时期受过教育的青年来说，新建立的西化学校是谋职的主要渠道。随着白色恐怖的发生，激进青年还返乡以躲避城市中的迫害。年轻的激进教员传布着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与现代性。就中央苏区而言，因为毛泽东军队的到达，地方激进分子获得了保护，不过，他们并不一定会赞同毛泽东的所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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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之前，毛泽东一直不稳定地保持着对苏区的个人支配。在他的领导下，红军将游击战术与根据地战略结合了起来。这很微妙，要求红军一面要设法避免阵地战，一面又要不退化为四处流窜的土匪。根据地提供了军队必需的资金，最初是通过没收富人的财产，后来则是通过规范化的征税。同时，农民确信共产党人会保护他们免于国民党与地主的报复，因此就加入对乡村精英的斗争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某些政治教育，同时也分到了新的土地。长期压抑的仇恨被释放出来。农民一旦投身于此，就没有任何回头路可走了；一旦旧政权卷土重来，即使只是被动地接受了一小片地，也意味着会受到惩罚。随之而来的就是征召农家子弟参军。根据地的范围扩大了，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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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概要确实都变成了后来的共产党宣传的一部分，这叙事有着很大的真实性。不过，真实情况要更为复杂，第五次“围剿”摧毁了苏区——在之前几年，它没能扩大太多。一个问题是领导层的分裂。毛泽东被允许在政治上对中央苏区负责，然而，当中共中央因无法在上海维持其地下存在而迁来瑞金后，毛泽东就不得不与党的高层打交道，而后者则受制于共产国际与斯大林。虽然没有人指责毛泽东不适于官僚政治的角逐，但他的位置远非稳固。党虽然承认他作为管理者还是有用的，但他却失去了军事职位。在1934年长征开始前，他的权限已大大缩小。中国共产党的顶层仍掌握在城市知识分子手中，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了解乡村生活的细微差异是件很需要时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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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中下层包括些粗线条的类型——善于打仗，但却不一定善于用说服的方式领导别人。有些游击队指挥员坚持独自战斗（“冒险主义”），另有些共产党干部则粗暴对待农民（“命令主义”），此类问题困扰着苏区。党的许多新成员是目不识丁的行动分子，可能会落入命令主义或贪污的陷阱之中。不过，在毛泽东主义者的组织中，此类问题会被加以讨论，而非像在国民党中那样被径直忽视，这说明了该组织的品质。基本技能与马克思主义规范教育被施加于任何能够施加的地方。毛泽东相信教育，也相信个人改造自己的能力，这成了他思考革命本身的关键所在。强调个体意志成了毛泽东主义的一部分，它解释了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如何可以变成优秀的共产党人，同样也显示了共产党人是如何能够克服巨大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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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或许最关键的问题是不断变动的土地政策。该政策必须以对乡村阶级的理解为基础，共产党人将之界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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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富裕到足以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出租土地，收取分成租与/或货币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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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富裕到需要另外雇工、放贷或出租一小部分土地，不过自己也参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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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自耕农，有足以养家糊口的土地，但也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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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拥有一小块土地，不过需要租入田地或出做佃农。“贫农粮食不够吃，长期欠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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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工：不占有任何土地，可能有劳动工具，计日打短工或做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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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描述了调查土地所有权以及其他形式“剥削”的过程，其方式影响了后来20世纪50年代期间的乡村调查。[22]最初的村庄调查表明，地主与富农仅占人口的10%，却占有约50%的田地；另有20%的田地属于“公田”（例如庙田，通常由地主控制）。贫农与中农占人口的90%，却只拥有30%的田地。在某些县里，农民只占有15%的土地，分成租率通常高达收成的60%。作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首次土地改革开始于毛泽东到来之前，它本来就包括在乡里丈量土地、统计人口与平分土地。由此，地主与富农遭到了剥夺（尽管如果他们不逃离，随后会返还一些土地），这一过程通常是暴力的。地主与“恶霸”还被剥夺了积蓄与存粮。不过，在实际过程中，阶级分析并不重要，因为所有土地都被放在一起，完全平均分配。大约有6万人以这种方式分得了土地。[23]这些政策事实上被总结为“劫富济贫”、“抽肥补瘦”。当然，土地改革不可能在整个地区一次实行，而是紧接着某一地方的农民暴动以及红军的出现而来。到1931年夏，重新分配土地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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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激进土地改革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很大的支持，但也造成了问题。根据后来党对“左”倾错误的分析，平均分配土地伤害了中农，就此疏远了这一农村社会的重要部分——比贫农更有技能（如识字），又比富农参与革命更深。纵使给中农等量的土地，他们也不想失去自己祖传的地。另一个问题是缺乏彻底性。据说，通过宣称自己家口众多，许多富农获得了超过公平份额的土地（尤其是在尚弱小的共产党向乡村渗透的初期），调查由外来者实施，依靠家户自行报告占田数量。即使伴有邻里间的检查，这也仍是种无效率与错误频频的方法。可能最具破坏性的是，平等主义原则激发了不满的农民，让他们要求反复重分土地。这造成了越来越恶劣的情绪，并简直让种地变成了件困难的事。如果农民投入种子与肥料，却在庄稼收获前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他很快就会学得不去勤劳耕作，也不再进一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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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泽东带头缓和这些早期政策。富农会失去部分土地，不过，他们将保留自己原来的一部分土地，而非被再分配以新的地块。他们也被允许继续经营生意（高利贷与典当除外）。中农被允许保留所有土地，他们对此已投入了时间与资源。对贫农与无地者，将只给予专门从地主与富农手中没收的土地，以及学田、庙田与族田。甚至允许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农（不管是因为上了年纪，还是因为小孩太多）租出自己的部分土地。毛泽东还强调，目标是“通过革命，让广大农民群众获得他们最想要的一样东西：土地所有权”。换句话说，共产党并不鼓励“土地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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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后，党的高层领袖再次“左”转，不顾毛泽东的意见，重新推行激进的土地再分配：否认地主有获得任何土地的权利，给富农只分坏田，并宣布目标是土地公有。这重新引发了之前土地革命造成的问题，甚至使其进一步恶化，农民争着让自己被划入有利的阶级类别。1933年夏，党转回到毛泽东更为稳健的政策上来。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太迟了，有些热忱与效率已永远丧失了。阶级分析过度严厉或简单化，将大体上算是“富农”的家户划分为“地主”——只因为他们出租了少量田地。有的中农可能因为几个身强力壮的儿子正好到了最能劳动的年纪，结果家业经营良好；然而，一旦他们犯了向邻里借出小笔钱款的错误，就会被划为富农。只有经过这些失误，党才能最终学会不把单纯的财产与剥削方式混为一谈。毛泽东强调，干部们必须以该家庭是否主要以租地为生或通常雇用长工作为进行阶级分析的基础。听取吁求与改正错误阶级成分的过程耗时长久，并可能令绝大部分农民困惑难解。然而，对革命进程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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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事变与游击战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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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苏区的复杂政治中，另一个因素是村庄间的“水平”冲突打断了中国共产党所谈论的“垂直”阶级斗争。党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却无法创造出稳固的共同体。相反，社会革命政策往往与先前存在的地方冲突啮合在一起。在苏区建立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共产党组织者来自相对富裕的家庭，且是自城里的学校返回乡间。如我们上面指出过的，他们可能会成为教员中的积极分子，并通常会在比如说影响整个社群的税赋问题上领导反抗当地政府。不过，他们很少代表更贫穷的山民的利益。在19世纪，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耕种着山谷中的水浇地，而新近的“客家”村（可能会从海拔较低的宗族村落那里租入土地）则靠不那么肥沃的山地为生，虽然他们偶尔会种些更赚钱的经济农作物或树木，但通常生活更为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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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容易导致村社与族群间的不和。尽管证据远不确实，不过，在国民党1927年至1928年的清洗之后，相对较为发达的谷地变成了“白区”，毛泽东的红军自然会转向山民寻求支持。毛泽东无疑将宗族组织（在肥沃的谷地中更为发达）当作主要目标之一。对叛变者的搜索很快导致了虚假的指控，从而延长了分裂。历史学家陈永发指出，后来，毛泽东禁止杀戮，以使得搜查叛变者的运动不至于变得如此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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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事变可以几种方式解读。从中国共产党史的更长视野来看，这是一场发生于危机四伏、动荡不安时期的相当小（尽管比较血腥）的肃反。它犯了错误，党从中吸取了教训。不过，它同样揭示了那将成为模式的东西。有的干部认识到，他们不用害怕检控会太过狂热——宁可错惩，不可放过。重要的是要记住，妄想与暴力的氛围反映的是敌人当真到处都是的事实。[24]由可靠的共产党员报告地方活动并警惕叛徒。对党员来说，对党纪的最轻微违反都是严重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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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任务复杂且错误重重，但中央苏区仍成功地铲除了地主所有制，满足了大部分普通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并且通过鼓励手工制造业改善了地方经济。它并没有试图去干预市场。绝大部分债务被抹掉了，五花八门的旧税被一套统一且进步的新税制所取代。1931年10月的赣西南工作报告宣称
:“农民交税很积极，知道这是用来做扩红、建立苏维埃之类的事，花在政府或医疗上的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与利益的。”[25]红军家属不用交税。苏区政府承担起了满足农业一系列需要（获取种子与肥料，维护灌溉设施，说服农民共用不多的耕畜，乃至去储备劳动力）的责任，毛泽东报告说：“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26]这些扩展性的服务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将资源调动到作战上来。禁止稻米出口，同时，尝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走私如盐这样的必需品。“对于私人经济，”毛泽东补充说，“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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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重要的是，一个民众政治参与的领域被创造出来，并导向了新的地方领导层的诞生。1931年选举为“工人”与贫下中农预留了超过其比例的位置。共产党干部的另一重要“目标群体”是乡村妇女。1931年婚姻法将缔婚与离婚权写入了法律条文，并禁止一夫多妻、买婚卖婚以及童养媳。许多乡村妇女都是被迫嫁人，且憎恨她们蛮横的丈夫。共产党的问题在于平衡。绝大部分婚姻不得不被维持下来，否则男性农人就会大为不满。许多妇女也将“婚姻自由”看成不过是放荡淫乱的委婉说法。因此，新法只被部分地实施，党致力于调解夫妻争吵而非推进个人自由。不过，妇女协会建立起来，将更多的妇女带入了政治参与之中——即使通常只是作为婚姻顾问。在城市以及镇政府中，妇女代表通常占到四分之一或更多。[27]妇女的能量一旦释放，经济产量就得到了提高。妇女耕作队组建起来，行政、护理与宣传工作方面的人才储备日渐发展。有些妇女甚至参了军。虽然妇女即使放了足，也很难四处走动（除非是从未缠足的客家妇女），不过，妇女活动分子为红军战士组织聚会，为开拔的队伍举行欢送仪式，并为部队做草鞋。这些公共仪式——不是那些仅包括妇女的——有助于为共产党人套上权力与正当性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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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传统中，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一项发明或许就是红军。虽然列宁已预言了知识分子在党内的作用，乃至农民参与的正当性，但创建俄国革命军队是在夺取东部城市后的事。1789年法国大革命（被马克思当作历史典范）、1848年欧洲革命以及1870年巴黎公社同样都不以军队为基础，是革命先行一步。尽管欧洲经验是城市性的，但在中国，对任何根据地战略来说，军队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保证当地人的安全，他们才会参加革命。不管是挫败精英控制下的地方民团，还是保卫革命（土地改革）核心区，有组织的武装力量都是必不可少的。红军还发挥着其他几项关键职能：整合互不相连的根据地，传播革命信息，进行革命宣传；为地方活动分子提供军事训练与建议；将来自农民阶级、国民党军队以及土匪中的志愿人员集体组织化。如下表（表14.2）所示，20世纪30年代，以中央苏区为根据地的红军发展迅速，随后在长征过程中缩小，接着又再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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