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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中的审视与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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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先后在张家湾、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瑞麟、胜保所部各营。瑞麟逃，胜保中枪坠马，被朝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则自劾“海口转战至今，迭经挫败，误国殃民，死有余辜”[1]。其中既有不肯甘心的愤懑，也有力竭之后的气沮。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队自北塘登陆开始，到中国人的马队和步兵在八里桥溃散，是一个西方人用枪炮表达意志并用枪炮分出了胜负的过程。因此八里桥之战后一日，咸丰帝已惊惧交集而慌张失措，遂以出逃为无计之计，“举朝不知，竟携宫眷北幸热河，而人心因之解散”[2]。他留下了一个没有皇帝的京畿和滚滚烟尘中的四面仓皇。在时人的记述里，四面仓皇是与枪炮声、哭喊声、詈骂声，以及抢掠、逃难、物价腾涌连为一体的。由此形成的蜩螗沸羹，把京师里的每一个人都拖入了中西冲突的困苦和动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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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天之后，得胜的英法联军由安定门入北京城，并纷纷登城升旗列炮。炮口南指，正对着中国人的皇家宫阙。[3]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然而主导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还意犹未足，又在圆明园里放了一把大火。在放火之前和放火之后，英国和法国的军官士兵都在这个汇聚了皇家珍宝的地方肆行抢劫和反复抢劫，由此获得的赃物，一部分还归到了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和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Ⅲ）的名下。这种在战场之外放火和抢劫已是军人的盗匪化了，然而在当日西人的心目中，放火却是在表达意志和表达道理。所以，全权代表英国的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Earl of Elginand Kincaidine）和统兵的格兰特将军（Grant，Sir James Hope，General）曾挟着战胜者的傲慢和褊狭向战败的一方作追讨，举“被囚”的英国人所受“野蛮之待遇”与基督教世界里的法则相比较，以指责和衬托“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的可恶，并自信其下令放火，把“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是在“警醒其迷梦”，因此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4]这种显然的自以为是很容易使这些人错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表亲，并催生出可以一手裁断人间公理的自负。他们痛责政府里的中国人“野蛮”和“残酷”，但他们用来“警醒其迷梦”的放手焚烧既出于冷静的思考和推理，又出于故意和刻意，所以，在放手焚烧的烈火和烟雾里，其实已经包含着更多的“野蛮”、“残酷”和“不顾国际公法”。其中发生的宫中人“因惊溘逝”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入福海殉难”，[5]都是由此而致中国人的死命，比之格兰特引为不平的因“野蛮之待遇”而致英国人的死命，显然是在等类之间，因此，放火的西方人以出自基督教世界的文明为荣耀，但他们造成的一地废墟残垣却使基督教世界深深地蒙羞和长久地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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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之焚也，京师震动，驻守城内外之王大臣等，相顾愕眙。”西人的横暴都化为中国人身受的冲击。[6]当英国军人在圆明园里放火的时候，被咸丰帝留下来办夷务的恭亲王奕“登高瞭望”，眼睁睁地看着“西北一带”从“烟焰忽炽”到烟焰弥天。与那片烟色与火光相对映的，是一种“痛心惨目”的家国之哀。他向北狩的皇帝作奏报，自述“痛哭无以自容”。读奏折的咸丰帝虽然远在热河，而其切身之痛则犹如近在咫尺之间。因此，在他用硃批写出来的“览奏曷胜愤怒”[7]里，与“痛哭无以自容”相呼应的悲怆忿恨同样出自深深的家国之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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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宫廷之外，更多的中国人目睹了“夷人枪炮横空飞坠”之后，又目睹了抢劫圆明园和火烧圆明园。一个士人记述了延烧累日的“烟焰迷天，红光半壁”里，“数百载之精华，亿万金之积贮，以及宗器、裳衣、书画、珍宝、玩好等物，有用者载入夷营，不要者变为瓦砾，更被土匪搜劫一空，万间宫殿，荡为墟矣”。在漫长岁月中累积起来的种种物化了的文明就此变作满地灰烬和断砖碎瓦，无法复原，无法重建。“至历代圣容，皆为碎裂，尤不忍闻矣。”[8]以彼时中国人的社会观念相衡量，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践踏。因此在他笔底的感慨悲恻里，最难化解的也是因为西方人的强暴而产生的身世家国之哀。在身历此劫的那代人留下来的文字记述中，这是一个共同的主题。由此触发千古之痛，便多见“欷歔”、“泣下”、“国事至此，唯相对一哭”、“堂堂天朝，竟任夷队纵横，为之大哭”的伤心一恸，其间的极端，是忧愤催逼下的“须发尽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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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京畿板荡之日，同一个时间里的中国南方，湘军正与太平天国的老兄弟和新兄弟们苦苦厮杀于长江流域，其间一片愁雾。督师皖南的曾国藩从咨文中次第获知“銮舆已出巡热河”和“京城业被逆夷阑入，淀园亦被焚”。随之而来的相隔千山万水的震荡和撼动都成为一种直接的冲击，使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使之“伤痛之至”。[10]他曾长久地身历兵凶战危，并于危难中屡见屡闻“炮震肉飞，血瀑石壁”[11]，应当不是一个容易被吓倒的人，但“不知所以为计”的“悲泣”和“伤痛”都明白地表现了冲击下的四顾茫然和胆战心惊。京畿的炮声和火光之所以慑人心魄而震动南北，是西方人逼入了北京，因此西方人真正地来到了中国人的面前。在二十年回避之后，这是一种无可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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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曷胜愤怒”、“相对一哭”与“不知所以为计”都是对于这种一时剧变的突然意识和最初反应。其中与深深的惊痛连在一起的则是深深的惊愕。咸丰十年（1860）岁在庚申，这一场颠蹶和震荡在中国人的记述中便被称作“庚申之变”。[12]鸦片战争之后记述其间史事的著作曾以《道光洋艘征抚记》为名，相比而言，此日以“庚申之变”作统括之词显然更直白地表达了中国人的精神震撼。但变起于庚申，而惊痛与惊愕相连，其间之因果则以道光后期以来的历史为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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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之前二十年，起于广东的中英鸦片战争曾波及四省，历时两年，致士兵死事，上将殉国，生民涂炭，并牵连成群达官在剿与抚的反复中纷纷跌倒。然而以地域而论，这场战争开始于沿海，也结束于沿海。在当日的中国，傍海的地方便是边沿的地方和陆地的尽头，多数人从腹地和内陆看沿海，都当作岛夷骚动海疆。太过漫长的距离滤掉了具体性和真实性，因此，发生在那里的中西之间由相遇而相斗虽以民族战争为形式，但局中人的困厄和炮火里的真相经层层的转述附会，对于京师社会和内陆社会而言，则大半成了容易失真的传闻之词。传闻之词不能入人之心，是以中西之间相遇和相斗之后，多数中国人依旧不能识西方人。魏源曾作《都中吟》，于此穷尽刻画而深致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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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或云廓尔喀印度可窥乌斯藏；或云弥夷佛夷鄂夷辈，思效回纥之助唐；或云诸国狼狈叵测可不防，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臧。呜呼！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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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茫茫昧昧”里，已经进入五口和正在进入五口的西方人自都中看去仍然模糊且遥远。都中荟萃了那个时候中国士大夫的智慧和人才，所以都中可以写照天下。由于模糊和遥远，当日的君臣从庙堂里想将来，都相信随鸦片战争炮火的停息，将是中西之间的一个了局。因此，“息止肇衅”的《江宁条约》在朝廷和士人的意中曾是“万年和约”[14]，是一种固结了的物事。后来道光帝的遗诏里有一段话追叙中英之战，而统归为“捐小忿成大信，绥疆柔远，于今十载，卒使毒焰自消，民夷各安生理”[15]，显然是把西方人看成了已受羁縻的群类。都中的见识以“茫茫昧昧”为主流，说明了发生在沿海的这一场战争并没有重创中国人从千年历史中获得的知识和观念，所以当时人测度来自欧西的远人，用以推理和判断的，还是从历史中获得的知识和观念。这是一种同过去的经验事实连在一起的东西，因此是一种万人共有的东西，比之炮火下被摧毁的壁垒和长墙，也是一种更不容易折断和打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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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这种“毒焰自消”的一厢情愿相反的，是进取不息的西方人从来没有把鸦片战争的终局当成中西之间的了局。发源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催涨了波起涛涌的自由贸易主义，同时主义化为磅礴潮流，由商业利益促成的空间拓展成为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19世纪的欧洲一面在不停地制造产品，一面在不停地制造扩张。其时英国正在充当欧洲和世界的“引擎”，在被这个过程送到中国来的西方人里，英国人也最多由沿海伸入内地的欲望和急迫。《江宁条约》签订后七年，五口通商的场面还没有完全铺开，广州英商会就已在向国内的商界和政府作诉求，要把买卖的范围“扩展到我们现在受局限的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去”。其间的共同利益唤出共同的意愿，使曼彻斯特的商人亟亟乎起而呼应。[16]贸易牵动工商，工商牵动国策，随后是经济转化为政治和外交，成为英国政府以“修约”为名义，筹划“广泛进入中华帝国的整个内地”[17]的由来和导因。因此，“修约”正是打破中国人意中的“万年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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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法国、美国和俄国各挟一己之怀抱与英国人合谋其利，由此形成的列国连横之势，使咸丰一朝从一开始便面对着一个结为一体而日逼日亟的西方世界。比之道光年间中英之间的冲突，这种列国连横之势无疑更坚鸷而且更陌生。然而在历史留下来的知识和观念还没有因重创而碎裂之前，这些知识和观念便依然是人心中可靠的准则和不移的准则。因此，那一代帝王和士人非常自然地只能用历史经验之内的东西来辨识和类比历史经验以外的东西，于是在同一种观念下咸丰朝一步一步地重复了道光朝。而一个正在逼来的西方世界则在中国人夷其人夷其事的类比和推断里完全走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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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君临天下的时候还不足19岁，同他父亲相比，十年前的中英之战以及发生在那个过程里的议剿、议抚、议款全都在他个人阅历之知的范围之外。他没有承当过战败的压力，所以他精神上的夷夏之见更完整，也更本色、更固执。与之类同而且匹配的，是咸丰初年起以钦差大臣主持夷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他自道光中叶入仕途，而海疆骚动之日则正在不通海路的江西和云南做地方官，也是一个没有亲眼见过西方人脸相中狰狞毕露那一面的人。因此，两广总督驻节广州，虽然在空间上与彼族相距甚近，而其视为当然的则是执夷夏之界以分中西，在心理上和视野里都与他们相距极远。一则记载说他“素性沉毅刚强，待外人不好挑衅，亦少恩抚”；一则记载说他“性木强”，办理夷务之日，“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18]“刚强”和“木强”，都说明身当中西交冲之际的不善应变和不肯应变。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两个人是直接应付夷人夷务和最终应付夷人夷务的人。所以，力谋修约的西方人一意要抉破《江宁条约》的范围以求四面扩张，但他们在中国最先要面对和始终要面对的人物，却比签订了《江宁条约》的上一辈人更执着于夷夏之防并更不肯向后退让。由此形成的无疑是一种既不可沟通又不可调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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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从咸丰四年（1854）开始，一面是西方国家的使节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中国，以修约为名目一次次北上南下。他们因深愤叶名琛的“蓄矜气”[19]以相傲睨而从广州北上，想要另辟蹊径；又在到达天津之后仍被朝廷打发南返广州“听候查办”[20]，回到了天朝体制里的叶名琛那里。其间多见的是重重的遏阻和严词回驳，而作为对比，则是西人一程接着一程的咄咄逼人和不折不挠。对于久已把“万年和约”当成了局的中国君臣来说，西方人的修约以打破了局为主张而再谋进取，显然是既出意料之外，也出容忍之外。于是由夷性反复，“于五口之外，别生窥伺侵占之意”[21]所促生的疑惧和恼怒，便会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过程，化作种种猜想和推度。而时当内战搅动天下致东南遍地兵燹，朝廷和疆吏面对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之教”本已切齿而熟视之，并都在直接地把这些异样的物事等类于西人带来的基督教。由此追溯，则常常要归结到五口失其遮拦而中华遂多祸乱。所以叶名琛作奏折说：“要知当日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初何料及贻害靡限，流毒无穷一至于此。”在他的情绪里和判断里，“各省会匪、教匪、捻匪”与“广西上帝会”都一样，“观其党异类分，似未尝尽由于此。殊不知祸种乱阶，究未尝不实由于此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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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一朝的君臣久为绵延不绝的内战所苦，而同时是绵延不断的内战又为咸丰朝的君臣提供了一种道光朝所没有的经历与体验，带着这种经历与体验去看北上南下的西方人，因修约促生的疑惧和恼怒便会非常容易地使他们转向旧日的深闭固拒。因此，咸丰帝读叶名琛的奏折曾引出心头强烈的共鸣，并意不能平而浮想联翩，作硃批说：“卿其永励斯志，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23]这些话表现的是因忿成戾。比之道光末期的诏书以“民夷各安生理”为“绥疆柔远”的愿想，咸丰一朝的君臣正明显地因反激而横生出一种对于西人的敌忾。在这种被激发的敌忾里既有着自固藩篱的意识，也有着以夏制夷的意识，两者交织缠绕于同一个过程之中，不可切断，也不可分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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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固藩篱为折冲中西的自觉意识，表达的是中国人在迫来的西方世界面前对冲击作抵挡，其间的道义正当性和历史合理性都是非常明白的。然而忿戾内含于敌忾之中，则自固藩篱的意识又很容易表现为中西对峙中的意气。当日曾有“吏部尚书臣周祖培、刑部尚部臣赵光、工部尚书臣许乃普、兵部左侍郎臣王茂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臣宋晋、巡视中城御史臣英喜、巡视中城御史臣陆秉枢、帮办中城给事中臣毛昶熙、署巡视东城御史臣毓禄、巡视东城御史臣贺寿慈、帮办东城御史臣陈庆松、帮办东城御史臣吴焯、巡视南城给事中臣英汇、（假）巡视南城给事中臣吴惠元、帮办南城给事中臣李鹤年、帮办南城御史臣陈濬、巡视西城御史臣奎斌、巡视西城御史臣刘子城、帮办西城给事中臣方濬颐、帮办西城御史臣刘成忠、巡视北城御史臣富稼、巡视北城御史臣尹耕云、帮办北城御史臣何兆瀛、帮办北城御史臣何璟”联衔会奏一折，都深信“该夷猖獗有年，恶贯满盈，神人共愤，沿海各省，无不欲食其肉”，[24]其感染人心的地方全在于血脉贲张。但与之相因果的，是意气弥漫的地方常常会淹没思想和认知。而后，在当日都中和外省普遍的“茫昧”里，驭夷的中国人大半都不会想到要去正视和审视西方人。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身在旋涡之内的先觉者已在开眼看世界，并由此中的见所未见和闻所未闻引出种种议论和思考。以此作对比，50年代的叶名琛虽属后起却显然更多鹘突否塞。他有心“雪大耻，尊国体”，以此自任，也以此自负。但在西方人已经由五口进入并来到他的眼前之后，其“雪大耻，尊国体”的抱负则因太多意气而始终直立于以回避为抑遏，“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25]。因此，在他手里，“雪大耻，尊国体”常常会演为用“驭外骄倨之态”折辱西人的轻侮。[26]不肯正视西方人和审视西方人的叶名琛面对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对手，同时又把“驭外骄倨之态”当作可以常用和惯用的东西，正说明他在两眼不甚分明之中是错把虎豹熊罴当成了狐鼠犬豕。与这种因失真而导致的盲目相比，是观察中国既深且久的西方人在回避、抑遏和轻侮面前屡被“摧阻”而不能作表达，其进取不息之心遂化为“愤懑愈积愈深”。[27]而后被抵拒的修约与被抵拒的广州入城经西方人前后贯串而连为一类，在英国公使的报告中都归于“这种怠慢轻侮的缄默，其本身就是属于一种不能容忍性质的伤害”。在这种脱跳的思维逻辑里，踏海而来逐利不止的西方人在自己的意念中便成了被“伤害”者。由此层层推导，则“扩大和改进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兵船是绝对必要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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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呼唤“兵船”，是在以推崇暴力的态度引来暴力。所以英国人最先从动口转向动手，咸丰六年（1856）借“水师拿获划艇匪犯一节”广作牵连，把中国人意中官匪之间的事转变为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事，[29]而后以此启衅炮轰广州城。次年法国人与之联手，用两百多门大炮攻陷广州而据有全城。随之是没有还手之力而又不肯低头屈服的叶名琛成了英法联军的俘虏。当时身历其境的华廷杰后来作《触藩始末》追记旧事，其中一为描述了咸丰六年间总督府里的一个场面，使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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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敌船桅上，及珠海炮台上，均飞炮入城，督署尤多。叶相危坐二堂上，绝无惧色。予在大佛寺军需总局任，司道命往白一事，入督署，则材官、门役逃匿一空，仅一文巡捕引入，谒于二堂东偏厅事，炮屡及席前，夷然不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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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炮火注击之下作危坐，须看破生死而后能不惧。所以，叶名琛显然不是一个没有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撑的人。但身在绾接中西之间，他与西人周旋多年而始终不能识西人的由来和面目，因此，从“雪大耻，尊国体”到最终以“辱身以辱国”为结局，他一直都没有弄明白此中的因果，被囚于印度之日，还在以诗赋志，自比苏武。[31]他以一种个人的悲哀写照了中西交逢之初中国士大夫在历史与时代之间无所适从的群体悲哀。而西方人捕捉叶名琛而囚禁之，则无异于是在以一种非常峭刻的方式告诉驭夷的中国人，用回避、抑遏和轻侮的办法来对付外国人其实是靠不住的。他们演示了一个实例，但真能懂得和通悟此中之事理，其实需要对比和反思。而当广州的消息传到北京之日，一时触发的却都是痛恨。咸丰帝痛恨西人“称兵犯顺”，痛恨叶名琛“辱国殃民”，[32]然在一片痛恨里最不缺乏的是情感和臆想，最缺乏的却是对比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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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中西之间，一面是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而北京的朝廷还想用驭夷的天朝体制把西方使节阻挡在广州；一面是战胜的西方人始终执修约为宗旨，他们最不能容忍并正在推倒的恰恰是这种立意于防堵和回避的天朝体制。于是不肯被驭和不受阻挡的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在咸丰八年（1858）先后北上，载着英法联军的兵船也随之北上，从广州开始的战争遂被带到了天津，带到了离朝廷很近的地方。当“逆夷开炮，攻击炮台”并“闯入内河”之后，直隶总督谭延襄在奏告中叹为“军威尚壮，不期一战而溃，殊出意外”，而后知道在“夷炮迅捷”面前，“津郡形势断难战守”。[33]紫禁城里的君主和臣子因此而被震动，并因此而不得不屈服。随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是连为一体的西方世界用勒逼实现修约的意志，得到了他们四年以来孜孜以求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34]。十六年前耆英签订《江宁条约》，曾以“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理之是非”为写照之词，以后事比前事，显然是太过相像。在这个过程里，西方人其实已经用他们的观念和法度一层一层地打碎了中国人以夷夏比中西的历史成见。但在彼时办夷务的中国人那里，历史成见又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和历史的制束，身在惯性和制束之中构想中西，则不仅西方人的路数出中国人的意料之外，而且中国人的路数也出西方人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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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桂良、花沙纳奉命与西人在天津立和约，奏疏报告艰难搓磨而不能回西人之意，然后说“此时𠸄、咈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35]。他们为“𠸄、咈两国”的勒逼所深深窘苦，但把条约看成“数纸”并可以化为“废纸”，显然是以自己的不守章法来推想对手的没有章法。用这种推想判断西方世界，则他们所知和所识的西方世界仍然是一种夷性的世界。因此，当西国的使节和兵船踌躇满志地扬帆南去之后，已经列入条约而深触咸丰帝心头之大忌的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和赔缴兵费赎还广州，都重新被他放到了以夷夏之间的规矩范围中西之间的关系里考校权衡，并重新成为使人扼腕灼心的东西和“必须极力挽回”[36]的东西。因此，在随后的上海会议通商税则中，中国一方屡次想“消弭”条约中的已成之局，又屡次在英国人“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37]的坚执面前碰壁而回。而作为一种反应，则是“夷情”因之益多“愚惑”猜度，“自天津议和以来，其心将信将疑，防我之念，几已无微不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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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约之后的倒腾、翻局和以疑虑对疑虑，说明了《天津条约》并没有消解中西之间因修约而衍生的危机和兵氛。而后是咸丰九年（1859）扬武的英法兵船与守候的中国军队一触即发，使进京换约变成了大沽口的一场炮战。铩羽而归的英法联军第二年重新北上，犷悍凌厉地从海口一路打到北京。与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人相比，二十年后的英法联军同样“以火器制胜”。然而后者突出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止乎以暴力拓展利益，而且刻意要借“火器制胜”之势从精神上摧折中国人夷视西人的回避、抑遏和轻侮。所以中英《天津条约》已特为列出第“五十一款”，以“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39]来约束和限制中国人。至洋兵入京城之日于此尤耿耿。一则记载说：“崇文门外三转桥地方，有一傻子，立于门前，见夷人经过，拍手大笑曰‘鬼子来也’。夷众立将此傻子毒殴，伤重垂毙。复入其家，举室尽被殴伤，毁坏什物。”[40]在这个例子里，西方人的毒打群殴显得非常霸蛮残酷，而推究原本，他们用拳脚所要征服和对付的其实是中国人得自历史和传统的一种观念。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西之间的冲突和中西之间的交往都实现于深深的隔膜和歧义之中，所以，正在以急迫之心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便始终要面对这种观念，并因这种观念而被当成受俯视的异类。这个过程使他们十分明白地懂得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夷”，也使他们在战胜之后十分凶暴地以“毒殴”一为渲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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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类“夷众”打平民的事相比，在当日的记述里，“夷酉”更着意和刻意的是恣肆地践踏天朝体制。庚申前一年各国公使将进京换约，咸丰帝曾明示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们应“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41]。这里的“例”当然是指夷夏之间的旧例，其间以限制作区别，显然是要表现一种族类上的不平等。而一年后英法联军据北京，英国公使额尔金赴礼部会恭亲王奕，则已“公然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且轿前轿后有“马步队约万余人之众”。是不仅“坐轿”，而且“摆队”。在清代的舆服制度里，这种“金顶黄绊”的轿式本应为皇家所独有和独用，是以一个亲眼目睹了这个场面的中国人既愤且讶，非常不甘心地说：“伊在英国，只一伯爵耳，乃敢僭越狂妄至此！”[42]他不知道额尔金之所以要“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并不是看中皇家排场的华丽与体面，而是有意在用这种力为标张的“僭越狂妄”来震荡人心，以显示中国人的夷夏之见、夷夏之辨、夷夏之界和夷夏之防一触即碎而罩不住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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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受俯视而不能自如地向中国作表达的西方世界积久之后一抒怨毒，用这种方式非常出格地表达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一种用枪炮论证道理的方式，因此是一种无须说服的方式。于是以夷夏之见、夷夏之辨、夷夏之界和夷夏之防为前提的中西关系不能不走向分崩离析。西方人用自己的意志使驭夷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难题，与之相因果的，是中国人用来驭夷的理路和观念在震荡下开始坼裂。当时人身历“庚申之变”，曾眼看着英法联军带来的“白夷”、“黑夷”、旗帜、火炮、鼓乐、烟尘由远而近，来到面前。在由此触生的百感交集里，一面是“城下之盟，古人所耻”的类比，一面是“海国作乱，自古无闻”的不可类比：“从未有无因而至，若英逆无道之甚者”，且“既已讲和，相安十余年，何以又起争端，此其无厌及我，殊出情理之外，古无与比也”。[43]这些议论既以西人之“无因而至”为大愤，尤以西人之“无因而至”为大异，其间所表述的应当不是一种认识，而是弥思弥困的深深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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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没有疑问到深深的疑问，已显然地表现了思想的前后变迁。庚申前两年，士大夫论说发生在广州的中西战事，犹以“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为当然，而极信“英夷土固不广”，是“恃虚声以慑我上国”。[44]由彼时的当然和极信变作庚申年间的不可类比和深度疑问，正说明了曾经惯用而且稔熟的判断和推理已经碰到了阻格。这种由疑问开始的观念的坼裂产生于圆明园里那片烟焰的映照之中，但与火烧圆明园相比，“庚申之变”里的这一面更深地牵动了中国人的社会和历史，牵动了中国人心中深信不疑的东西和自以为是的东西。由此造成的精神重创是二十年前的海疆骚动所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精神重创一经造成，则又会追溯二十年前，将两次民族战争的失败连为一体，而后惊痛和惊诧才会化作感知的深度和思想的深度，才会有中国士大夫对于自己的反思和对西方世界的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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