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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经世之学的延伸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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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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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百年盛世过去之后，生当嘉道两朝的龚自珍曾以“四海变秋气”[1]发舒感怀，以一个诗人的笔意写照了19世纪中国的世相。与这种触发于时势与时务的感怀相对称的，是世路之盛衰变，士林中风气也变，在长久的饾饤琐碎之后，经世之学蓬蓬然起于嘉道之间，把吏治、民生、漕运、河工、盐法、度支、兵政、饷事里的百弊丛生引入那个时候说时务的议论之中。而后是究心利病和讥切时政都与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事功意识内相贯连，并以儒学本有的精神唤出儒学中人济时的意识和抱负。道光十五年（1835）翰林院编修张集馨奉旨召对，问答既毕之后，皇帝特为吩咐的是，“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亦当检点”[2]。皇帝以“经世”相训诫，既说明了世风与士风皆变之时，从深宫里看天下已是心事重重，也说明了经世之学在当日与时势之间的对应和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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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世之学起于嘉道之间，其锋芒所指的时病和时弊，常常是一种同国家权力相缠绕的东西；而作为一种应时之学，其自身大半都出自那个时候的时论和策论之中，从而大半都存在于国家权力结构的外面。由此形成的矛盾，使时论和策论很少能在自我实现中转化为一世之事功。[3]因此嘉道之间的经世之学既显现于议论之风发，也局囿于议论之风发，其感染和感召都以思想的表达为常态。然而自道咸之交太平天国起广西，挟排山倒海之势把内战引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其偏师北征又沿河南、山西、河北打到天津，兵锋直迫都门。这个过程以官兵的一溃再溃造成了朝廷接连的丧师失地。与之相对当的，是清代法度以“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有守土之责者，城破则死之。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4]而后作为一种可见的结果，则是领兵的将官和守土的地方官一个一个地在战争中失败，又一个一个地因战败而被戕、自杀、逮问、治罪。他们以这种死亡和跌落的方式纷纷退出了官场，也带走了层积于官场中的衰颓颟顸。在他们消失的地方，留下来的是国家权力结构里的空缺。而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则是搅动天下的农民战争又在以战争本身作激荡和动员，使久为经世之学所浸染而不在国家权力结构之中的儒学中人四顾天下板荡，慨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并由此而成群地走向内战。他们以济时之心与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之教”苦相撑拒，百战艰难于生死存亡之间；又一路放手杀戮，由血战成军功，因军功得高官，先后沿着前面人留下的官场空缺进入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于是，在内战造成的地动山摇里，嘉道以来的经世之学前所未有地成了与国家权力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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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之学移入内战，则纸面上的议论可以转化为现实，随后产生的是一种显著的社会变动。在长久的文字讥切时政之后，战场上的一溃再溃是用成败为实例，以指抉和论证天下之积弊与积弊之所在。战争比文字更权威，因此战争比文字更有说服力。正是借助于战争的权威和战争的说服力，在旧制和旧法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方，绕出旧制和旧法才可能成为内战中救时的起点。咸丰初年，曾国藩在湖南募勇成军，雷以諴在扬州抽厘助饷，以当日的法度而论，都是成规之外的自立章程而别开一局。但前者“赤地新立”，是兵不能战而后募勇；后者白手起家，是饷源已竭而后抽厘。其自下而作的补苴罅漏与自下而作的“改弦更张”[5]皆出自经世之学的一脉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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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事和饷事居战争之重心，时当屡败之日，其间的种种捉襟见肘便会最先被撕破并直接转化为生死危迫。因此，兵事和饷事也最先开始起变化，并因变化而出旧格，由募勇成军演为湘军制度，由抽厘助饷演为厘金制度，重心都在地方。比之二百多年来绿营制度里的兵与户部指拨的饷皆由朝廷一手调度，两者的产生和张大都体现了兵事和饷事在战争中的大幅度蝉蜕和不得不蝉蜕。与这种蝉蜕相对应的，是后起的湘军在战场上打破绿营积久的疲颓，一步一步重造出坚韧强悍和凌厉杀气，以此支撑了内战中的王朝，也以此使太平天国在一蹙再蹙之后折入低落，从进攻的一方变成了被剿洗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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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用万千头颅造出了累累军功和一世之勋名，与军功和勋名一同被造出来的，还有后来的历史叙述称作肇启“中兴”的时势。所以，本由救时而产生的自立章程和别开一局遂能够在内战中节节伸展，从一个地方走向四面八方，因普遍化而常态化，因常态化而常规化，成为将帅和疆吏的政令所出与政令所托，从而成为朝廷必须要倚重并且越来越倚重的东西。而此长彼消之间，绕出旧制和旧法的过程便不能不变作淘汰旧制和旧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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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事和饷事从制度上发生的蝉蜕，在农民战争的兵锋面前挽救了深重的王朝危机。然而作为一种自下而作并且牵动了天下的淘汰与更张，兵事和饷事从制度上发生的蝉蜕，又是在改变国家权力的结构和挪移国家权力的重心中实现的。用募勇代额兵，是因为绿营制度里的将与兵不相识，卒与卒不相习正在一遍一遍地演变为战场上“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离散与溃散。[6]所以湘军纠弊，尤重一层挑拣一层，以成其“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7]的层层凝聚与层层制断。湘军因之而得能战之名，但凝聚和制断皆“各护其长”，则凝聚和制断只能以个人为中心，由此形成的当然是一种将帅驭军的不可替代性。而其间的“上下相维”又一本乎湘军自立的名分，统领、营官以次与国家职官等序中的品秩尊卑全不对称，而后是“只论事寄轻重，不论品秩尊卑”的勇营体制里，“往往记名提、镇，降充末弁，候补千、把，骤膺统将，官职悬殊，至斯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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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百多年来的兵制作对比，这样的全不对称显然是兵部行之已久的“三载甄别，五年军政，叙功覆过，以待赏罚黜陟”的老规矩所对付不了的。[8]在这个制度的最底层，是招募而来的勇丁不入国家的兵籍之中。绿营“尺籍伍符，按户可稽”[9]，所以额兵虽散布于十多个行省，却长在京师的薄册里和管束下。但募勇由营官所招，依附和督责都系结于个人和个人之间，则其往来聚散便不能不全以营官一人的生死去留为转移。他们没有“籍”和“符”，因此他们不可按薄册相“稽”。于是，湘军在内战中破壁而起的过程，又同时成为湘军制度改造了国家的兵源、营制和治军之归属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各地仿效而扩大，又在继起的淮军中延伸。当朝廷与军队越来越远之后，天下兵政的重心遂不可逆转地从朝廷移到了将帅手里。而后是将帅接二连三地成为封疆大吏，兵政的重心也会随之而去，移为督抚手里的东西。所以咸丰末年胡林翼已说：“凡事以谦为美德，惟兵事不可谦，谦则为败德。且手中腹中无兵无将，即一步不行。”[10]显然是以此为事之必然和理所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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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事中的旧结构在脱散，饷事中的旧结构也在脱散。户部管天下财政，因此军需本由户部调度。但从内战开始，户部指为收入的地丁、盐课、关税、捐输都在一路减少之中，而战场上讨饷需的催请则日增一日。这种矛盾把国家财政一步一步牴入了死角。随后是朝廷为兵氛所逼，不得不把饷事的主权让给了主持地方军务的将帅。当时谓之“饷无可请，惟有自筹”[11]。由于“自筹”，则地方各自为战，饷事一定会引出四面八方的争利。所以，当日户部指拨的协饷，常常会在一个省解运到另一个省的中途被“截留”，而以事后的奏报作了结。在这些伸手自取的场合里，地方越位半路拦截各以“防剿”为理由。但一截再截之后，国家的度支却因之而被弄得七颠八倒，全无规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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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争利相比，更醒目的是地方与朝廷争利，此起彼伏地用拖欠和挪用的办法把京饷就地消化掉。京饷久称天庾正供，本是没有人敢于轻慢的东西，而借军务为题目，则“奏请留支，或解军营，径行划拨”都成了那个时候屡见的事。拖欠和挪用曾引出朝旨向地方追欠，然而追欠之后地方还会截留。[12]时当兵火连结，战场在地方便是道理在地方，所以最后让步的总是在朝廷。由此形成的也是一种七颠八倒和全无规矩。以因果而论，显然是饷事由户部调度变为地方自筹的过程带来了一个饷法大乱的过程。其间不在地丁、盐课、关税、捐输范围之内的厘金是一种由地方自己掘出来的利源，因此是一种户部旧章所够不到的东西。然而作为一种地方税，本属野生的厘金却常常要与关税、盐课在有限的商业活动空间中狭路相逢，并以牺牲正帑来成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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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矛盾里，厘金的利益归向地方，所以厘务的动力也在地方。与之相表里的则是为天下管度支的旧法日趋萎缩。同治初年曾国藩已说：“我朝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13]他所叙述的，正是支配财赋的国家权力在饷法大乱中从朝廷向地方移去。后来国家“岁入之项，转以洋税、厘金为大宗”[14]，这种被掘出来的利源越过旧有的“丁、漕”而后来居上，则由此所促成的，一定会是递增而递进的“疆吏之权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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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政和财政的重心都落于地方和朝廷之不能不倚重于地方，都说明这种因绕出了旧制旧法而淘汰了旧制旧法的过程，同是国家权力下移的过程。因此，同19世纪50年代之前相比，这场漫长的内战已经使疆吏获得了更多表达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力量。而以人物作比较，则这一代从军功中立起来的督抚更显然地共有一种肯以一身承当世运的自觉意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作团练大臣，胡林翼以贵州知府任黔楚防堵，左宗棠以举人佐湖南兵事，李鸿章以翰林从军皖北，当日皆不在朝廷的重寄之内。而与之声气相应并聚为一类的沈葆桢、江忠源、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刘长佑、曾国荃、蒋益澧、丁宝桢、郭嵩焘、彭玉麟、杨昌濬、刘典、刘蓉、杨岳斌、刘坤一、刘秉璋、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周盛波等等，则一大半都是起于仕路之外而身入兵间的秀才和举人，从而一大半都出自士人社会中的下层。这些人在乱世里甘心冒锋镝而入战场，是儒学长久的涵育化作一时之感召。所以，“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15]，成为一种担当。他们因之而能够在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中踏出一条血路，也因之而显示了这个群类突出于当日中国士大夫之间的强毅和亢厉。而后是千里东南翻搅于“骨岳血渊”[16]和连天兵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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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当世运的自觉意识在内战中表现为凌厉的杀气和触目的残酷。然而就其本来的涵义和深层的涵义而言，这种意识以及体现了这种意识的人物群体都是从乾嘉以来的经世之学里走过来，并以孔孟塑造的儒学理想为最终源头的，因此承当世运，其对应的范围应在天下。时当19世纪的中国的衰世和乱世，由经世济时而承当世运，在这个群体的心目中始终是一种“澄清天下之志”[17]。他们以此相呼应，也以此相类聚。然则天下俱入眼底，便是一世之盛衰与利病俱入眼底，这些人虽以杀气成军功，而抱负则原本在于“谈经济，究韬略，明习国家掌故”[18]，以真知古今大政和深识民间疾苦为责分[19]。由此形成的阅历感受和认识程度，使他们成为当日中国士大夫中最熟悉和了解中国社会，并因之而最能融入时务和最肯识时务的人。熟悉和了解中国社会的过程，是比别人更切实地识得衰世真相，并比别人更多地体会“积不能平”的过程。所以，由肯识时务而致心致力于匡济世务，他们又非常自然地成为当日中国士大夫中有心一为伸展，“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20]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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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评论这个群类，说是“晚近吏治稍刓，大吏以迁调频仍，莅事日浅，不能获指臂相使之效。时艰益棘，牵制愈多，号令不行，浸至覆败相随属。自曾文正、胡文忠诸公乘时踔起，剗去文法，不主故常，渐为风气。各省自司道以下，罔不惟督抚令是听，于是政权复归于一，而事乃无不济，治道蒸蒸日上矣”[21]，其着力刻画的都是他们用手中的权力做出了与别人不同的事。这些人带着久蓄于心的“积不能平”入战场，因此，当战争中下移的国家权力成为他们手中掌管而且可以运用的东西之后，“剗去文法，不主故常”便非常明白地表现为用国家权力改造国家权力的更法和变法。与内战中的杀气相比，这种由权力实现的意志同样体现了用世济时的强毅和亢厉。而以“不主故常”为起点，并以“不主故常”与权力相连结，则他们又历史地成了当时中国能够为天下开风气的人。在清代的历史中，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群体品格和人物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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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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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正在改变国家的权力结构，并使中国士大夫中的出类拔萃之辈步步艰难地崛起于东南。于是，当西方人在庚申之变以后挟着《天津条约》沿长江西上的时候，两者便直面相逢于长江的中游和下游。他们带来了一种与内战不同的凌厉冲击，于是内战尚未止息，经世之学已不能不在延伸中越出旧界而走入中西交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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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五十岁，胡林翼四十九岁，左宗棠四十九岁，李鸿章三十八岁，都已久入世路盘陀而年复一年地究心时务。然而在他们的思想视野里，西方世界一直在远处，因此西方世界始终没有成为时务中的一个题目。当日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而身在湖南的曾国藩作书信议论粤东时事，犹以轻烟淡雾视之，说是“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海，亦震诧之。鄙意彼蹈骄兵、贪兵二忌，恐不能久”[22]。他不能相信徐继畬的书和郭嵩焘的话，显然是用二十四史里的论述相衡量，他们的“张大”和“震诧”都与他心目中的“英夷”不相符合。而其下笔论断言之不疑，又说明写信人和读信人都心同此理而无须申论。然则以曾国藩的懵懂比叶名琛的骄倨，两者之相近和相似曾在伯仲之间。因此，对于这些从来没有把夷人夷事认真列入世务的士大夫来说，庚申之变的沉重一击，其着力处正是使臆想中的轻烟淡雾全部消散。随之而产生的，是对西方那个世界深深的畏惧和忧惧。当年冬天，曾国藩在祁门接到“新刻英吉利、法朗西、米利坚三国和约条款”，他在日记中自述“阅之，不觉呜咽”，并由此而直接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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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而与此一路伴随的是西人由海上入沿海，又由沿海入内地。这个过程的强暴性和陌生性使这个过程在中国人的眼里显得不可知和不可测。而以用世济时为抱负，则不得不在远想来日中知其不可知，测其不可测。所以，比出自情感的“呜咽”更深一层，是“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24]。显然，“忧悸”里更多一点知性和思考。经世之学造就了这一群人，而时当中西交逢之初，经世之学的造就又使这群人比别人先有危惧之心，先入危惧之苦。一个湘军老兵后来说，楚军围安庆之日，胡林翼曾往视师，迨策马至江边，则眼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遂“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身在危惧之中，“鼓轮西上”的洋船便是一种逼来之势，而作为反应，则“惟其虑之深者，故其视之益难”，[25]其间的“中途呕血”和“几至坠马”都出自心惊。西方人的到来，使当日中国最强毅的这群人先后因“无以为计”而绕室彷徨。他们肯识时务，因此他们能够审量彼己，而由此所得，正是逼来之势下的流泪与吐血。在这一段历史里，曾国藩的“忧悸”和胡林翼的惊心皆以其各见悲怆而引人注目。然而“忧悸”和惊心又正是用一种惶迫悲怆的方式承认了中国人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历史差距。在咸同之交的士人社会里，它们以直面真实表现了不同于强拗和意气的理性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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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之变以沉重一击致创巨痛深。所以，“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26]。与二十年前比中英鸦片战争为“海疆骚动”，这是一种明显的不同。士大夫群起言自强，一面反照了西方人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世界，一面表达了中国人回应西方人的理路和心路，理路和心路都此中耿耿。而其间能够主导当时，并由观念转化为实事实功的过程，则正是从这种审量彼己的比较开始的，是从东南的将帅和疆吏手里开始的。咸丰十年十一月（1860年12月），曾国藩犹在“呜咽”未止之中，而奏疏论时事，已以“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为题目，力申“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过了八个月，他在奏议里再说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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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持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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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用轮船和大炮两次打败了中国，所以中国人张目看西方，着眼处都在“轮船之速”和“洋炮之远”。时势造就眼界，时势也设定眼界。在中西之间以战争为大规模交往方式的时代里，则对比中西而审量彼己一定会用船炮做准尺来测度两者之间相差的距离。而后，这些使中华“震于所罕见”的东西便成了当日士大夫心中千钧所系的东西，成了倡说自强和营造自强的用心所在和功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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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条约》签订后，中西之间的战事随之而止息，但漫长的国内战争仍在延续之中。而后是外夷渗入内战，洋枪洋炮都在源源不断地被移到东南战场里来。于是，以自强为本义求索船炮的过程，在内忧外患交相舛结的时势中却非常奇异地要从内战中的认知船炮和使用船炮开始。对于那一代还没有走出庚申之变阴影的士大夫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悖异。由于外夷渗入内战以上海为源头，因此，那个时候上海及其周边便成为多见洋枪洋炮而且熟识洋枪洋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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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领淮军入苏南，从长江中游走向长江下游，同时是在从内地走向洋人丛集的沿海和口岸。与一年以前胡林翼被“鼓轮西上”的洋船逼得吐血相比，淮军由江路援吴，借的是英国人的轮船。起家翰林的李鸿章因此而置身于以蒸汽作动力的运输机器之中，与锅炉、机轴、烟焰、水汽一路相伴，他称作“舍陆登舟，用夷变夏”[28]。由此获得的感知显然要更深一层。当他进入上海之后，曾自比是“以孤军与方外杂处”[29]。在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中“方外”犹是化外，以明示其不在王道范围之内。以此比西方人，亦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尚未全脱旧日懵懂。然而正是这种空间上的切近“方外”，使他能够在东南群帅中最先直接触到洋枪洋炮，并常常目睹“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的场面，为之心动色动，惊叹交集，而尤其瞩目于“落地开花炸弹”，比之为“神技”。[30]因此，在他当日的文字里，这些都成为一遍一遍地被叙述和描写的东西，叙述和描写都归结于“洋人火器攻城夺垒及船上开用实为无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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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及其周边，西人“助顺”，洋枪洋炮打的都是太平天国。所以对李鸿章和淮军来说，这些场面是一种示范。然而太平军久踞苏南，地近口岸，于西人之长技多年习知熏染之后，已是中国人中先得风气的一方。他们不仅接受了一个外国人的上帝，而且正在把外国人制造的火器引入军中，并拿来就用。在这个过程中，曾有一群一群的西方人乐为太平天国所雇用，站在天父天兄之教一面用洋枪打官兵；同时则是逐利的“牛芒鬼子”（外国生意人）成了战争里的商业中介，用整船整船的军火换一堆一堆的银子。而后，李秀成麾下的太平军便成为内战中大规模使用洋枪洋炮的领先者。初到上海的淮军与之相逢于战场，迎头扑来的不是刀矛与弓箭，而是洋枪连排和弹雨密集。当时李鸿章与曾国荃言苏南兵事，其文字描述感触，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贼中专用洋枪”，出手凌厉，“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32]这些话所表达的也是心动色动和惊叹交集。因此，对于李鸿章和淮军来说，太平天国手中的洋枪连排和弹雨密集同样是一种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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