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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19世纪后期中国兵工业的起始及其内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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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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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强”回应西人的逼迫，本义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1]。“师”与“夺”相对举，说的是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不得不取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此谓之“借法”。因此自觉的回应一定会首先成为一种自觉的移入和移接。这种移接由战争催生，并因之而始终以兵事为中心，但由此演为“制器”，其直接引来和持续引来的，却是中国社会里从未有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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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1863），容闳在安庆对曾国藩说：“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2]这些话讲得很恢宏阔大，而真能打动曾国藩的，则是他写入了日记之中的“制器之器”。[3]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在一封信中对奕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4]随后奕作奏折申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皆循之以为理路。[5]其间的目力所注，都是西方世界里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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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立论和判断相关联的，无疑是安庆内军械所与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正在开始的事业。然而，西方世界里的机器以及由机器支配的生产方式本与产业革命相为因果，同这些东西连在一起的，是一种发生于欧西的具体历史过程。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这种历史过程，所以，西人的“制器之器”始终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相隔遥远而不在勾连之中，它们属于另一种经济形态。然则以中西之间的历史差异为反衬，容闳、曾国藩、李鸿章、奕之急于搬入“制器之器”，显然是用一种逸出常规的方式别开门洞，接纳了中国社会旧有的经济形态原本容纳不了的东西。而后，创办于同治四年（1865）的江南制造局才可能以机器为中心作成自身的构架，并随机器的扩增而步步延展，远远地超过了白手起家的安庆内军械所和规模简陋的上海洋炮局。与之相类似，同一年里苏州洋炮局北移之后变为金陵制造局，也是藉“制器之器”而一时恢张，开出了一派别成样式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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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候开始到甲午战争前后，由西方搬入的机器在中国导引了一个历史过程。当日继起于沪局和宁局之后的，还有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同治六年（1867）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创办的西安机器局，同治八年（1869）英桂创办的福建机器局，同治十年（187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行营制造局，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局，同治十三年（1874）瑞麟创办的广州机器局，光绪元年（1875）丁宝桢创办的山东机器局，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创办的四川机器局，光绪七年（1881）吴大澂创办的吉林机器局，光绪九年（1883）奕譞创办的神机营机器局，光绪九年（1883）刘秉璋创办的浙江机器局，光绪十年（1884）岑毓英创办的云南机器局，光绪十一年（1885）刘铭传创办的台湾机器局，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等。一个一个的机器局在三十多年之间连成了前后相接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里，艰难地产生和形成了中国人最早的机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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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身列于这个过程之中，并因此而直接作成了这个过程的各立局面者，则除了奕譞分属天潢贵胄和吴大澂是奉旨“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的钦使之外，都是那个时候的总督和巡抚，从而都是那个时候国家权力结构里可以以臂使指的人。这种疆吏接引机器的主导性和制宰性由湘淮军功人物开先河，而三十多年之间其前后相继而且一脉相承地用政治促生经济，又在非常明白地说明，中国人最早的机器工业是由国家权力造出来的。若以欧西的样式为范本，这当然是一种明显的异态。但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与欧西制器已有的自然历史过程相对应的，是冲击之下的回应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出于历史。当时人称为“卧薪尝胆”，称为“忍辱含垢”，称为“旦夕图之犹恐其不急也”，称为“无止境亦无尽境”。[6]说的都是一面在急着走，一面被拖着走。因此，西方世界里本应属于经济的东西，那个时候的中国却不得不用政治急迫地催生出来。而对于欧西来说是一种异态的东西，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种既定和限定之下的别无选择和不得不然。于是沿用过去已有的官办手工业的成法，由国家权力营造机器工业便成了那代人办洋务的当然取径和直接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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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机器是随枪炮轮船引入中国的，所以这一类疆吏创置的机器工业只能是以枪炮轮船为目的，同时以枪炮轮船为范围的兵工业。李鸿章曾直白地概括而言之曰：“心摹手追，固专注于军火制造。”[7]在“心摹手追”的深处，则含结着冯桂芬所说的“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怀抱和寄托。[8]在彼时身入局中的士大夫里，这是一种与“军火制造”内相系结的期望和愿想，并且是一种不折不断的期望和愿想。从东南开始的“心摹手追”因之而能够沿着这种期望和愿想伸入华北、西北、东北、华南和华中，分蘖出一个个相类似的机器制造机构，并累积地汇为时务中的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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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由此派生和组织的生产过程曾以五千多万两白银的开支和万余雇佣工人的劳动，[9]为拙于旧兵器和苦于旧兵器的中国军队提供了成千上万仿制的来福枪、林明敦枪、黎意枪、快利新枪、马梯尼枪、毛瑟枪和田鸡炮、乌理治炮、阿姆斯脱郎炮。与枪和炮一同归于“军火制造”的，还有以防海为预想的木壳明轮船、木壳暗轮船、木胁兵船、铁胁兵船、钢胁快船、铁甲兵舰、鱼雷舰、浅水舰，等等。众多的机器局用自己产出的这些东西直接地牵动兵事，从整体上助成了中国军队器物一面的新陈代谢。同时是这种由机器主导的兵工业又在以自己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殊异，并由此而成为中国经济里先起变化的部分和别成一路的部分。其间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都曾各据一方，自成典型，以各自的兴作不息而成当日规模之大。从同治中期到光绪中期，以三十年为约数，它们既在这段历史中产生，又以自己的存在和活动富有代表性地写照了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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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后来概述晚清兵工业的先后始末，说是“金陵、天津、福州、广州、汉阳诸厂次第兴举，实师上海之成规”。[10]上海能够为“诸厂”立“成规”，本在于晚清兵工业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最先是由江南制造局实现的。同治初年李鸿章办上海洋炮局先学制器，而其用心与用力则常在因陋就简的局限之中。[11]一年后丁日昌主持收购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同时“原厂所用之洋匠，计留八人，其匠目科而一名，技艺甚属精到，所有轮船、枪炮、机器，俱能如法制造”，科而（T.J.Falls）以外，还有能作设计的史蒂芬生（Stephenson），以理推度，后者的本领应当更大一些。[12]然则卖出和买入之间，中国人不仅获得了机器，而且获得了经验、技术和机器生产的程式。而后，除了已经被马格里带到苏州去的人与器之外，上海洋炮局里其余的部分便在李鸿章的提调之下和“铁厂”合为一体，于同治四年（1865）立江南制造总局。迨容闳购买的一百多台机器运回上海归入其中，使之尺寸又大了一截。于是在当日的中国，江南制造局自其发轫之初已能先成规模。随后因“中外错处，诸多不便”和“机器日增，厂地狭窄”，[13]而致局址南移高昌庙镇（高昌乡），则开始了一个不断经营建造的漫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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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允恭曾作《江南制造局论》，非常具体地列举出同治六年（1867）筑成的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船坞、库房、煤栈，以及公务厅、文案处、报销处、支应处、议价处和“中外工匠住居之室”，等等。继之而起的，还有更多因层层扩展而节节延伸的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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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设翻译馆。八年，增汽锤厂，另建枪厂；移城内广方言馆于局。十三年，立操炮学堂；又在龙华寺镇购地设黑药厂。光绪元年，改汽炉厂为铁船厂，继又改为锅炉厂；是年设枪子厂于龙华镇。二年，建火药库于松江城内。四年，改汽锤厂为炮厂。五年，复于炮厂对面购地设炮弹厂。七年，改操炮学堂为炮队营；又创设水雷厂。十六年，设炼钢厂。十八、十九两年，添栗色无烟火药两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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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甲午中日战争前夕，这些累积的铺设构筑已汇聚为十多家规模可观的工厂。与之相匹配的，是各色厂房里数以千计的机器以及被机器组织起来的两千几百名工人。[15]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这既是庞大的机器群，也是庞大的人口群，同两者连在一起而相对称的还有庞大的生产场面。因此，江南制造局久被视为兵工业里的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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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国家权力营造机器工业，则兵工业始终要以投入作支撑。当日奏议公牍里称作“用款”、“经费”、“开支”一类的东西指的都是投入。相比于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能从军饷里的“节省项下”为名目作挹彼注兹之用，显见得江南制造局已是场面太大而今时不同往日。场面大则“开支”大，以“节省项下”为手段便全然不能了事。但李鸿章初创江南制造局之日，沿用的还是这一套用惯了的办法。其间的工薪、物料、房租以及购地起屋，用款皆出自“军需项下”的“通融筹拨”。“通融筹拨”，其实都是东扯西凑而未曾有自立的名目，无异于常在暂作将就之中。以此为实例，正可以看到其时疆吏办洋务，大半都用心于先顾眼前，只要眼前做得下去，后来的事便留给后来。至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奉旨入华北剿捻，继之管江南制造局的曾国藩一面在枪炮之外尤着意于轮船，一面又深苦“通计饷需款目，一年入数较之出数甚巨”，显然是李鸿章用惯了的办法在他手里已不能再用，从而李鸿章做得下去的事他已做不下去。有此遏阻困顿，而后地方不得不伸手截取国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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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曾国藩作《奏请酌留解部之江海关洋税二成以济要需片》，“仰恳天恩俯准将洋税解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济要需”，他所打算的正是从本归户部的“江海关洋税”里取来一半。虽说其中“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以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16]但江南制造局的“用款”、“经费”和“开支”之能够有专门的来源与名目却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两年后马新贻总督两江，再奏请“江海关洋税酌留二成统归机器局用”。[17]从一成到二成，比之曾国藩所得的数目已是又进一步。在这种部款变为局用的过程里，主张和主动一直出自地方。此后这二成洋税便成为江南制造局固定的和主要的生产用费，加上不固定的专款和外省拨还的军火价款，大体上构成了一种逐年投入。但“二成”以洋税为比例，是“关税赢则二成亦从而赢”，同样地，是“关税绌则二成亦从而绌”。[18]因此这类投入常常会处在起落之中而不能有一个定数，其间赢与绌的差异曾有过六十多万两与三十多万两的悬殊。由此显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不稳定性。然而总计而论，则从同治六年（1867）到光绪二十年（1894），二成洋税提供的投入已累积地达到了一千五百多万两以上，[19]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无论横比还是竖比都不能算是小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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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投入相对应，并最终作为这种投入的目的之所在的，是江南制造局里的产出。同治年间以船坚炮利图自强，而李鸿章的感知多来自枪炮，关注也多在于枪炮，所以由李鸿章作主要创置人的江南制造局投入化为产出，自始即以枪炮和弹药居大宗。这个过程从学造英国的兵枪、马枪开始，而后学造美国枪、奥国枪、德国枪，皆自成样式与名目。若统括而总计之，这一段时间里生产的种种枪械已有五万一千二百多枝。与这些洋枪一同产出的，还有二百七十四门口径各异因此大小各异的洋炮（以及三百十一门旧式劈山炮）。在稍后的记述里，时人曾撮叙其事，标举“九磅子、四十磅子前膛快炮”、“新式全钢后膛快炮”，以及“五十二吨、四十八吨大炮”等等引为卓卓可观。其中五十二吨重的大炮用的是八百磅重的炮弹，一旦施放，则“于相去一千码远近，可击穿十九寸厚之铁甲；弹力所到，可击三十余里”。以此作摧坚及远，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无出其右。枪炮之外而又与枪炮匹配地连在一起的，还有同一个过程里不断制造和大量制造的子（枪）弹、炮弹、火药以及水雷和铜引。[20]这些东西由机器工业生产出来而最终归入军队，它们在那里应当会转化为一种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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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自强为意愿本于船坚炮利相对举，同李鸿章比，曾国藩督管江南制造局之日更相信“制造轮船，实为救时要策”。其意中的理路是“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21]所以，从朝廷手中取来的洋税便先被用来造船。而后遂有同治七年（1868）名为“恬吉”的“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22]虽然当年岁末曾国藩奉旨移督直隶，由南而北渐行渐远，但以“恬吉”一船为作始之基，则他在江南制造局留下的造船事业已获得了一种能够延续而且正在延续的起点。因此“恬吉”之后，自同治八年（1869）到光绪十一年（1885），从这里造出来的还有“操江”、“测海”、“威靖”、“海安”、“驭远”、“金瓯”、“保民”七艘轮船。这些不同的轮船在十七年之间由明轮而暗轮，由木壳而铁甲，并且载重由六百吨而二千八百吨、马力由三百九十多匹而一千九百匹，缓慢地构成了自身的进化之迹。[23]对于江南制造局而言，这种造船的过程同造枪和造炮一样，都直接地实现了兵工业的产出。然而十七年的时间最终又成为一种限度，至光绪十一年（1885）之后局中停造轮船，本与造船相关的人力和物力便转到修船一路。若以造枪造炮之不止不息为反衬，则造船的事业显然只能算是半途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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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江南制造局更集中并且更长久地造轮船的，是福州船政局。在那个时候的湘淮军功人物群里，左宗棠以其执着于“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24]的抱负而与曾国藩最相近。因此当他总督闽浙之日尤肯用心用力，化抱负为急切，同时化抱负为事功，于同治五年（1866）立福州船政局。这个过程以疆吏立船局为起原，但次年于守制之中奉诏起复，在左宗棠之后管船局的沈葆桢已以“总理船政大臣”为名目，按职分而论，已是钦差。在当日众多办洋务的机器局里，这是一种体制独异。福州船政局于“马尾山后设厂”，同江南制造局“购地七十余亩”作营造相比，“马尾山后”之筹买“民田三百二十八亩”显然是阔大了许多。[25]以此为方圆，遂得次第而起船坞、船台、锤铁厂、拉铁厂、水缸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钟表厂、打铁厂、木模厂、转锯厂、储藏所、煤栈，以及办事公所、外国匠房、英国学堂、法国学堂，等等。其时驻福州的美国领事曾称之为“最坚实和具有永久性”。后来丁日昌接手作船政大臣增铁胁厂，裴荫森接手作船政大臣增石船坞、鱼雷厂，[26]都是一路而来的延续。当局中正在建厂之日，同时局中又正在动手造船。因此，土木工程的兴作还没有收场，被名为“万年清”的第一艘轮船已于同治八年（1869）从这里下水了。此后至同治十三年（1874），络绎从这里下水的兵船和商船还有十四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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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产出十五艘轮船，其间的制作曾用法国人日意格（Giquel，Prosper Marie）和德克碑（D’Aiguebelle，Paul Alexandre Neveue）为“监工”，并由三十余名洋匠做头目，显然是在西人的主导之下。然而这个过程也助成了中国人获得知识和技术。福州船政局当初立章程，已设定“洋员及师匠人等”以五年为限，“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27]是其着眼于西洋之器，而用意尤在培育出能与“洋员及师匠人等”相埒的中国人。左宗棠执着于此，沈葆桢也执着于此。有此执着，在19世纪后期的兵工业里，闽局遂能以更多的自觉化为更多的力行，作育出学生、艺徒和工匠里成群的造船人和驾船人。[28]因此，同治十三年（1874）西洋师匠“五年期满”而止，从光绪元年（1875）开始已是中国人自己造船了。此后二十年里，福州船政局造船十九艘。除了其中的一艘商船和四艘木胁兵轮之外，都是用铁胁、铁甲和钢胁作成的军舰，比之前期产出的十五艘轮船全以木质为船身，显见得是驾而上之。若由此论及动力、长度、载重、速率，则后二十年里所造之船多力追欧西制式，其时的奏报说是“由立机而卧机、而康邦，其马力且由七百五十匹推而大至二千四百匹也”。[29]以此返视前期造船之无过二百五十匹马力，同样是后来居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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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兵船出厂之后大半移守南北海口，至光绪十三年（1887）已次第布列于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台湾，[31]加上巡弋于福建洋面者，遂一时广及沿海七省。当初左宗棠议洋务，以“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为沉痛之辞。[32]然则此日产出于闽局的“火轮兵船”布列沿海七省，同时也在示人以海岸和洋面之今时不同往昔。而其间所反照的，正是兵工业为中国海防带来的可以目睹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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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船政局以轮船为产出，与之对应的另一头，是同沪局相类似，维持这种产出的费用也以海关洋税为主要来源。比之造枪造炮，造船用钱更多，而用钱造船之后，还要用钱养船。因此闽局自始即指闽海关“按月解银五万两”为常款，通计年入六十万两，当日已是一大堆银子。后来因“经费支绌”，又以“闽省茶税项下提拔”为名义，由福建厘税局每月再提解银二万两以供养船之用。[33]按年而计，则是二十四万两。合两项总而计之，其帐面上的数目已经多过了江南制造局。然而帐面上的数目其实是一种靠不住的东西。从同治末年和光绪初年开始，闽海关的银子已常常要在时间上作拖延和数量上作减削。当日船政大臣的报销折里屡见有“欠解四个月”、“欠解十一个月”、“欠解二十一个月”、“欠解六十二个月”一类的叙述，[34]说的都是本应归于局中的经费在不断地化为乌有。洋税短缺，厘税也短缺，以致“养船项下”的核算时时会有“薪粮等款共支发银二十六万两”，而“税厘局先后仅解银一十五万余两”那样的入不敷出。而后是一任一任的船政大臣都拮据窘迫于“积欠甚巨”。[35]但与投入之减削成反比的，是作为产出的轮船在后来居上，因此产出的费用也在后来居上，这个过程本身需要越来越多的银子。由此形成的矛盾是福州船政局所不可化解的，然而这种矛盾又长久地存在于福州船政局的生产和经营之中。于是“船政常年用数，视闽海关解款为衡。解款足则工程紧而用数多，解款不足则工程缓而用数少。量入为出，不能预定情形”。[36]其间最难做到的便是规划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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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先起于东南。稍后，是同治六年（1867）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置“机器军火总局”。[37]彼时总署作奏议说其事，曾先举“苏省开设炸弹三局”以为先例，[38]无疑是华北自觉地取法东南。然而与立沪局的曾国藩、李鸿章和立闽局的左宗棠、沈葆桢比，从另一种阅历里走过来的崇厚并不能算真知兵事和兵器，其见闻见识和强毅劲悍都少得太多。因此，崇厚办机器局是就近取便，把外国的生意人当成兵器专家，始终仰仗兼做丹麦领事的英商密妥士（Meadows，John Armstrong Taylor）。在他管局事的年份里，曾先在“城南海光寺”建铸造厂，称西局；又在“城东十八里贾家沽道地方”建火药厂，称东局。[39]其间西局的机器购自上海、香港的洋行，而以“修造枪炮并仿制炸子、开花炮”为主旨；东局的机器从外国买来，皆用作“造火药”和“铜帽”。[40]按当时所设想，津局“机器军火”的重心应是在东局。[41]但时至同治九年（1870）“局务一律告成”，除了西局造过的十几尊铜炮之外，东局的火药还在尚未出产之中，而西局“支用”掉的银子累计已有四十八万三千九百多两。比之福州船政局用于购机器、筑船坞、造厂房、支薪工的四十七万两，[42]显然不相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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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李鸿章调直隶总督兼作钦差大臣筦洋务海防，遂在崇厚之后接办天津机器局。他比崇厚要内行，而且多了一重疆吏的色彩和湘淮军功人物的色彩。原本崇厚委为“总办其事”的密妥士经李鸿章换了一种眼光去看，便具见“于机器未甚精核”而终致“因病撤差”。[43]与此同时，是天津机器局已在“局务一律告成”之后再作更张兴作而成其节节伸展，一路里新建“铸铁、熟铁、锯木等厂”，并“添购西洋药碾三分”和“各式机器十余具”，至同治十三年（1874），在崇厚留下的一座“碾药厂”之外，又多造了三座同样的工厂。与之相匹配，还有“新机器房”和三座“洋式”火药库。[44]此后继起的“洋枪厂”、“枪子厂”、“电气水雷局”、“提磺厂”、“淋硝新厂”、“炼钢厂”以及“水雷、水师、电报各学堂”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都在使天津机器局的门面越来越大。[45]作为对应，是耗费的银子和拨入的银子也越来越多。崇厚办津局之日，本由津海关和东海关划来四成洋税为“专款”，到李鸿章接手后这四成洋税已不够用，而后是先增两关所收招商局局税四成；再增边防饷下月济银一万两；又增“海军衙门拨给沪关洋药厘金”，另外还有“添造栗药钢弹经费”、“添购栗药机器经费”以及时有时无的“各省划还军火等价银”等等不属常款之内的解入。依年而计，大半都在三十五万两以上，最多的一年曾到过六十七万两。[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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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李鸿章称天津机器局为“北洋水陆各军取给之源”[47]，在同时的各色机器局里，津局便有了一种独得的地域优势，随后是这种地域优势很容易转化为比别人更得便利的财政优势。北洋的水陆各军把天津机器局当成“取给之源”，但与沪局注重制械、闽局专门造船比，津局的产出则始终是弹药居大宗。李鸿章作《机器局奏销折》，曾具体列举光绪八年（1882）局中“制成军火”之数，其大要为火药六十八万零九百多磅、铜帽二千八百多万颗、枪子三百六十六万五千颗、炮弹九千多个、铜引八千三百多个，等等。除了个别年份造过不多的枪支，其他年份造过数十计和数百计的水雷之外，天津机器局常年的产品种类和产量数目都与此相差并不太多。[48]若就机器工业所内含的技术程度而言，显然是津局不逮沪局和闽局。但在19世纪后期，津局的产出又在年复一年地维持着北方大片土地上的中国军队：“除供本省（直隶）淮练各军、轮炮各船外，如吉林、奉天、热河、察哈尔及江南分防水陆淮军，皆按时拨济；其河南等省需用火药、铜帽，亦向津局取给。”[49]这些地方要的是源源不断，而天津机器局正承担和提供了源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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