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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中外贸易和中国经济被牵入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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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西方世界把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当成“通商”战争，[1]又在咸丰年间的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对《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作极意引申，着力于“把整个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通商口岸来开放”。[2]在他们的眼里和心中，战争与条约显然是由商业和市场来释意义与立指归的。因此，随后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多年历史里，被称作“通商”的中外贸易便由五口而十四口，由十四口而十九口，由十九口而二十三口，由二十三口而二十五口，[3]沿着条约拓开的空间一路远伸，一路蔓延，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卷入了这种原本被阻隔在他们生业和知识之外的经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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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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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贸易的本义在于商品的输入和输出，以及由此而实现的交换。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输入的商品和输出的商品都是一头连着一种经济形态，一头连着另一种经济形态，而两者之间的不可比类和不相对等，则使据有强势的西人对中国的贸易过程，同时又会是改组和重组传统的中国市场的过程。在五口通商的十多年里，中外贸易的重心由广州向北移到了上海。比之曾经久被外国商人痛恶的广州“公行的垄断制度”，[4]上海已经以其华洋之间的自由贸易而别成一种典型。王韬说是“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5]在这种觌面相接的市场里，与个体的西方商人作交易的应当都是个体的中国商人。西人以自由贸易为神圣，然而当公行制度变为自由贸易之后，“则所谓自由或直接贸易者，其间亦确有种种根本上之困难”。[6]当日一个在华做生意的外国人曾说，“在两年或者最多三年之内，我希望赚一笔钱，然后走开。以后，上海被水淹了，被火烧了，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7]这些话有代表性地说出了商人以逐利为至上的本相。而逐利的短时性和短视性，又决定了这些人多半不会具有传教士那样为“中华归主”而孜孜学习中国语言、方言和文字的热忱，因此他们同中国人往来贸易，其间的多数却始终听不懂中国人说的话。而后是“言语之不通，即为困难之第一端”。[8]在这种“第一端”之外，使西方的生意人为之目眩而不能对付的，还有用作交易的度量衡常常是一个地方不同于另一个地方，被当作货币的银子大半是这一块的成色不同于另一块，以及信用不一的金融票据，各有脉路的地方市场，素不相识的交易对手，等等。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头，则是中国人“与各夷语言不通，气味各异，向不与夷商对手交易”。这些都是土生的物事以自己的天然模样化成了通商的窒碍。而身在这些土生和自生的窒碍之中作自由贸易，曾经使得远渡重洋到中国来的买茶叶的外国商人找不到“谁是茶叶的所有者”。[9]与已被摧毁的公行制度相比，这是个更加分散，更加多样，更加复杂，从而更加陌生而难以确定的市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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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行制度变为自由贸易，结果是摧毁了公行制度的西方人不得不自己去寻找和借用出自本土的商业中介人。王韬笔下的“惟凭通事一言”，说的正是这种愿意帮外国商人做生意的中国人，把他们与外国人联系起来的是佣金。由于这些人常常要寻觅买主与货源，为西人出货和进货，所以在时人的记述中“通事”又多被称作“掮客”。其间为洋行长久雇用，并能代东家经营生意的人物，则总名之曰“买办”。在西人的眼中，买办已是可以“寄以腹心，视同臂指”的局内人，凡“与中国市场有关涉者，即得总揽其处理之权”。[10]然则通事、掮客、买办虽名目各异，而依其渊源与来路分属性，显然都应统归于中外贸易的过程里派生出来的同一个社会群类，因之而是一种新的社会群类。他们是王化之内的中国人，但作为一个社会群类，其产生和存在，从而其归趋、职业和利益却始终系结在外国人那一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别样面目，因此时当中西交逢之初，这样的人常常被中国社会里的多数看成异类，而尤其为士林中人所不喜欢。李鸿章初入苏南之际，曾在奏章里蔑乎视之地论说这个群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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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逋逃薮；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学，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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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日从事中外贸易的各色人等作比照，他所说的“通事”其实已一并统括了买办。[12]李鸿章用许多文字刻画这些人“资性蠢愚，心术卑鄙”，其显然的轻而贱之，既反照了这些人物在彼时的群体模样多不安分和不中看，也反照了彼时士大夫惯以德性之见的眼光作观察，尤见其异色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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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人既随西人之所到而生，又随中外间交易而长，就历史因果而言，他们的蘖生和增长都是由通商促成并在通商中实现的。在这个过程里，被称作“通事”、“掮客”、“买办”的职业群类成了最先与西方人合作，并因之而最先附着于另一种经济形态的中国人。然而，这又是一个发生在个人的“资性”和“心术”之外，从而不能用“资性”和“心术”作解释的过程。因此，比他们的德性之疵更深地体现了历史嬗蜕的，应当是他们“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的前所未有。二千多年来中国人久以四民分人口，从而人口都在各自的归类之中，以此反照这些人的不可用四民作类比，则其陌路歧出的种种样态，正显示了他们是戳破了传统经济结构而从窟窿里伸出来的。所以这些人的成群出现和不断出现，已非常具体地说明，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西通商不仅是一种输入和输出的交易，而且是一种外来经济关系对于本土经济关系的撕裂。通商成为撕裂，则土生物事的天然模样及其原本的相互关系便不能不变，而后是“通事”、“掮客”、“买办”之外，传统经济结构里与中外贸易相关联的部分也不得不跟着走。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贸易牵连金融，钱庄因卷入其中而节节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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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事”、“掮客”、“买办”之因西人而“别成一业”的派生和附生相比较，钱庄是在中国人的历史中形成并按中国人的方式形成的东西。自18世纪以来，因其娴于操作商业资本的流通而致“百货交易，惟凭汇划钱庄票”，[13]其时已被看作“阛阓挹注，裒益所由出，百业之据杖也”[14]。所以，当带着洋货的西方人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便一定会面对这种为生意往来作资金流通的“百业之据杖”，而不能不与之发生联系。就一面而言之，19世纪的中国市场是一个以信用相维系的市场，其间的“百货交易，惟凭汇划钱庄票”，说的正是钱庄能够在不相熟识的交易双方之间提供足够的商业信用，并且以自己的信用为庄票持有人的信用作担保，是以“若票非汇划庄所出，生客买货竟难作用也”[15]。虽说初入中土的外国商人“与中国钱庄银号或中国商人打交道”之日，曾把这种交易方式称作“西方人完全不明了的办法”，[16]但时当陌生的西方人应对陌生的中国人之际，却只有庄票才能向西方人证明中国人的信用，又只有庄票才能向中国人证明西方人的信用。这种由市场本身所做的一遍一遍的示范，会使“不明了”的东西很快地变作可以明了的东西，随后是外国商人出货时收受庄票和进货时支付庄票都成了中外贸易里的常态。同治初年，一家洋行在《北华捷报》上作广告，说是愿意接受“任何一家本地钱庄的庄票，或任何其他合格票据”[17]，显然是本来由中国人使用的庄票已经为外国人所惯用和乐用。在这种接受和被接受的过程里，形成于历史中的钱庄与正在发生的中外贸易便被紧紧地牵结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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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者相牵结，洋行里的买办便很容易沿着他们熟知的路径纷纷走入原本自成一路的“钱业”之中，一个一个地成为兼营商业资本操作的人。其间，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先后合股于敦茂钱庄、协记钱庄、崇德钱庄，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则以其一次“投资于三家钱庄”驾而上之，另一个叫严兰卿的敦信洋行买办在上海、苏州、木渎、常熟开钱庄七八家，以数目论多寡，是又胜了一筹。[18]而汉口开埠之后不过数年，当时的西报已在感叹“洋行买办在本地银号中”所拥有的“广泛的权益”，[19]其统而论之所涵盖的，显然不止是个体。若由这些人朝前追溯，应当还有宁波买办杨坊开设的泰记钱庄。在当日的中国，这些都是引人注目的趋向，而作为直接的对应，是同时的钱庄中人也在岌岌乎入行于中外贸易的买进和卖出之中。世营钱业的镇海方家五口通商之前已在上海开设钱庄，后来以钱业中人兼作华洋贸易，一面收购土丝、绿茶“卖与百利洋行交换进口花色洋布”，一面将洋布“自用夹板船运至汉口出售”。[20]以此相度，进出之间的规模都不会太小。比镇海方家气象更阔大并因之而更富有典型性的，是同光年间手眼通天并且长袖善舞的胡光镛。当时的记载说他“藉官款周转”起家经营钱业，名下有“上海阜康银号、阜康雪记钱庄，杭州阜康银号、泰来钱庄，宁波通裕银号、通泉钱庄，福州裕成银号，汉口乾裕银号，北京阜康福记银号”，等等，已在这一行里独步一时。之后涉入对外贸易，又“以丝业为巨擘，专营出口”，风云开阖之日，一时顾盼自雄。[21]其操纵丝业的一派声势背后，当然有着钱庄和银号提供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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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买办办钱庄和钱庄做贸易的事虽各成一端，而其一见再见于那个时候的中国，则都是在促使中国市场的商业资本顺着西方人的卖出和买入作流动。然则对于洋货的销售和土货的收购而言，钱庄都成了一种可资借用的传统网路。因此，19世纪后期钱庄在空间上的延展便多半是以中外贸易的路径为路径，从一个口岸伸向另一个口岸，[22]而在西方人的眼里，便是买卖所到之处，“一切交易都是通过这些钱庄的媒介作用而进行的”。[23]他们所说的“媒介作用”，显然是要用足够的商业资本来作支撑的。但就另一面而言之，产生于传统市场关系里的钱庄常以短期信用作周转，手里并不握有太多的商业资本。光绪年间上海《申报》曾估算钱庄自有的本金，说是“至多无过五万，少则二万余”。[24]显见得钱业虽然为百业所仰仗，若以单个的钱庄作比较则不能算是财力厚富。然而时当中外贸易节节扩张之日，市场的流通速度和流通数量都在发生变化。时人以丝业和茶业为例说：“华商之业丝茶者，有资本一万，断不肯仅作万金之贸易，往往挪移庄款，甘认拆息，为长袖善舞之计，有借至数倍者，有借至十倍者，全赖市面流通支持贸易”。这一类“以万金之本，而负数万之息”[25]的经营方式既是“全赖市面流通支持贸易”，则“借至数倍者”和“借至十倍者”都会成为钱庄的生意。而后是本金有限的钱庄随之而越出旧日范围，常常“招揽往来户头百十，所放之帐辄盈数十万”，出手更大一点的，竟可“多至数百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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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笔放帐的同时，是放帐与收款之间的周期在延长，[27]比之短期信用，延长了的周期当然要用更多的银子来作维持。在这种商业资本的流来流去之中，单个的钱庄能够以“至多不过五万”的财力来调度“数十万”和“数百万”出款，靠的是同业拆借，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资本市场里，则主要靠外国银行的拆借。后人叙述19世纪中国的金融史，曾概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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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票即外商银行对钱庄之信用放款，盛行于清季。英文称Choploan，通常2日一结，银行有需要时，随时可以要求归还。利息按银拆计算，拆进钱庄只须出一庄票存于拆款银行作为担保，不必另交押品。当时钱庄流动资本，大部取给于外商银行之拆票，外商银行之剩余资金，亦常以此为尾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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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办的银行自道光年间已随中外贸易而进入了中国，但用“拆票”方式给钱庄“放款”则在二十多年之后。[29]就银行之权子母以操奇赢而言，存款用作贷放应是本义和本业，然而外国人在中国办银行，是存款日多一日同时又苦于不能深知本土商界和商人的底细。而比之一个一个个体之信用难于猜度，钱庄是一种已立信用且可以近观辨察的机构，因此“拆票”便自然地成了他们在中国用作贷放的独特样式。据《申报》的记述说，彼时银行对于钱庄的拆借，在七十年代大约是三百万两，到九十年代初已至七八百万两，[30]当日都是足以支配市场的“巨数”。这个过程里的商人、钱庄和银行都在随中外贸易的扩张而各自孜孜逐利，其间一个环节与一个环节的连接并不能算作预设的结果。但由此形成的“推动国内贸易，以利洋货之畅销”，却一定会同时导致外商银行在其大量的放贷化作独面的优势和强势，而“使钱庄为其附庸”。[31]专门从事“阛阓挹注”的钱庄在“拆票”构成的主从关系里降作银行的“附庸”，而后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因外来银行的资金流入而不能不变得今时不同往昔。光绪四年（1878）的《申报》曾总论“今年银根紧于常年”，已说是“因外商银行收缩放款200万两巨数之故”，迨“银根”紧于“常年”，遂致“各银庄为坏帐所累”。[32]在这种收缩里，中国人最抵挡不住的是外商银行“平日放出在外押款借款共有300余万，而在数日之间必要一齐收起，以致贸易场中实难措手”。[33]于是，金融随外商银行的伸缩而动荡，贸易也随外商银行的伸缩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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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光绪八年末（1883初）上海发生“倒帐风潮”，一个月之内便弄得“二十余家”商号“先后倒闭”，半数钱庄“停业清理”。然后一路席卷一路牵连，“巨家如胡雪岩、刘云记、金蕴青，皆相继坏事，其余号商店铺接踵倾倒不知凡几”。身历此劫的徐润曾因地产生意而一人连累二十二家钱庄，事后追叙，叹为“非常之祸”，[34]其间的动荡显然更剧烈。若就前后的事由作推论，彼时“中法构兵”对市面造成的震动无疑是一种直接的导因。[35]但由此引发钱庄拖倒百业，百业拖倒钱庄，并且从上海远远地波及到其他口岸和城市，以至万水千山之外的北京也跟着“九城钱铺闲歇者不下百家，街市萧条”[36]，却是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事。所以次年《字林沪报》追论此中因果，已能深入一层：“上海钱业之盛，盛于票号，银行放银于庄，而不知衰病实中于是。”其着眼处在于变化中的金融关系已如同编织罗网。由“放银”得来的资金在钱庄手里会顺次化为“放帐”，而后是“号商店铺”之类都不能不因之而被串入上下左右的层层勾连之中。这个过程能使资金从近处流向远处而“市面为之大廓”[37]，同时也在使银子流到的地方又成为牵连所到的地方。报章议论之指为“衰病实中于是”，说的正是这种一时催长的市面“大廓”太过依赖“放银于庄”，而经不起一点摇撼。因此，当日“中法构兵”致“警报轰传，人心摇动”[38]，票号“将放出市面之银百数十万一齐收回，闭不再放”，同时是“借放钱庄”的“外国资本”回身“撤出”，带走了市场里的“二百万两”。以数目作比较，显然是后者抽掉的资金更多。[39]而当放出来的银子被收回去了之后，借助于这些银子建立起来的勾连和牵连却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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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突然缺钱的市场里，一种行业与另一种行业之间，以及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之间的“相继坏事”和“接踵倾倒”，便成了人力所没有办法阻断的灾难。这种弥漫八方的动荡在事后的历史记述中被称作“金融危机”，但对19世纪后期钱业和百业里的中国人来说，则是惊愕和恐慌，是因“外国资本”的介入而带进来的一种不能识得的东西。而动荡之能够弥漫八方和钱庄之一路传导动荡，同时又醒目地反映了“外国资本”与钱庄间的连结已在不可解脱和不可截断之中。后来的岁月里，过度倚重官款的票号由于时移势迁而日趋式微，外商银行放出的大量贷款便以其提供的流通和造成的动荡拥有了更多的支配力。而一头已经介入了中国市场的外商银行始终在另一头连接着西方世界的经济市场。而后是庄票、支票、汇票、钞票、洋厘、日拆以及股票、公债、外汇牌价等等旧名目和新名目构成的种种金融往来和金融关系里，产出于本土经济结构之内的钱庄不能不因之而无复本来面目，变得与过去越来越不相同。晚清中国人叙述其间的变化，曾极端言之，譬为“相率入牢笼之内”。[40]“牢笼”所指，应当是身在支配之下的不得不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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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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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通资本的钱庄相比，中外贸易的纠葛更多地发生在流通商品的过程里。五口通商之初，西方人进入中国的口岸市场，同时是进入了一种既有的和久有的商业秩序之中。当日管夷务的耆英说各处“码头”皆“一货有一货之公所”，行商坐贾自为经纪，[41]正是指这种以行业分类别又以行业相聚合的井井有条。由此形成的种种行会“畛域各自分明”而彼此相邻相安，而后是每个地方的贸易都以“皆有定规”为维持长远的通则和常态。[42]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这些既有的东西和久有的东西本是应有的东西和必有的东西，但“畛域”与“定规”都立足于限定以成其各有范围，并因之而与自由贸易不能同归于一路之内，所以用西方人的规矩衡量中国人的秩序，便常常会感到已被摧除的广州公行制度依然延续于行会的特性和精神之中。[43]而后是中西商人在这种各有规矩而不相一致里的交易往来，曾演为不同规矩的相互扞格和颉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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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的典型，是光绪九年（1883）发生在汉口的中外商人因衡器起争执，致“外国茶商”一时“停止购茶”，又因外国茶商停止购茶而致当地的“茶叶行会”禁止与外国商界交易—茶叶入市，不允许任何茶商将茶叶售予异国商人。两面各以自己的规矩为规矩，而颉颃的结果，是“所有的茶叶交易中止了”。[44]在这个故事里，中国人的茶叶行会是用一种极端的办法作手段来守护自己的行业利益。但时当中西通商而洋人能够“出没纵横”，则极端的办法又是一种时间上不可持久和空间上非常有限的办法。左宗棠总督闽浙之日曾以福建茶业为题目作奏论，已说是“闽省产茶”，行销“又以外洋商贩为大宗”。而“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故闽茶专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茶”。[45]至曾国荃总督两江，又举安徽茶业为题目，由“皖茶独销外洋”说到“种种受制洋人，以致十商九困”，[46]言次咨嗟。这两段话前后相隔了19年，沿海的“闽省”和沿江的“皖省”又因其分属不同的地域而在空间上隔成两头，但与西人作贸易，显然都是同在受摆布的境地之中。与汉口比，“闽省”和“皖省”更大。因此，“闽茶专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茶”，以及“皖茶独销外洋”与“种种受制洋人”之相为因果，应当更能写照当日中外贸易里的普遍性。在这种普遍性面前，以地方市场为范围的同业行会只能算是一隅里的东西，其间之不相对称是灼然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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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相对称，彼时洋人常用“雇人分赴产茶各省地方”的方式作收买“採办”，遂以其臂力远伸，一越而过行会中的“畛域”和“定规”，于是立范围以作限制的“畛域”和“定规”都成了限制不住洋商的东西。茶叶之外，同属一个路数的还有“外国的购货商”自行向“生产者购买大豆和豆饼”、“外国商人派遣中国代理人”到内地收买“骆驼皮、山羊皮”和“草辫”、上海洋行收丝的“外籍代表”带了“买办和帐房”深入产地“收买和监督煮茧烘茧”，以及“外国的售货商”与“内地商贩发生直接接触”，[47]等等。比之借助于中间商的“採办”，后一种场合则已经是外国人更直接地走入了中国市场的内里和深处了。这一类生意既已越过了行会，便一定不会以行会的旧法为范本，但这一类生意又能引动“商贩争趋”，[48]并因之而在那个时候的贸易中别开一种反客为主的局面。西人指述这个过程，统括之曰“主动必须在我们这方面”。作为对比，是中国人指述这个过程，称之为“仰洋商之鼻息”。[49]然则两相映衬，正说明中外贸易的实际过程注定会在外国商人的催动下导致中国市场结构的变化，从而注定会打破由行会构筑起来的商业秩序。光绪年间口岸城市的行会曾有“任命一个外国律师”的“特别的规定”，用来对付“外国商人无视商律，狡猾地曲解商律以适合他们自己的意图”。[50]在这个事实里，与“无视商律”相对应的，正是原本的井然有序正在变得没有法度。因此，虽说“特别的规定”仍然意在颉颃，但用“外国律师”对付“外国商人”，则显见得行会自身也已在变化之中而不能继续沿用老规矩来守门户了，以程度而论，其间的变化应当更具深刻性。后来人论述行会的这段历史，归结为“当新资本制度之下”，亦不得不“渐缩其能力矣”。[51]而在“渐缩”所到的范围里，旧日的商业关系、商业法则、商业样式，从而商业秩序都会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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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贸易改变了中国人从历史中延续下来的商业秩序；然而，这种既有的商业秩序又总是同既有的贸易网路和贸易渠道串结在一起的。有网路和渠道，而后有真实的经济连系和商品流通。所以，外国商人虽因自由贸易而不喜欢一货有一货之公所和一业有一业之公所，但他们的生意由口岸进入产地和内地，却不能不借用一货和一业在长久经营中已经形成的空间路径和人际路径。同治年间夏燮作《中西纪事》，曾概述庚申之变以后的外国生意人和中国生意人，说是“一自通商畅行，出入自便。此后夷人入内地，即藉华商为导虎之伥”。[52]他所说的“华商”应当不仅仅指“通事”而为“买办”者。而比“夷人”为“虎”，“华商”为“伥”，显然是身在此情此景之中的意不能平。然而，他所说的远来之“夷人”须由识途的“华商”“导”而后入，则一面直观地写出了西人通商，从一开始便在寻找市场之间已经形成的商路；一面又直观地写出了这个过程里的华洋合作和共同趋利。在当日的中外贸易里，前一面与后一面是一种相为表里。时人说咸同之交，已有西人由“华商导之”径往“安徽之屯溪、江西之河口、义宁州等处”。[53]同时的湖南岳阳，则有“茶贩多系大商，现又多领洋人本钱”。[54]在产丝的浙江南浔，是“庚申以来，洋商丝市甚盛，众商贪利争趋之”。[55]以这种“洋商”和“众商”的趋近往来为起点，日后湖州的丝商杨涵斋遂能既执上海丝业公所的牛耳，又“同时被两家洋行聘为买办”。[56]他以自己的一人一身串连于华洋之间，提供了一个行会里的大佬为西人作奔走的具体实例。若以其身背后正在发生的“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57]作反衬，则他两面游走的自由和自如，无疑要比“华商导之”和“茶贩”之“多领洋人本钱”牵连更广，并因之而更富典型性地说明了西人介入本土贸易网路与贸易渠道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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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人之介入本土的贸易网路和贸易渠道，同时又在把自己的物事和自己的影响沿着这些现成的路径送得很远，随后是所到之处的次第变异。一则记载叙述“长沙苏广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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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该业营业范围甚广，所经营者不过北京江苏广东上海之各种土产。嗣以五口通商，洋货输入，西洋广竞占于该业市场矣。故该业店铺之称呼，初为京广杂货铺，嗣称为广货铺，复曰洋货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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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京广杂货铺”变作“洋货号”，是一个旧有的行业在这个过程里发生了蜕变。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上海的“京货店”和“广货店”。洋布初入沪地，于百业之中无可附着，最先是与“京货”与“广货”放在一起，跟着它们行之已久的熟门熟路在市场中作流通的。是以彼时广货店卖“棉织洋布”，所用的“包装招牌纸”上无不印有“粤庄督造”字样，循名责实，自然不可思议。但也正是借助于“京货”与“广货”的提挈，这种原本不为人深知的东西才能够进入中国人的日常消费之中，并且由近致远。迨其销路日广而后自己立门户，则昔日的“京货店”和“广货店”里便派生出了用“清洋布店”为名目的另一种生意。[59]依中国人的“百业”相衡量，这种以洋布为来源和出路的生意显然在“百业”之外。然而当其由派生而自立，这种以附着为起点的生意又在积久中积大，为本土的市场新添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的棉（洋）布行业。由此所生成的“洋布公所”协和同业而调度一行，显然是与“百业”里的行会相匹配的东西。[60]在后来的历史里，洋布使土布“相形见绌”，众多的土布店虽然自有渊源，而久苦窘迫之后，也不得不从而效之，“摈弃土布改业洋布”。[61]以事论事，是新行业淹掉了旧行业。与“长沙苏广业”之内里的蜕变相比，上海“京货店”和“广货店”的这种一行派生出另一行应当算是另成一类。但推其因果，则两者都出自同一个源头：它们被通商的西方人当作网路和渠道借用，又在借用的过程里被进出的洋货改变了本来的模样，随后是旧行业的嬗递和新行业的产生。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五金、西药、染料、“洋纸”、“火水（煤油）”等等之各成一业，以及海关报告里所描述的“洋货店的数目正在一年年地增加”，[62]显示的全是同一种趋势。这种“一年年地增加”从一个地方伸展到另一个地方，累进地形成了时人眼中见到的“通都大邑洋货之店，固已鳞次栉比；即在乡僻之区，亦必有零星数家，销售杂用之物”[63]的四通八达。显见得“大邑”和“乡僻”之间由洋货贯穿起来的脉络都是以口岸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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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洋货之流入互相对映的，是“泰西诸国互市上海，湖丝出口益伙”，“洋商续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64]以及“四川、河南、湖北、山西和其他内地省份”产出的牛皮“经水道运至广州”，蒙古产出的驼毛“经过张家口和通州”运到天津，四川、陕西、河南、贵州、湖南产出的烟叶运到汉口，“华北输出豆类”运到牛庄，等等。[65]土货顺着同样的渠道在向外流出去。而其所到之处，大地方和小地方之间由丝、茶、皮毛、烟叶、豆类贯穿起来的脉络，显见得也都是以口岸为中心的。这种洋货流入与土货流出的商业脉络出自沿用和移用，大半是藉中国市场既有的空间路径和人际路径编织而成的。但当其一经自成格局而别开生面，则既有的空间路径和人际路径便已被牵进通商口岸的笼罩和支配之中，成了随之转移起落的东西。中外贸易的过程抉破了产生和延续于本土市场的商业秩序，同时是中外贸易的过程又在把通商口岸造成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的集散地，集散之所在，正是物利之所归。由于每一个口岸的集和散都以周边的地域为来路和去路，所以口岸是辐射周边的东西。在辐射与被辐射之间产生的绾接和制约，与西人独有的条约利权粘连在一起，历史地构成了当日贸易中的另外一种秩序。其间的上海、广州、天津、烟台、牛庄、汉口都曾是以一口牵动四边的引人注目者。而后，口岸的数目随条约的增加而越来越多，同时是洋行的数目随口岸的增加而越来越多，这种后起的秩序便会在空间上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扩张到另一个地方。丛集口岸的西方商人因之而久据于贸易中的上风，并常得控驭远近之势，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本在一种秩序里的中国商人置身于另一种秩序，不能不因时而变，日渐失落其原有的自立和自主。由此形成的轻重不等而致单面倾陂遂成了19世纪后期中外贸易里的惯性和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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