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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越南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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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并因这种空间上的相邻而在二千多年的岁月里长久地认同和汇融于中国文化。19世纪中叶之前的五百来年之中，越南始终奉中国为“上国”，而自居于“备列屏藩”和“豫立职方”。[1]其一代一代的国君前后相继，在纳贡进表的漫长岁月里维持了同中国之间漫长的宗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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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后期开始，传教的葡萄牙人由柬埔寨进入越南，在他们后面跟着而来的是传教的法国人和通商的法国人。至17世纪中期以后，则法国传教士与葡萄牙传教士之间的对比已在此长彼消之中。其间越南的官方和民间虽然几度排教，却拗不断已经锲入的西教和随同西教一起进来的法国人。迨18世纪七十年代越南大乱，据有河内的黎氏王室和据有顺化的阮氏王室交斗，传教的法国人曾被其中的一方借重而卷进这场动荡，并由此而成了當日越南政局中的介入者。与此相近的时间里，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商业活动为英国人所扼，并因之导致了公司的解散。当时的舆论说是“今日幸免于英吉利之觊觎者，仅印度支那耳。然孰敢信英吉利人之终不蓄意此地，若英人之下决心先于法人，则法人惟有永远被排斥而已”。[2]所以，英国人的势力还没有到达的越南便成为法国人退出印度之后着力进取，以期与英国相颉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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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里，传教士、商人、航行远东的船长以及卷入过越南内战和内政的法国人都曾比他们的政府更主动和更急切。[3]至19世纪前期和中期，越南的三朝国君先后相承数十年，皆放手排外杀传教士。而作为一种直接的对比，则是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经营殖民地的意愿，以及法国政府在东方为天主教护法的意愿都已越来越炽盛。随之而来的，是前者的大规模排外一定会面对后者的大规模暴力。因此时当中国的咸丰一朝，法国政府在六年之间三度对越南动武（其中一次与西班牙联手），其远来的军舰、步兵、炮兵一路攻城略地，使南圻六省大半都在兵火笼罩之下。到同治元年（1862），越南政府在屡战屡败之后已不得不向法国乞和，并不得不按战胜者的意志立条约，割南圻三省归法国所有；允开北圻港口以及湄公河通航，等等。之后越南曾借助于策动地方骚乱以谋收回失地，而法国一方则在敉平骚乱的过程里乘胜拓展，积五年之久，遂尽有南圻六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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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尽有南圻，而其贸易利益却寄托于沿湄公河上溯中国西南的商路。但同治五年（1866）至同治七年（1868）法人实地探路二十多个月，而后知道从柬埔寨流到南圻的湄公河，上游原本并不利于航行；更容易和更直接地接入“中国中境”，而能得其“土产饶腴”[4]的水路，其实是穿越北圻的红河。于是已得南圻的法国便不会以南圻为知足，而最先越出条约范围，用红河为商路往来于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则是惯以逐利之心抉破法度的商人。这种取道红河的生意先起于军火和铜锡，随后因云南盐价高过越南，又孜孜谋运越南之盐入云南。然而当日越南以盐税为官家之大利，并因之而不得不倾力守护。由此引起的冲突成为法越之间的事端，正在向北窥望而不肯以南圻为知足的法国人遂在同治十二年（1873）趁时而动，借事端为题目从南圻出兵北圻，先后攻取河内、海阳、宁平、南定，并同当年源出于广西天地会，而此日已在久踞桂越边境的过程中土匪化了的黄旗军勾连呼应，“谋占全越”，[5]致一时兵火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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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时间里，为兵火所困的越南政府则岌岌乎招用驻屯于滇越边境的黑旗军。就其历史渊源而言，黑旗军与黄旗军一样同属广西天地会的余脉，但移入越南之后，其统领刘永福便已自成一路。时人概而论之，说其“据保胜，收税养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畔；越南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而刘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6]他在越南自觉地居于一种客位，以守境为自足和自立。保胜地沿红河，法国人通航兴兵以来所造成的地方骚乱都发生在刘永福的近旁和四周，震荡所及，遂不能不引发其深深的痛恶，而彼时为法国人所用的黄旗头目尤与刘永福久相仇雠。是以时当法越交战，黑旗军受召即起，助越抗法，从保胜翻山越岭疾趋河内。随后在河内城外大败法军，并杀其扩张之心最炽烈的主将安邺（Garnier，Marie Joseph Francois），恣睢多时的法国人遂因之受重创。当日法越交战，而枪炮之外，同时双方又在各自派代表与对方在桌面上互争长短，维持了一种未曾中断的交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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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法国一方既受重挫，北圻的局面因安邺之死而大变。之后，对于普法战争刚刚过去三年的政府来说，用增兵的办法在远东维持一场战争显然不是上选。因此河内一战之后，这种未曾中断过的交涉便成了法国人为交战作了局，并沿着与交战同样的目的，向已被兵火烧得焦头烂额的越南索利权的手段。时至同治十三年（1874）法国退出河内，而后在同一年的法越交涉里形成了被简称为《西贡（柴棍）条约》的《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其要目为：一、法国承认越南“对一切他国之完全独立”；二、法国代为越南敉平内乱外患；三、越南在外交政策上与法国一致；四、越南对法国开放红河航行并开河内等口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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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条款作构架套住越南，法国人的预想显然在于割断越南与中国之间久有的关系和既定的关系，同时按西方的观念和样式把越南当成自己的保护国。在后一层意思里，又有着对于正在经营缅甸的英国人的提防。而由这种构架延伸，则是从越南向北扩张，沿红河“上驶至华界内该河所经各地”。[9]因此，次年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作照会，以法越《西贡条约》通知总署，并力请开云南一口通商。当日总署正困于中英滇案，腾不出手来应付法国人在越南的另造构架和步步进逼，但其回复法国公使的照会则断然拒绝在滇境开口岸通商；同时申明越南“自昔为中国藩属”。[10]就文字达意而言，已是说得明明白白。然而彼时法国使馆的译人太过鄙陋懵懂，以至于将总署照会里“自昔为中国藩属”一语经转译之后一变而为“昔之外藩”，对应的法文，遂由“elle est depuis longtemps”变作了“elle a été tributaire de la Chine”。信以为真的罗淑亚据之报告巴黎，说是“恭亲王仅陈述过去情境中之藩属关系，此无异默认新创之情况”，[11]显见得全属自说自话。这种自说自话虽然出自译人下笔的懵懂，然而一经形成，便一定会影响法国人后来的思维、推理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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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始即不肯认可法越《西贡条约》；在随后的几年里，与法国签约的越南也并没有把这个条约真当成一种套住自己的东西，而更愿意仍以旧时轨辙为熟路。当日北圻多聚众割据的武装，其中最大的一股绵延起落十来年，至同治末期已据有二百多州邑。[12]由此形成的无疑已是一种长久的祸患和难以扑灭的祸患。当越南政府对付不了这种祸患之日，便常常要吁请上国出兵相助，而后是越南的事便变成了中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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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录》记述光绪元年（1875）史事，曾撮叙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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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越南逆匪黄崇英纠众倡乱，势甚猖獗。越南国王阮福时乞援中朝，法人亦有愿与越南会剿之议。上以藩封多事，虑扰边疆，叠谕云贵总督刘长佑等相机剿抚，是年四月间，粤西右路防军由越南保乐州进剿，攻克县府各城，会军进图黄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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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亦有愿与越南会剿之议”是从《西贡条约》里引申出来的。但越王之“乞援中朝”则说明，在越南人的心目中，是中国比法国更靠得住。这个过程里越南的“乞援”与中国帝王督责边臣“相机剿抚”都在沿用历史成例，并因之而都被当作是理所当然。其间的呼和应正反照了宗藩关系笼罩之下下国的权利和上国的义务。因此进入越南的中国军队一路剿洗，破其“各寨”和“贼巢”，而“巢内炮械铅药概交（越）南官领收，所存米粮，除酌发各营充赏外，余俱分给该国兵练及附近苗民”。等到“荡除数股巨寇并将首要各逆次第斩擒”之后，出关的军队随即“次第入关”，回到了广西境内。[13]显见得中国之出兵和班师都无涉于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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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法交战，唐景崧曾慨而言之曰：“国家为藩服（指越南）用兵二十年糜帑千余万”。[14]由光绪十年（1884）倒推，他所说的二十年应当起自同治中叶。然则以得失相计较，显然是这种中国因吁请而出战，不仅在付出兵力，而且在付出财力。而宗藩关系之能够长久维持而各自相安，则大半都得力于这些地方。由于下国有权利而上国有义务，所以，当光绪四年（1878）又有李扬才乱越南，越王再“冒达远情”，乞请上国“大加经理一番”。说是“小国之恃大国，以其能救患恤灾，而人情劳苦倦极，莫不呼天反本”，可谓依附甚切而情迫词苦。[15]于是广西提督冯子材奉诏出关进剿。这些具体的事实说明，虽然来自西方世界的法国已经进入了越南，并以《西贡条约》在法越之间，从而在中越之间另立构架，但19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国人仍然在努力地承担宗藩关系中的“字小”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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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对应而见的，则是同一个时间里的越南也在自觉地承担宗藩关系中的“事大”之义。同治十三年（1874），中国皇帝死，“越南国王因奉到穆宗毅皇帝遗诏”，即由广西疆吏转奏，请“遣使恭进香礼又齎进表文方物庆贺登极”。以藩封的尺度衡量，便是“虔修职贡”而“具见悃忱”。[16]至光绪二年（1876）时届“贡期”，越王一遵旧例，纳“丁丑岁贡品仪”，比为“下国得遂尊亲之悃”。其表文自谓“念臣炎邦，世兹藩服，久沾同文之化，夙敦述职之诚”。[17]这种纳贡的仪式和表文的程式显然都属沿用已久而了无新意。但正是因其沿用已久和了无新意，却明晰地表达了当日的越南仍然在把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看成是数百年延续下来的关系，他们习惯和熟知的这种关系已经成为他们接受和认同了的关系。因此到了光绪六年（1880），依“酌定贡例，四年一次”，越南再行纳贡进表。其时法国人曾明示恼怒，而越南人则以不变应万变。[18]显见得这个过程里历史的惯性和自主的意愿是兼而有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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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把《西贡条约》当作规矩和法则，但年复一年，越南人都在自置于这种西人所立的规矩和法则之外。因此《西贡条约》立约之后五年，法国驻西贡总督致函巴黎政府论时事，申说“法国此时在越之地位，较诸1873年，实际上毫无进步”。他所说的1873年，正是法越议定《西贡条约》的前一年，[19]其不耐久候之心是非常明显的。彼时法国已从普法战争的重创里回过气来，而中国则正在同俄国对峙和交涉之中。两者都会成为助力，促成久欲再进一步的巴黎政府把条约文字化为武力来改造越南，以“成立一极确定之保护国”。其预想中的要旨尤在“越廷外交问题”须“绝对明白受法约束，由法代行。凡与越南遣使贡华，西班牙派公使驻顺化等类似之事，当极力设法阻止，勿使将来再发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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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主张相呼应的，是光绪六年（1880）法国海军殖民部长倡议出兵占领红河流域；光绪七年（1881）法国国民议会议决拨款二百四十多万法郎，专为用兵越南的开支。[21]同时法国驻西贡总督受命调海军入河内、海防和红河沿岸。[22]这种兵锋北移的态势已在使法国的武力同中国边境的距离越来越近。之后，进入北圻的法军在光绪八年（1882）四月攻陷河内，并接连占踞海阳、南定。他们的身后，还有陆续增援而来的法军。在《西贡条约》以前和自《西贡条约》以来，中国对法国在越南吞并南圻和图谋北圻都没有做出过主动的反应和强烈的反应。即使是送到总署面前的法越《西贡条约》，也止于以照会答复照会。但时至此日，则“法郎西狡焉思启，欲灭越南以自广”的种种施为正在演为“震邻切肤之灾”。对于中国人来说，咄咄逼来而不止不息的法国人已是“越南无事则不致启衅，越南有事则不待启衅”。[23]因此，作为越南的邻国和“上国”，中国不能不起而回应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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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吕士朋：《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清季对外交涉（一）英美法德，第85、8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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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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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20—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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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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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册，第1192页，中国书店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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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请缨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二），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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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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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58—59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第2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259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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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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