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6984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1706702229]

1706706985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回应与冲击（一）：新疆建省与台湾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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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98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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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989 光绪三年（1877）七月，官军敉平北疆之后，朝旨以“关外军情顺利，吐鲁番等处收复后，南八城门户洞开，自当乘胜底定回疆”为成算，并由此虑其长远，尤重“计贵出于万全，事必要诸可久”，令督师的左宗棠“通盘筹画”。而后左宗棠作“统筹全局折”，其一千三百多个字的篇幅之中不涉当日的千军万马和百废待兴，独以新疆“设行省，改郡县”为“事有不容已者”。[1]以其下笔立言而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则此日见诸奏疏的陈述应当是思之已久的结果。于是以左宗棠的一折为起点，这个曾经被前人议及过的题目便真正进入了庙堂，并在后来时世和边情的起伏动荡里变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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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991 自乾隆帝出兵平定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变乱”，继之再出兵平定南疆“大小和卓木”之“负恩肆逆”[2]的叛乱之后，原本被泛称作西域的地区遂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统一。与之相对称的，是乾隆二十三年（1762）朝廷设“总管伊黎等处将军”，[3]以统领分扎于各处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并管辖乌鲁木齐各都统。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治理上的前所未有的统一。但在清代的体制里，将军、都统连同与之相辅翼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都属驻防官员，而被统称为“军府”。其职分全在管制驻守在这个区域里的旗营和绿营，以及与此关联的事务。同这种军政之有序相比，则民政一面的“因俗施治”全都是另一副模样。管地方的官员虽各立品级，有“札萨克”、“图撒拉克齐”、“伯克”、“阿奇木”等等各类名色，[4]而大半都是就地方大小头目而委任之。由于“因俗施治”，所以是“俗”不同“治”也不同。其间与世爵相表里的“札萨克”制度和“咨送”委任的“伯克”制度已各成一种流派，但与两者同时存在于这一地区而更不相同的，还有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一带的州县制度。显见得其间并没有一种可以当作通则的规范。因此，乾隆朝之后以驻防官员为主干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治理上的统一，其实又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统一。其结果是在这一片广大的区域里，军政所到的地方只能算是一个一个的点，而“札萨克”和“伯克”所在的地方则相对比已成了面。一旦点制束不了面，则身为地方头目的“札萨克”和“伯克”便很容易同朝廷脱榫，散为四分五裂，而成国家之祸患和苍生之祸患。在刚刚过去的十多年里，由民变开始的动荡和动乱一变而为各自割据和相互攻伐，再变而为外国人阿古柏在中国的疆域之内另立一国，正是沿着这种地方脱榫于朝廷而致朝廷罩不住地方的过程一路推演而来的。左宗棠先入关陇后入西陲，并最终以连番征战剿灭了曾经称雄南疆控驭北疆的阿古柏。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同这个过程在空间上靠得很近，并因之而熟视久之。由此获得的感触和认知自然会比其他人更深一层。于是推其因果始末而“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5]遂不得不议“设行省，改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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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993 由于新疆是中国的西陲，因此，在艰难规复新疆之后提出“设行省，改郡县”这个题目，其旨义尤在更深层地从一地论及一国，而后由新疆的动与静和治与乱说到朝廷的“西顾之忧”：“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而“我朝定鼎燕都，蒙古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宴然”。溯其缘故，皆“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所贻也”。所以，其间之因果犁然，其间之利害亦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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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995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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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997 而以地理言“形势”之外，时处“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之世，为“祖宗朝”所未见的还有正在一路扩张而不知厌足的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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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6999 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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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01 这种对于俄国人的深度提防，显然同样是来自于西征途中的践履之知。而随后中俄伊犁交涉的艰难曲折，则以实例作佐证，一定会为左宗棠的这一段文字提供更多的说服力。于是在当日筹划军府之治转为郡县之治的朝旨与奏议背后，便始终悬着“万一强邻窥伺，暗煽拼飞，后患方兴，前功尽弃”[7]的促迫和忧惧，并因这种促迫忧惧而助成了君权与地方之间的一时共趋。随之是“改行省郡县”之议既成为左宗棠长思久想不能去怀的题目，也成为朝廷用心关注，一问再问的题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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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03 自“统筹全局折”之后，朝旨与奏议之间一次一次关乎“设行省，改郡县”的问与答犹未了结，而战乱之后重建新疆社会经济的过程已经开始。十多年绵延的战乱，对地方而言便是十多年绵延的祸殃。在兵火所过的地方，触目可见的是“户口凋耗”、“颠沛流离”、“子黎仅存”，[9]而与这种民生之憔悴直接相对应的，则是原本之“旧制”已“荡然无存”而“万难再图规复”。[10]其时所指的“旧制”，应当既包括了往日的军府制度，也包括了往日的“札萨克”制度和“伯克”制度。因此重建的过程一开始便已在“旧制”之外。光绪四年（1878）初，官军平定南疆，当年秋冬之交左宗棠奏报“新疆情形”，已备述“北路迪化等处自克复以来，招徕开垦，户口日增；南八城地方富庶，见办开渠、丈地、铸银、征厘诸事，具有端绪”。[11]以职分而论，这些事皆属民政，在内地本应归管地方的州县官所主持，但在战后的报疆，旧制“荡然无存”之后已没有地方官可以寻找。是以当日从招徕开垦到丈地、征厘，都是在左宗棠一手调度之下，用“善后局”立名义，札委随军的各色候补官作一方之主持。[12]而其间移来用作章程的则不能不是内地行之已久的州县管地方的法则。因此，重建新疆社会经济的过程，同时又非常有效地在为新疆的郡县之治立构架。光绪八年（1882），左宗棠虽然已经离开了新疆，而论事的奏议犹在接着说下去：“臣入都以后，南北在事各臣率作兴事，遵旧布新。时阅三年，较前自更有起色”，并以“诚得亲民之官，实力任事，引绪而伸之，触类而长之”[13]为期盼。显然是这种为郡县之治立构架的事历时多年而正在做得越来越好。在他所说的“南北在事各臣”里，继他之后主导了这个过程的，便是继他之后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然则这个过程虽因辑抚地方而起，但就其实际而言，则已经在把纸面上筹议的东西一点一点地移到新疆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之中了。因此当日朝旨称之后“先实后名。俟诸事办有眉目，然后设官分职，改设郡县，自可收一劳永逸之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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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05 与这种施之于各个地方的“先实后名”在日积月累里渐行渐广相比，“设行省”一事虽更直接地关乎“全局”并属“事有不容已者”，却因俄国人久踞伊犁而被一梗再梗，难于措手。迨光绪八年（1882）伊犁归还中国，已经移督两江的左宗棠自谓“身居江表，心系西陲”，并由“他族逼处，故土新归”起讲，再陈“新疆行省急宜议设”，[15]显见得历经五年之后已愈多急迫。由于当时陕甘总督节制新疆，遂使左宗棠之后接任陕甘总督的谭钟麟不能不把这个题目一同接过手来。所以相近的时间里谭钟麟也作奏议论说新疆事务。之后，“设行省”一事才成了可以具体规划并开始被具体规划的事，然而歧义亦因之而生。在左宗棠的筹想里，“新疆形势所在，北路则乌鲁木齐，南路则阿克苏，以其能控制全疆，地居天山南北之脊，居高临下，左右伸缩，足以有为也”。因此拟“乌鲁木齐为新疆总督治所，阿克苏为新疆巡抚治所”，以成南北之间的“彼此声势联络，互相表里”。[16]比之数十年之前龚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主张总督驻伊犁，巡抚驻乌鲁木齐，已是各自不同，而以总督、巡抚收揽一省之纲目则两者佥同；以新疆立行省应先简督抚也两者佥同。[17]但中途接手这个题目的谭钟麟则不喜欢手笔太过开阔，主张从地方“办起”，在原本不设州县的南疆就“先实后名”之所成而稍进一步，“酌度七城广狡（狭）繁简设立丞倅牧令一员，更于喀什噶尔、阿克苏两处各设巡道一员”。[18]然后俟“地方日增富庶”，再“递设督抚以统辖之”。[19]在这种理路里，显见得简督抚俟诸日后，则立行省也俟诸日后。其说遂因之而异乎左宗棠之说。就其各自的视野而论，左宗棠注目于战乱甫定之后的边地安危，谭钟麟着眼的则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区域里吏治之绩效。自光绪三年（1877）以来朝廷与左宗棠多次问答，问与答皆以新疆设行省为中国之要务。谭钟麟的主张既已与此不侔，便属不能不议。是以朝旨令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就谭钟麟之说“体察情形，会商该督妥议具奏”。[20]于是“自曩岁出关办贼，洎于今已历七载”的刘锦棠应诏陈述，也成了一个立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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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07 由于当日刘锦棠曾亲身率湘军从北疆打到南疆，所以他在新疆走过数千里路；又由于后来以钦差大臣身份经营新疆事务，所以他能够以其阅历之知而“熟度关外情形”。而由此形成的见解在左宗棠和谭钟麟之外又成一说。作为一个随左宗棠西征并得左宗棠识拔的人，他当然知道由“左宗棠实始发之”的“改设行省之议”，用心全在“新疆本秦、陇之屏障，燕、晋之藩离，亟宜经营尽善，以固吾圉”。但他比左宗棠更深一层地感知“新疆之与甘肃，形同唇齿”。当初左宗棠以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筹兵筹饷和千里转运“皆以关内为根本，其势顺，故其事易举”。而刘锦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已与陕甘总督分为两截，而比此两截为“形同唇齿”，便是其主持新疆事务以来，不能不靠继任的陕甘总督“谊笃公忠，力顾全局”，设若“甘省大吏稍存轸域之见，则边事已不堪问”。然则在左宗棠的预想里，新疆既立总督，又立巡抚，已是设行省的新疆自成一局，同甘肃完全分了开来，但一路仰仗“甘省大吏”之“谊笃公忠”的刘锦棠则不能不忧“关内关外划为两省”，将会导致“三十余州县孤悬绝域，其势难以自存”。因此说其“愚虑所及”，便“不能尽同”新疆脱开甘肃而“另为一省”。但他又不能附和谭钟麟所议，将北路已有的州县与南路拟设的州县归并为一，“皆归钦差大臣统辖”。盖州县专管民玫，“钱粮刑名升迁调补”皆各有一套事例与法度，而钦差大臣“本非国家常设之官”，其职责与权力都在另外一路规矩里。因此用钦差管州县，既太不对称，又太过权宜而不可长久。太不对称和太过权宜，则新疆之改郡县最终便不能不能成为一种没有着落和没有归束的东西。彼时他正在新疆做钦差大臣，于此中利弊既知之已久，遂言之剀切。而后其“妥议具奏”异乎左宗棠和谭钟麟之说，主张将北路与南路已设和议设的道、厅、州、县俱并归甘肃，而“仿照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驻扎乌鲁木齐”以管此“南北两路”，并设布政使、按察使各司其事。新疆并归甘肃又另设巡抚、两司，正说明刘锦棠亦知“甘督遥制”是力不从心而“鞭长莫及”。[21]然则以事势而论，另设巡抚、两司，其实已经在为新疆立行省规模。因此光绪十年（1884）朝旨命刘锦棠作“甘肃新疆巡抚”，同时即以此开新疆建省之局。[22]自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作“统筹全局折”以来已经历时七年。然而朝廷在新疆立行，而行省之名目仍与甘肃相系连，与他省相比较已不能不算是一种奇异。推度因果，显见得其间之命意既取自左宗棠的主张，又取自刘锦棠的主张。而两种主张的背后则兼有着西北的时事、西北的地理和西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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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09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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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11 与新疆比，台湾设行省之议在时间上曾更早地进入19世纪后期的朝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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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13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藉琉球渔民遇害为由头出兵侵台湾，导致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台湾对峙多日。于是沿海震动，朝廷也震动。而后诏旨令“南、北洋大臣”和“滨海沿江各督抚、将军”群议“海防”。[23]当日奉旨“渡台巡视”的沈葆桢曾在岛上筹防八个月，并因之而成了这场对峙中与日本人相距最近的大吏。这种对峙的过程动心忍性，会使他对日本认知益深，也会使他对台湾与海防之间的关系认知益深。所以当年十二月奏疏论防务，他着力申说的大半都是八个月里的筹防之所得：“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孤悬海外，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就此而言，是外患造成的今昔异势，已使此日的台湾居南洋之重心，而以其一地之安危关系东南之安危。但“孤悬海外”的台湾同时“向称饶沃”，则时当洋务日趋密集而且偏重于东南之世，又会使台湾成为“久为异族所垂涎”的地方。自这一面而言，是处此周遭多事，“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耽耽虎视”。因此“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筹防计”，皆须以“台地”为重地，而预作“未雨绸缪”。时当同光之交，台湾一岛虽“南北相距七百余里，东西近者二百余里，远或三、四百里”，且“崇山大岭，钩连高下”，而建置不过一府。沈葆桢巡台八个月，曾筹度其人口与地理，并以当日可以编籍管理的幅员统计之，核其规模，已是“可建郡者三，可建县者有十数，固非一府所能辖”，而“欲别建一省”，则“又苦器局之未成”。在清代的政制里，与地方之轻重对应的，是地方官之轻重。作为一个“别建一省”而器局未成的地方和一个正在筦七省门户的地方，两者在台湾本属无可对应。而沈葆桢“再四思维”之后，力主“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作“主持大局者”。[24]然则以轻重而论，移驻便是一种无可对应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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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15 沈葆桢的这道奏折之富有深度意义，是因为其间的忧患明白地反映了曾被看作“弹丸之地”[25]的台湾在时人心中的急速放大。他最先表达了这种变化，与之相匹配的，是入台湾的八个月里，他在“修城垣，筑炮台，练营勇，备器械”之外，同时又在为“台地”谋长远，一面注力于“缒幽凿险”，以开山中“南北诸路”而辑抚彼时被称作“番”的山居土著，并奏请尽驰不准“内地民人偷渡”入台的旧禁，“以广招徕”；一面增设郡县，“设台北府、县以固北路，又将同知移治卑南以顾后山”，使“全台官制，粗有规模”。比这些吏治范围之内的兴作走得更远一点的，还有勘查矿产以期“开煤炼铁”，以及置轮船通航于闽、台之间，等等。当他“台事粗定，乃内渡”以后，“移福建巡抚驻台”之议虽得朝廷“悉如其请”，[26]而最终并没有成为定章。但经营台地和台事则已成为闽省疆吏之大事。光绪元年（1875）正月，福建巡抚王凯泰已渡海赴台湾，以时间计，与沈葆桢返棹内渡之日相隔犹不到半年。而“维时炎曦，毒雾酷暑郁蒸”，一路辛苦之后，七月“已得痰湿痞满之疾”，至八月“病日臻，尚拟往巡南路”，因“飓风作不果”。十月，“以整顿台地并巡抚兼顾省、台大局事宜入告”，然后内渡，至省城仅“十有三日”便疾作而逝。[27]揆其因果，不能不算是为台地台事而死。在他之后继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曾累年渡台，引土著入农耕，而“广设义学”施行教化，以期在土著和客民共处的台湾建立起一种可以经久的社会秩序。“又罢台属渔户税，拟筑铁路，开矿产，移关税厘榷造船械”，并奏“台中硫磺、煤油、樟脑、茶叶等项应扩充开办”。而时处彼族觊觎，尤用心审度于“固台防必先练兵，欲练兵必先筹饷”之间，创为“以开垦之众资兵卫，以开垦之利助军需”，具见其权量当时和维持长远的深意与苦心。在旧史的记述里，至光绪三年（1877）丁日昌“还闽，移疾去”，已是“台民渐喁喁望治矣”。[28]这种记述所反照的，应当是台湾在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一种可见的变化。而“还闽，移疾去”，亦足见用心用力的劳累和困顿。由于台湾成为时务中的要目，逐使台湾也成了朝议中的要目。因此光绪三年（1876），当丁日昌犹在台湾经营之日，刑部侍郎袁保恒上疏论台事，其说已经更进了一步：“福建之台湾，僻处海澨，物产丰饶，民、番逼处。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孚以威信，举民风、吏治、营制、乡团，事事实力整顿，未易成功。若以福建巡抚每岁半载驻台，恐闽中全省之政务，道路悬隔，而转就抛荒。台湾甫定之规模，去住无常，而终为具文”。之后熟计利弊，“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驻台湾，而以总督办福建全省事，各专责成”。[29]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这是最早以明切之辞倡台湾别立一省的议论。但彼时上距沈葆桢所说的台湾“器局之未成”止有两年，而闽、台之间在历史中形成的联系实在比他从远处看到的要深得多。因此沈葆桢以次，巡抚福建的王凯泰、丁日昌虽力赴台事，既苦其心态又劳其筋骨，而皆不能轻创此议，把立省当作可以马上做到的事。稍后，比袁保恒更深知东南情状的李鸿章作“筹议台湾事宜折”，其中的一段同样用明切之辞与之立异：“袁保恒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虽事有专属，而台地兵事饷源实与省城呼应一气，分而为二，则缓急难恃，台防必将坐困，亦非计之得者”。[30]他所着眼的，是闽、台之间以物力往来作相互维系的事实。时当光绪初年，台湾并没有足够自生之而自成之的力量别开一局，所以一旦分省自立，袁保恒意中的“各责专成”，在李鸿章的意中便成了“缓急难持”。比之新疆立行省之义，显见得事涉台湾，自始即关注多，论说多，歧见也多。由此形成的是一面经营台湾，一面筹议台湾，而究其路向，则两者的指归都在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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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17 丁日昌是福建巡抚中致力台事最久，并因之而吃苦最多的人。但致力和吃苦，同时又使他切知以巡抚一身绾两头，实“省、台远隔重洋难以兼顾”。所以当光绪四年（1878）他因病呈请开缺之日，犹为后来者作计，专门作奏疏论“兼顾”之难乎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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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19 巡抚为（一省）刑钱总汇之区，旧卷山积，已不能全数携至台湾，而每办一事，必赴省吊查一卷，往复需时，吏胥因之舞弊，贻害胡可胜言！且轮船赴台，若遇顺风不过数日可到，倘遇逆风或逢发雾，动至累日经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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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21 随之而来的便不能不是政事之淹滞。而政事淹滞之外还有体制的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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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23 台事从前本系督臣主政，沈葆桢因与前督臣意见不合，又恐请设督办大员于地方呼应不灵，故请改归巡抚兼办，本亦煞费经营。然而王凯泰渡台之后，欲咨调将弁数员赴台差遣，终未能谐，其呼应不灵，固如故也。台湾事事俱属创始，断非仅住半年即能办有头绪。且沈葆桢原议巡抚定于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又安能保夏秋之间生番不蠢动乎？外人不侵凌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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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25 他所列举的这些窒碍都得自亲身经历，无疑具有明显的可信性。因此，同年朝廷“停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之例”[32]，于是福建疆吏管台湾便退回到督抚轮驻的办法。但两年之后李鸿章“密陈台防事宜”，已指陈“自丁日昌病去，而台事渐少讲求。自改为督抚轮驻，而两年以来未闻有渡台之举”。并由此深忧“东洋有事，台、澎实当要冲”，似此“绸缪未豫，何以弭外患而伐敌谋”。而后为台地谋人事，请将其心目中“知兵有威望”的贵州巡抚岑毓英“量移福建”，以“督办台湾防务，仍循春夏驻省，秋冬驻台之例”。[33]就“仍循”巡抚驻台之例而言，其主张显见得又与丁日昌不同。六年之间，沈葆桢先创福建巡抚半年驻省，半年驻台之议；之后力行此议的丁日昌因深苦于扞格窒碍而请停此例；但时隔两年，李鸿章的主张已再度回到了沈葆桢的原议。这种创议，否定，又创议的过程一路起落，非常具体地反映了当日的朝廷和地方虽各费心思，却始终没有找到一种能够与台地之特殊性相对应的管理办法。因此，后来岑毓英虽然“量移福建”，而台湾的“绸缪”则并没有显出李鸿章预想中的起色。其间由沈葆桢创始，并被丁日昌当作要务着力经营的“开山抚番”和“兴办煤矿”都已经无复往日气象。前者且因“腾出饷需以作海防之用”而在光绪六年（1880）奉旨“酌行停止”；[34]后者则日久之后兴利不成而“积成漏卮”。[35]这种高低之间的起伏之迹说明：在制度未立的台湾，与事因人兴相为表里的，往往是人去事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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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27 时至光绪十年（1884），中国和法国在越南的冲突演为中法之间的民族战争，而后法国海军攻台湾，“绸缪未豫”的台湾便成了以“兵单器乏”迎战“敌炮猛攻不息”的战场。[36]奉旨“督办台防”的刘铭传苦守累月，其呈报军情的奏折里屡见“难支敌炮”、“情危势迫”、“台疆千里，在在堪虞，忧急既深，不知所措”，以及“敌势猖獗，饷尽援绝，土寇纷乘，臣竭蹶万分，已无生望”等等，[37]说的都是台防之脆弱。而由此牵动沿海，同时的南洋与北洋也随之震动而不得不全力筹防，戒备重重。这个过程以战争中的危迫困殆为事实，显示了台防之弱与台湾之重的不相对称，使当时的朝廷和大吏共知台事已不可迁延。当法国海军搅动东南海疆之日，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左宗棠曾与守台湾的军队隔海相望并甘苦相通。迨“款议垂成”，其心中耿耿发为奏议，遂重提九年之前“袁保恒所请”，以台湾“孤注大洋”而“关系全局”，再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38]一个月之后左宗棠逝于福州。台湾建省之议便成了这个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士大夫留给多难时世的最后遗言。之后，廷臣与疆吏群议而经总署出奏，佥以为“台湾为南洋要区，延袤千余里”自通商以后“今昔情形迥异”，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以专责成”应事属“相宜”。[39]九年之前袁保恒的主张得不到呼应，而同一个主张此日已经被多数人所接受。在这种今昔之比里，显见得中法战争的冲击，正直接地转化为中国人对台事认知的更深一层，认知之外，与之相匹配的，则是历经九年逐层累积之后，台湾的物力已远非旧日之比。[40]因此光绪十一年（1885）秋，朝廷以西太后名义下诏“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41]随后是正在“督办台防”的刘铭传成了第一任台湾巡抚。然而如同新疆立行省之日刘锦棠不愿意把新疆同甘肃分割开来一样，刚刚做了台湾巡抚的刘铭传也不愿意把台湾同福建分割开来，并因之而专门奏告“台湾暂难改省”。他所担心的同样是立省之后的饷需不继：“台湾所出财赋，较之贵州、新疆则有余。惟沿海八县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重洋远隔，依傍一空。猝有难端，全恃闽疆为根本，声气联络，痛痒相关，以助孤危之境”。因此“若改设台湾巡抚”而“与闽省划界分疆”，则旧日之局一变，“即督臣顾全大局，一视同人，司道以下，畛域分明，势必不相关顾”。[42]在朝旨既颁之后，刘铭传的这些议论已不会改变台湾立省的走向。但有此一番议论，而后是朝旨追申“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连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所以已立行省的台湾亦被称作“福建台湾”，[43]同“甘肃新疆”之称正相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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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29 与光绪十年（1884）设行省的新疆比，台湾建省迟了一年。但随后几年里，在刘铭传主持下的台湾建省过程，同时成了大幅度地自觉移接当日效西法以图自强的种种事业的过程。因此新造之区的台湾曾在许多地方都明显地领先于内地。而追本溯源，沈葆桢、王凯泰、丁日昌、刘铭传留下的事功都融入了这个过程而痕迹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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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31 [1]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893、78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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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033 [2] 转引自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44、72页，中华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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