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7432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1706702231]

1706707433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移接的富强：国家权力与近代企业的相互依傍和彼此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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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35 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从造船造炮开始，由此派生的“制器”当日与“练兵”并称，虽分属经济活动，而其经营则既为兵事所推动又为兵事所范围，并不以利润核算为应有之义。但时至同治后期，先入“制器”并且力行多年的李鸿章，已深忧造船造炮于“国家经费支绌”之日，不能不“妥筹善后经久之方”。“善后”和“经久”都着眼于这个过程的持继不断。而以中国人图“自强”的扼于物力和难乎为继对比泰西之“所以雄强”者，原本倾力于船和炮的自强之想，其涵义亦在仿而效之里跟着拓宽延伸，在船炮之外，又兼及“借用洋器洋法”营造“日用必需之物”，期能以“销路”开“利源”。由船炮旁接“日用必需之物”，不能不算是眼光和理路的一种转变。但这种转变出自自强之想的延生和派生，因此，其归旨则在“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1]显见得其理路仍然未能全脱兵事之笼罩。然而与同治初年的一意图强和单面图强相比，此日的“强兵”又已在效西法的过程里同“富国”自觉地连在了一起，而后“富强”之说以其“富”与“强”的联为一体立旨义，骎骎乎成为一时之强音。然而“富国”之命题既由图强引入当日的时务，则“富”与“强”之间作主宰的便始终是后者。光绪年间薛福成论矿务，说是“不失中国饶富之权，不启彼族觊觎之渐，似亦筹饷之一助也”，其立论的旨义与李鸿章同出一路；王先谦论“洋人入中国”而无“制胜之方”，一归于“度支匮乏”。并沿此申说“经费之亟筹”，既议“开矿”又议“仿制织造机器”，[2]其立论的旨义也与李鸿章同出一路。这一类议论的相继而起，说明了以兵工业为起点的近代经济活动困于饷事，遂使以兵工业为范围的这种近代经济活动不得不变。因此，从19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曾经注力于造船造炮的一代人在“制器”的同时，又次第别创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津沪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湖北织布官局、华盛纺织总厂等等与“日用必需之物”相关涉的民用企业，而由西方世界移接过来的经济关系也因之而获得了一种更加扩大的样式，并进入了更多的行业和更大的空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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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37 在这些各有名目而各成一局的企业里，最早出现并且为后来立一时之典型的，是始创于同冶十一年（1872）的轮船招商局。航运成为起点，发端于西人对中国航运的冲击。当日的奏议说是“各国通商以来，火轮夹板日益增多，行驶又极迅速，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3]西人占尽“中国内江外海之利”，直白地说明了用轮船从事航运的获利之易和获利之厚。与之相因果的，则是中国人旧有的航运业在轮船逼扼之下“连年生意亏折，歇业居多，以致沙船日见其少”。由于沙船承运漕粮，因此这种整个行业的衰退又直接连及官府，使彼时江浙的漕运困于“沙卫船之缺乏”常苦“不敷周转”[4]而难以调度。对于朝廷和地方来说，航运便成了一种不能置之度外而熟视无睹的事。而当此“内江外海”的水路里中国人的船运和西方人的船运此消彼长之日，朝廷正因京官言事指责闽局“糜费”起群议，牵动各路章奏杂陈，纷纷然为造船和船政谋长远之计。由此引出的“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5]之说，当日曾被总署和南北洋大臣共认作能够为沪局和闽局助饷的好办法。而先创此议的李鸿章尤能把这个题目同漕运连接起来，并于同一年里“设局招商”，以期用“南北合力筹办华商轮船”，为那个时候的水路别开生面，“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6]李鸿章所说的“南北合力”显然都是指国家权力。而其间奉李鸿章札委先后主持局务的朱其昂和唐廷枢、徐润，则分别是世业沙船，“办海运已十余年”[7]的富商和起家买办，熟悉轮船航运的富商。他们又各自牵连着当日中国商界里的资金和人脉。并在把这些东西引到国家权力催生出来的“华商轮船”里来。与自使即以“简器”为目的制造局比，后起的招商局经此组合，便多了一重官与商之间同轨与共栖的关系。李鸿章谓之“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并总括而名之为“官督商办”。[8]然则当国家权力促成了这种官商关系的时候，国家权力同时也界定了这种官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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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39 在近代意义上的民用企业初起之日，用“官督商办”为官与商立法则，官商之间便筑成了一种具体的结构和特定的结构。借助于这种结构，国家权力能够直接地进入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之中；而原本分散的资本和“向俱依附洋商名下”[9]的资本则得以藉此汇集，聚为可观的规模。数十年之间，官与商同在中西交冲的重重漩涡之中，两者都为西方人搅攘下中国经济的动荡，分化和重组所催动，又都以介入和回应这种动荡、分化和重组为意愿。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种官与商共有的趋势，从而是一种使“由官总其大纲”和“悦服众商”能够从观念上串结起来的东西。所以官督商办虽自轮船招商局开始，而在兵工制造转向近代企业的过程里却常被沿用，并因常被沿用而成了这个过程里普遍和多数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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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41 以时序而论，当航运业进入主持洋务的那代人眼界之中的时候，采矿业同时也在进入他们的眼界之中。其中的煤矿之产出同机器和轮船的的燃料直接相关联，在“沪宁各制造局”多年“向洋行内购办”[10]洋煤而屡见供求无常之后，此日已深知“洋煤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11]显见得制造既立之后谋制造之能够自立，则不得不由制造而延及采矿。于是而有同治十三年（1874）朝廷大议海防，“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开采煤铁以济军需”，并奉旨于“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12]直隶磁州“试办”的是煤矿，福建台湾在基隆“试办”的也是煤矿。由此开先，加上随后次第继起于南北之间的煤井和煤窑，二十年之间直隶、湖北、台湾、安徽、山东、广西、江苏、奉天曾先后开出了16处用新法采掘的大小煤矿。对于一个原本不尚矿业的国家来说，已是一种显然的变化。其中官办的台湾基隆煤矿和官督商办的直隶开平煤矿都曾以规模居上，而比之前者常在惨淡经营之中，后者曾被当日的西报称作“情况很好”和“日益成功”，[13]这些评述说的既是经营也是出产，在那个时候不能不算是出乎其类而且引人注目。因此李鸿章奏报矿务，比之为一时范式，说是“开平局务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兴起，似于大局关系非浅”。在其意中，这种范式已经以一种可见的方式既提供了敌洋煤以塞漏卮的可能，也提供了“利源日旺，关税亦必日有起色”的可能。[14]后一种可能，其期望和意义显然都在“助饷”。煤矿之外，当日同属矿业而能善用西法致“利源日旺”的，还有筹办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漠河金矿。在时人的记述里，由于“漠河一区，界连俄人边境，号称金穴”，而“狡焉思启，防不胜防”，已是地利之所在，又关乎边境之安危。因此，疆臣以开矿为“重在防边”，朝旨以开矿为“杜外人觊觎”。[15]重防边和杜觊觎，表达的是国家一方涉入矿务的初心和本愿。但地利之所在又是一种能够聚引商力的东西。所以其间自“招集商股”开始的一路兴作，“至光绪十七年，有工人二千人。至二十二年产金大旺，矿局获净利银三十万两”，同时因矿务之日起有功而致“绝域穷荒”的“屯牧并兴”和“商贾繁兴”，[16]应当都是辛苦经营于投入产出之间的结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漠河金矿以一个企业的影响和牵动，改变了漠河地区的人口、交通、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个过程中的许多东西显然都已越出了疆臣和朝廷预想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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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43 当漠河金矿开厂于东北之日，西南的贵州同时正在筹办青溪铁矿。同光之交制器骎骎乎延及矿务，主其事者奏论利害和谋划长远，佥以煤铁并举为势有必至和理所当然。但与取煤相比，则取铁不仅要挖掘，而且要提炼，事涉西法，财用与技术都力有未逮而不能呼之即来。以此为原因，遂致开铁比开煤迟了十多年，也以此为原因，最先开铁的青溪铁矿一路困难重重而艰于伸展，并在上海来黔的知局务者身死之后无能替补，遂致人事一旦变，局务亦随之变，不到三年已难乎为继，“再三思维”，不得不“暂行停工”，[17]最终成了一个有始无终而没有了局的故事。然而以富国强兵为憧憬，则制器练兵皆不能无铁。因此光绪十六年（1890）青溪铁矿“暂行停工”，并由暂行停工而长久停工，而同一年里刚刚从广州迁到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已立铁政局，倾力于在大别山下造汉阳铁厂，以见个体矿业虽兴衰无常，而产铁一途一旦开始则自能前后相继而不会中断。然而比之青溪之先“逐层勘明”矿质，后“购办机器”设厂炼铁，[18]张之洞更信“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因此当他向英国“定购炼钢厂机炉”的时候“煤在何处，铁在何处”犹“未遑计及也”。[19]若与之前办青溪铁矿的贵州巡抚藩蔚相比较，显然是后起的张之洞眼更大，心更大，胆更大，臂力也更大。而与之相为对应的，则是提调于知识与技术之间的以意为之和大而化之。其本意固在于急急乎图快和亟亟乎图强，但就制铁之自有次第和始末而言，已是前后倒置。汉阳铁厂旨在为筹议中的芦汉铁路供道轨，但由此导致的先购入机炉与后选定铁矿的不对路子和不相匹配，则使铁厂开工之后虽“居然炼成钢轨，而各处铁路洋员化验，谓汉厂钢轨万不能用，盖因含燐太多，易脆裂也”。[20]中国的铁矿多磷而买来的机炉不重脱磷，于是汉阳铁厂产出的东西便成了不能用的东西。而在铁矿之外又与铁矿相类似的，是他所勘定的萍乡煤矿也不对路子和不相匹配，这种不能炼铁的煤进入了生产过程，曾使铁厂开工因焦炭“不合用”而“暂停化炼生铁”。[21]对于效西法的企业来说，这一类不循章法的提调都是大病。因此官办的汉阳铁厂虽然规模宏大，而开炉出铁一年之后已“亏折甚巨”而“无从筹措”。之后“奉旨招商承办”，[22]由张之洞手里移到了盛宣怀手里。其间的起落之迹，同样说明了财用和技术的力有未逮，以及洋务过程里常常见到的先试错而后纠错。而比之官督商办的青溪铁矿，汉阳铁厂在更大的程度上与国家权力相关联，因此，其起与落也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同国家权力相关联。20世纪初年，后来人追叙这一段历史，说是“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23]张之洞的“功罪”都以国家权力为凭藉，然则沿张之洞的“功罪之难言也”深入一层，正是当日国家权力伸入经济过程的“功罪之难言也”。在19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初兴的矿务和矿业里，漠河金矿、青溪铁矿、汉阳铁厂和开平煤矿一样，各自成一种典型。在它们之外，应归入金属采矿业的还有过5家金矿、4家银矿、3家铅矿和8家铜矿，以及银铅矿1家、铜铅厂1家，大半都自生之而自灭之。这些用新法开地利而自生之又自灭之的企业汇入了当日的过程之中，但其自身则在生和灭之间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痕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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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45 航运和矿务都是中国旧日已有的物事，引西法经营促成的是新陈代谢。与之相比，八十年代被当作企业来经营的电报则是一种古所未有的东西，并因之而曾是中国人不愿接受的东西。同治六年（1867）疆吏群议赫德所作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所作的《新政略论》，皆以“铜线”（电报）为中国之大害。但七年之后日军侵台，会筹台湾防务的沈葆桢因亲历其间而多得见识，已渐知“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25]由此开始而认知变，判断变，取舍亦变。至光绪六年（1880），遂有李鸿章“请设南北洋电报”的奏议。其中引“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实例，以比照“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然后进一步引申，推论到“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而以“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为不得不然。[26]同十三年之前他所说的“铜线铁路”两事皆“大有利于彼”而“大有害于我”相对照，显见得今昔之间已是截然不同。而促成了那一代人对电报的认知和判断发生大变的则都是兵事。相比于航运和矿务被寄托以税利助饷的愿想，电报是一种更直接地为兵事带来利害的东西，从而在更直接的意义上是一种自强之要政。因此“请设南北洋电报”一折之后，出奏的李鸿章当年已奉旨开始架设天津到上海的线路，并立电报总局于天津以司其事，于是引兵事作论证的电报，便成了一种用官督商办来经营的事业。后来的十年里，在电报总局主持下，这种作始于“南北洋”而意在“以通气脉”[27]的东西又节节扩展，次第增设苏浙粤线、长江汉口线、川鄂云贵线，以及粤赣线和陕甘线。这个过程用电报贯通和勾连了一个辽阔的空间范围，李鸿章谓之“风气渐开，推行日广，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二十二行省，并及朝鲜外藩，殊方万里，呼吸可通”。[28]而“原为洋务军务而设”的电报，也在这个过程里越来越多地延伸而入经济过程之中，并以“必先利商务，方可行远而持久”为其间应有的自觉。[29]电报“先利商务”，同时是电报因商务而获利。以光绪八年（1882）电报总局最初收入的六万一千余两为起点作总计，则其光绪二十一年（1895）所入的一百一十五万五千余两不能不算是一路累进而增幅极大。[30]增幅大说明了利源厚，获利的电报总局遂因之而站得起来，能够在彼时众多效西法的企业里以经营特出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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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47 与电报相类同的还有铁路。当主持洋务的那一代中国人从不接受电报转变为接受电报的时候，他们也正从不接受铁路转变为接受铁路。是以李鸿章奏请开设电报之日，奉召入京的刘铭传同时在亟论铁路“于兵用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31]并由此引出奏议纷呈。而与这种奏章议论相对映的，则是同一年里开平矿务局已在着手从唐山筑铁路到胥各庄。这条用来运煤的铁路虽总长止有十五里，却具体却说明了中国人最早的铁路是从矿务中派生出来的。这种由此及彼的牵连而来，常常是西法进入中国的实际路径。迨四年之后中法交战，奕譞的反思之一便在铁路。他说：“窃查铁路之议，历有年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臣奕譞向亦习闻陈言，尝持偏论。自经前岁战事，复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济，判然两途。”遂为“调兵运城，贵在便捷”所说服，由排拒铁路而变为接受铁路。作为一个影响朝政的亲王，其前后不同的转变不仅有代表性，而且有支配力。由刘铭传开先的论说因之而进入廷议并首先说服了国家权力所在的朝廷。[32]而后是刘铭传主政的台湾自光绪十三年（1887）开始从基隆向南筑铁路，这个过程从官督商办开始而以官办收场。同时的华北则由绾北洋的李鸿章和绾海署的奕譞合议，借已成的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到阎庄，继之由海军衙门续筑阎庄到大沽一段铁路，而后从大沽再连接天津。理由皆在用铁路于防务，“数百里间，驰骋应援”，万人之军“不啻数万人之用”[33]至光绪十四年（1888）铁路已修到天津，海军衙门还想沿用这种一段接一段的办法把天津的铁路引到通州，而事涉多端致朝议纷争。之后张之洞以芦（沟桥）汉（口）铁路为主张别立一说并为朝旨所许，津通之议遂因之而止。但芦汉铁路刚刚开始筹备，俄国已在密迩中国的西伯利亚筑铁路并“催工以争先”，[34]由此形成的逼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先造关东铁路以应之。于是，自光绪十八年（1892）起，移用本为芦汉铁路筹拨的银子作专款，由滦州开始鸠工施作，向东北延伸。至光绪二十年（1894）已在山海关外筑路六十四公里，而随后爆发的中日战争使之不得不止。同电报相比，这一段历史里铁路兴作显然是既少通盘的成算，也少一以贯之的章法。与此相对应的，便是能够影响社会和经济的铁路在这一段历史里仍未深度地融入中国人的社会和经济之中。然而，以前后说因果，这段历史已经为后来没有铁路的中国开了头，从而完成了最难完成的事，则后来的历史沿此延伸则会容易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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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49 与航运、矿业、铁路相比较，与民生更近的是纺织。自19世纪中叶以来，出自西方世界的棉纺织品已成为猛烈冲击中国经济的东西和持续冲击中国经济的东西。但对于效西法以从事“日用必需之物”的筹想来说，则冲击之所来同时又是范式之所在，因此李鸿章初办矿务之日，已同时开始谋划在上海用官督商办经营机器织布局。然而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主局事者一换再换，以至十一年里先后有过八个人入局复又出局。而其间的局事，初则久困于招商不足，再则重挫于挪用股本的投机失败，长在一重一重的困顿之中。等到光绪十六年（1890）织布局开工生产，已是九十年代之初了。但开工不过三年，一场大火起于生产过程当中，致厂房、机器、原料皆焚烧殆尽，同时是十一年累积的辛苦亦焚烧殆尽。之后的“规复旧局”虽然延续了这个被火灾打断了的纺纱织布的过程，[35]而前后蝉蜕，原本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则已易名为华盛纺织总厂了。在更南面的地方，当上海机器织布局犹在等建之中的时候，总督两广的张之洞也在注目于机器织布，视为“大利所在”和“漏卮宜防”，[36]并一面尚在论说一面已向英国订购大批布机。迨其由粤迁楚，这些布机便随他一同移到了武昌，于是而有光绪十九年（1896）开工生产的湖北官织布官局。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相比，湖北的织布局是一种官办的企业。就这一点而言。更类同于同为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厂。在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湖北虽属后起，而事涉官家意志，则往往更能见其腕力往往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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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51 从同治后期以来次第出现于航运、矿务、电报、铁路和纺织中的这些企业二十年间自成一类和自成一群，以其用西人的机器和仿西法的经营显然地区别于旧式的生产和生意，又以其同市场的关联显然地区别于不入市场的兵工业。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来说，这些企业出现和存在的地方，便是新陈代谢出现和存在的地方。但由历史因果说来龙去脉，则这种经济变迁始终是自强派生富强，从而是政治干预经济的结果。派生和干预都源自国家权力，所以这种经济变迁之最初发生和后来的延续，都同国家权力的促成、扶植、主导和提调、控扼、勒索一路相连。与之匹配的，便是官督商办在二十年里成了组织中国经济变迁的一种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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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53 从轮船招商局开始，开平煤矿、漠河金矿、青溪铁矿、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缫丝局、云南铜矿局、天津铁路公司等等皆以奏请和奏定为起端，而后能从无到有和从小到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奏定便是催生。而当日以商利图富强，奏请和奏定无不出自疆吏，因此伸入经济的国家权力和官督商办中的官家意志，大半都应当是疆吏的权力和疆吏的意志，从而为企业催生和助长的大半都是那个时候的疆吏。虽说在李鸿章的预想里，用西法兴工商可以“榷其余利”；在张之洞的预想里，行官督商办之法是意在“招商助官”，[37]算计的都是由此获益，但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筹备之时”，是“借领直隶练饷公帑”制钱二十万串以作“官本”的。[38]张之洞办湖北缫丝局，是“先酌借公款试办”的，而后是从“机器厂屋”到“蚕本”，皆来自这种“酌借”的“公款”。[39]前一个例子里，李鸿章调来的银子占招商局开办资本的一半以上；[40]后一个例子里，张之洞调来的银子占缫丝局本金的百分之八十。对于那个时候官督商办的企业来说，这曾是一种普遍性。因此航运与缫丝之外，漠河金矿和青溪铁矿开局之日，其资金中官款占百分之五十；天津铁路公司开局之日，其资金中官款占百分之六十四，等等，[41]都不能不算比重极大。显然是没有疆吏从公帑中挪出来的这些钱作支撑并且相维持，则本以经济活动为存在方式的一个一个企业，多数都将无以构成最初的骨架。而在官督商办之间，这种公帑的支撑和维持当然便是官督的支撑和维持。若由招商局以承运漕粮为“独擅之利”，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十年专利为特权作观照，则官督的支撑和维持犹远不仅止于资本的垫借和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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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55 时当19世纪后期，中国人办近代企业，是在西人的冲击已经搅动了中国经济的旧序之后，并因之而一开始就以弱势对强势，同已经进入中国而志在“垄断独登，专攘中国之利”[42]的西人相持于各个行业之中。所以国家权力伸入经济过程，从而国家权力演为官督的支撑和维持，曾是中国人“厚集其势，以为富强之本”，以及“分洋商利权”以“固华商心志”[43]的不可不做和不得不做。而国家权力直接地和主要地表现为疆吏的意志和权力，又常常会化作以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庇护这种被官督的企业。其间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而“应领”的“水脚”则多年高于沙船，开平煤矿规定交纳的出口税是每吨六钱七分二厘，而吁请之后可以减少到一钱，[44]都是借助于疆吏之力一手罩定的。在前一个场合里，是官家多出了钱，在后一个场合里，是官家少收了钱，与之对称的则是企业的获益。若以这一类例子比较十多年之后刚毅到南方“搜款”，收括于招商局和电报局，而李鸿章的手臂已经远伸不及和庇护不到，则显见得当工商没有相应的律法之日，这种疆吏的权力和疆吏的意志都曾是个体的企业能够仰仗的东西和必须仰仗的东西。当官督商办合为一体之日，国家权力之维持和庇护都会成为直接的商业利益和间接的商业利益。因此做过官督商办局中人的郑观应曾以“开矿”为题目作评说，称官督商办为“上下相维”。[45]他站在私人资本的一方用“相维”二字作概括，是承认了当日官督之不可缺少。与此相比而更进了一步的，是他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时候，曾在一年里面两次禀告李鸿章，既请“嗣后上海一隅无论何人有志织务者，只准附入本局合办，不准另立一局显分畛域”；又请“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46]不准“另立一局”和不得“另自纺织”都是旨在排他，而且由“上海一隅”变为“通商各口”，范围已见越来越大。其中扼制西人的意识与垄断行业利润的意识是很难分割开来的。当这种不准和不得经李鸿章奏请并奏定之后，出自商人一方的利益诉求和利益独占便成了官家的主张。这个过程显示了经济转化为政治和政治转化为经济的路径。因此，作为一种具体的事实，这个例子又说明了：官督商办之间，国家权力是可以被商人一方引导和借用的。聚集于口岸的买办资本以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资本之能够为官督商办所吸引，其原因大半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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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57 国家权力与私人资本同处一个分化、重组和动荡不宁的经济过程里，并因之而可以共栖于官督商办之中。然而由自强而富强，则国家权力伸入经济，其理路和着眼点一定不会和志在逐利的私人资本完全重合。因此官督商办又常常会与官商之间的扞格相表里。李鸿章为官督商办释义，以“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47]为两得其平，又以“由官总其大纲”为定然和当然。然则官之力为维持，自始便是同官之总其大纲合为一体的。张之洞后来说：“盖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者权”，[48]则言之尤为明切。所以这些企业虽在仿用西法与西人作市场竞逐，而其体制犹等同于内战以来疆吏调度兵事、饷事和地方事务的种种以“局”立名的机构，大半沿用“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49]为办事的常态。由此形成的权力结构，便使出资的商人一方往往成了由不得自己的一方。其间被李鸿章称作“用心能专，办事尚勇，久居沪上，商情亦熟”[50]的经元善曾入上海机器织布局办商务，而常为办官务的戴恒、龚寿图制肘齮齕，不到一年便“退舍”而去。[51]而才地与物望不能如经元善者，则往往等而下之，境遇更窘。当时人曾举其大要而通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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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59 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虽年终议事亦仿泰西之例，而股商与总办分隔云泥，亦第君所曰可据亦曰可，君所曰否据亦曰否耳。[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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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61 这段话里的“总办”以及与之相类似的“督办”，显见得都不能为“入股”的“商民”当做可以托付的同道。作为一种因果，则是单面的权力很容易变成不受制束的权力。一则记载说：“盛宣怀系北洋所派管理（招商局）之人”，而其大手笔则在于“排挤徐润出局，借使股票跌价，彼即乘机买进，盛股独多，即由此起”。[53]盛宣怀以官僚身份进入招商局，而后由“管理之人”变成了占股“独多”的大股东，这个过程里引人注目的地方不在于他的长袖善舞，而在于代表国家权力的官督一方之易于把抽象的国家权力化为具体的私权力，从而易于以此营一己之私和一己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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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63 单面的权力之不受制束是一种内在于结构之中的毛病，因此官僚盛宣怀营私谋利，由买办而入官督商办之局的唐延枢、徐润也营私谋利。光绪十一年（1885）马相伯奉派调查轮船招商局，之后报告说其间之“公私混乱，挪欠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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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65 唐总办欠六七万，徐欠二万余，各司董所欠不等，殊与初定章程“凡有挪欠者立即撤退”之意相左。此特其净欠者耳，更有以烂贱股票押取局银至三十余万之多者。徐道名下押有十五万，其实并无抵物可以赎回，以致局无现银，去年九月几乎倒闭，蒙拨公项，赖以周转。当时限定，凡动局款，自万金以上须公议，乃唐道于年底回沪，辄以局中地基押于怡和，借银二十五万，二十万归局用，五万则擅抵私欠。[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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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67 彼时唐廷枢是招商局的“总办”，徐润是招商局的“会办”。虽说他们都起自商界，但“总办”管局务，“会办”襄助“总办”管局务，勾当的都是官家公事。所以马相伯称他们为“唐道”和“徐道”，用的全是官衔。正是这种因勾当官家公事而分得的国家权力，既使他们区别于“商民虽经入股”而“皆不得过问”的多数，也使他们同盛宣怀一样可以先谋一已之利。这些都是因权力入手而发生的变化。因此，以源头而论，唐廷枢和徐润虽然应属商股的同类和同道，但当他们各自“挪欠自如”以至“局无现款”并“几乎倒闭”之日，受其直接损害的则都是商股的利益。在唐廷枢和徐润之后，同样起自商界的郑观应曾受札委作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总办”。而筹办局务的同时又“借款众商资本，便一己之私图”，用“擅挪公款”的办法“受押股票，利则归已，害则归公”，致织布局“并未开办，先已亏折”。[55]这一类人物和事实的出现与存在，都说明了在官督商办的结构里，“官为维持”[56]的权力其实是一种很容易异化的权力。不论是官僚出身的总办还是买办出身的总办，一旦进入其间往往都会引为凭藉而自成一方，同私人资本的利益冲撞抵牾，外观上取自西方的股份制度遂因之变得全失原意。而本是官僚的盛宣怀在这个过程中拥有越来越多的积资和投资；以及本以带来和招来的资本入局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一个一个地以唐道、徐道和郑道的官衔充“总办”和“会办”，并沿着这一路而切近和切入了当日的官场，以至于能够名列奏折而闻知于庙堂，则又说明官督商办虽然两截分明，而个体的官和商之间原本的界限却在这个过程里变得日见漫漶模糊。随后，从这些人开始，19世纪后期的官和商都一点一点不复再是旧日模样。于是国家权力导引下的经济变化又促成了那个时候社会群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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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69 官督商办立为章程的是“官总其大纲”，然而国家权力既已伸入经济并意在助饷，则一定会以筹饷为大而越出“总其大纲”的范围，索取之外兼用勒取。而后是官督商办的企业便常常要在“报效”、“赈济”和报充军饷等等名目下，把经营所得的银子和用作公积金的银子缴给官家。[57]由这种利益出入积累起来的都是怨怼。因此曾把官督商办比作“上下相维”，并在其中有过一时风光的郑观应，晚年从官督商办的局中退了出来，之后遥作评估，便说是“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58]其论说虽然多变，而于多变之中亦自能各见彼时的一段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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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71 在这种官办和官督商办的企业之外，与之同时开始出现于19世纪七十年代的，还有一家一家由私人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二十多年里，缫丝业中的继昌隆、公和永，轧棉业中的通久、棉利，机器业中发昌、建昌，面粉业中的贻来牟、裕泰恒，印刷业中的同文书局、拜石山房，造纸业中的伦章、宏远堂，火柴业中的巧明、燮昌、天津自来火公司等等工厂，以及采矿业、纺织业、航运业、木材加工业中的同类企业，都曾是效西人的生产方式而接受资本主义关系的力行者。由于西人的冲击先入东南，因此中国私人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也先起于东南，并集中于东南。总计而言，至九十年代中期，其数目已有过一百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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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73 与国家权力促生的企业相比，这种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以自发为主流，因此其行业范围便更广更大。但在另一方面，与国家权力促生的企业相比，这种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又非常明显地以资金少和规模小为共相。在后来的统计里，其间之半数用作初始资本的资金都曾不足万元。由此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后果，便是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大半只能分布于资金需求不高的轻工业之中。就整体的产业结构来说，这种偏于一面遂从一开始就已经失去了平衡，积久之后，起端的不平衡又会化作既定之势，影响和支配继起的经济变迁。而由此造成的另一个直接的后果，则是以这种不足的资金争逐于当日潮起潮落的市场之中，二十多年里，便不能不常常见到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在潮起潮落之间倏起之和倏落之的生灭无常。因此，当日的海关报告一面在记述次第出现于口岸城市的新企业，一面又在记述厦门自来火局“力量薄弱”，经“小规模尝试，不久即停业”；上海机器造纸厂因“原料昂贵与日本纸的竞争”而“濒于停业”，以及福州的“制糖厂完全失败”[59]那一类出现之后又在消失的企业。这种次第出现和出现之后的消失存在于同一段历史之中，既写照了其间的艰难曲折，也写照了其间不绝的生命力。所以从七十年代开始经八十年代的发展，九十年代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已不仅数量益多，范围益广，而且资本达数十万两者亦往往而见。[60]以九十年代比七十年代，则二十多年的嬗递虽然一路蹒跚，而由此积累起来的人力和物力，却为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提供了一种显然可见的基础和既定的走势，使之可以用作凭藉，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顺次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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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75 [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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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77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59、192、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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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79 [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五，《轮船招商请奖折》（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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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481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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