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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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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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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第一个向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外国记者，宋子文在电话里亲自为他提供消息；“西安事变”后，他到杭州采访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拿到了蒋介石的亲口回忆；“济南惨案”的时候他就在现场，逃过一劫后做出了翔实客观的报道，向世人揭露日本人的罪行；“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便通过内部渠道得知日本人会有行动，提前到东北采访并发出预警；国民政府逮捕胡适后，他动员《纽约时报》发长篇社论谴责，并将其自费翻译成各国文字，供各报社转载，最终迫使国民政府将胡适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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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到中国便得罪了国民政府，被宣传部和外交部驱逐，但没过多久却成为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座上宾，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交往甚密，孔祥熙、张作霖、张学良、李宗仁、梅兰芳、胡适、顾维钧等人都同他打过交道；日本军政头目对他频繁拉拢，他们既需要他向外界传递消息，又痛恨他的报道；苏联人将他视为美国政府代表，借他传话，认为他的作用堪比美国大使……这位看似无所不能的神通人物便是美国人哈雷特·阿班，当时《纽约时报》驻中国首席记者。他的这些奇特又珍贵的经历，都被收录在了这本《我的中国岁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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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1884-1955年）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在斯坦福大学读到三年级就辍学去报社做记者，做编辑，还写过小说和剧本，为好莱坞电影做字幕。他厌恶按部就班的生活，一路折腾到四十多岁。1926年，他突然起意要去远东做记者，就这样来到了中国，并且一待就是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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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至1940年，阿班在华的这十五年间，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有未有的巨变，北洋政府由盛转衰，广州革命风起云涌，国民党北伐获胜，欧美势力日渐萎靡，日本部队兵临城下，张学良易帜，各系军阀混战，“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南京大屠杀……中国成为一个大舞台，苦难轮番上演，一连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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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驻中国的外国媒体不少，影响力最大的要数《纽约时报》，它是西方舆论界的“老大哥”。此外，国际局势错综复杂，这份报纸还担负着外交上的职能，成为一些国家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渠道。阿班在中国十五年，除了第一年之外，后面十四年都是在《纽约时报》供职，并且很快从驻地记者成为首席记者，管辖中国各地包括香港的记者站，一时大权在握，成为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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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甘平凡、业务出众的记者，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再加上一份影响力毋庸置疑的报纸，三者很难不发生反应。一篇篇浸透着现场气息，甚至沾着血泪的报道发回美国，传遍西方世界，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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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为躲避日本人的报复，阿班被迫回国。四年之后，他将自己在华十五年的经历写成此书，向世人翔实地介绍中国。七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次跟随他的脚步，去了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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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在人名方面，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民国采访战》多有参照，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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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卷一 中国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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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独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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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如果你是个真正的新闻从业者，初到一个陌生环境中，不管险恶与否，都应该有一股闯劲，轻松自信地去获取事实的真相。事情本应该是这样，不过，我却偏偏是一个例外。那是我第一次到远东，时间是1926年的年初。我初到中国，对事态的发展处于一种错误的判断中，这种错误从一开始便存在，直到两个月后才稍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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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旧金山订了前往远东的往返船票，有效期为六个月，是一艘西伯利亚战神号老船。然而，从我买船票时起，事情的发展就超出了我的预料。我最初的目的只是想作一次短期的出游，但结果是我在中国一直住到1940年10月中旬。到被日本人赶出来为止，我在中国待了整整十五年，而不是原计划的半年之后就返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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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时候，才发现，我遇到的很多事情，它的真实情况总是与最初看到时的景象有些差别，这种感觉在快到日本时就有了。在船上用晚餐时，通知下来了，说船在午夜时分会停靠在横滨港外，到凌晨时领航船才会过来。意外的是晚上九点时，我一下子看到了海岸的灯光，这让我格外兴奋。那巨大的半圆形的发光体慢慢地显现出来，在船的前方划出了一道弧线，像是一片呈弧形的港湾。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此时距离我们离开檀香山已经九天九夜。可振奋的心情随即被失望取代，那所谓的弧形港湾只是一支比较大的日本渔船队，我们的船闯入那些灯光中间，之后又迅速驶过。而横滨还很远，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英里外的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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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都非常讨厌办公室的工作。二十一年来，我第二次做的看起来比较不可思议的行动，就是这次远东之行。在1905年离开斯坦福大学时，我三年级还没有读完。之后我在《发言人报》报社找了份实习记者的工作，这家报社位于华盛顿州斯波坎市，在这里每周只有十美元的薪水。这种工作薪水比较低，在美国西北地区，编辑或者是办公室人员的薪水却很高，他们从来不需要为生活担忧。到1912年，我已经做过不少编辑或管理方面的工作了，当时是在斯波坎市的另外一家名为《记事报》的报社。这些工作让我很难受，我无法触及自己喜欢的报道业务和写作。于是我炒了报社的鱿鱼，离开了斯波坎市，来到了英属哥伦比亚，这里有属于我的一块荒地，时间是在1912年。我到这里可不是要过来做牧马人的，而是非常享受地住进了一栋木屋。在巨大的木屋里，我渴望着能够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写作的内容大多是一些小说和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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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编辑和管理工作的第一次背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让我觉得很遗憾，我只能又干起了老本行。1915年初的一天，檀香山的《星报》给我发来了电报，电报中说，他们愿意为我提供一份工作，我便来到了《星报》。刚开始，他们就让我担任城市版的编辑，这让我无比失望，可我也只得又干了一年的编辑工作。这一年中，我在干好办公室工作的同时，也在一直给美国东部的各家报社和通讯社投稿，想找一份能被派往远东的工作。可是投出去的稿件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当然，这个结果也算正常，当时全世界人民的焦点，都集中在欧洲战争上。远东已经没有一点可供挖掘的新闻价值，它就像是一盘死棋，德国手中的青岛已经由日本人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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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星报》工作了差不多五十一周的时间，在这五十一周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想如何才能离开檀香山，坐上西行的轮船，到达遥远的西方。可世事难料，我竟到了美国大陆，因为轮船在行驶过程中掉头向东，我又回来了。在博伊西我又干了四年的办公室工作，职位是《爱达荷政治家报》报社的总编辑。之后我还在洛杉矶的《洛杉矶时报》坐了五年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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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一年的时间，我一直待在好莱坞，这一年带来了无数的灾难，让我感到很痛苦。不过我那时的薪水很高，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份工作的报酬。诺尔玛和康斯坦斯是《塔尔梅齐姐妹》中的人物，我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为她们俩写剧本和字幕。当时，我工作的地方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有位电影演员高尔德文是波兰人，他在电影中嘲笑英语，整出了很多笑话。但百分之八十的错误还是在那些电影业的一些老板身上，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高尔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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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已经对那个时代讨厌至极了，所以就有了我对办公室工作的第二次背叛，我最终决定前往中国。那时好莱坞电影业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声电影的到来。因为当时环境的混乱，我的经济情况也很不稳定，所以决定给北美报业联盟下面的多家报社投稿，并和报业联盟签了协议。我把稿件通过邮局寄到报社，如果稿件被采用，每一栏给我五到二十美元的报酬。一些记者称这种报酬为“给奴隶的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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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远东地区，包括中国，在1926年年初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美国报纸和美国公民对这些地区的事情也没什么兴趣。美国记者在日本和中国的很少，即便是在上海，也只有一位全职的美国记者，这位记者来自合众社。在这些地区的多是兼职美英报社记者，写稿只是副业，他们不必经常投稿，只是偶尔寄几篇过去就行了，都是寄往纽约或者伦敦的报纸。他们平时几乎都不写，只是有来电时，才根据要求写一些。稿子少，报社给的报酬很低，他们领取的津贴也很少。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为当地的英文报服务。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爆发了，在南方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这种运动一直不被重视，而在我看来，它应该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意义。我开始试着了解这场运动。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场运动并没有比较详细的报道，就连香港这么重要的城市也没有。我当时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新闻，想把它投递出去，可和我有协议的北美报业不接受新闻电报，想来想去，我最终决定投给合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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