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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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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战争开始后，我通过多种方法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消息，可是因为实在过于重要，我不能以电报的形式把它们发到美国，导致这些新闻没有办法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成文。当时，我已经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美国正在不自觉地被卷入一场旋涡之中，虽然那时离珍珠港事件发生还有两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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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期间，《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兹伯格先生有好几次都向我提出要求，让我针对东亚地区的未来形势做出分析，然后把机密报告交给他。之前，我都会过一阵给他寄一次类似的报告，自从1939年11月以后，我每次给纽约寄信时都会附加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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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邮政局寄出的所有邮件，日本检查员每次都要打开进行查阅，我的材料太过重要，性质又比较特殊，邮局有些不合适。我只好寻找其他途径，结果想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我把那些信件带到团总部，然后通过海军陆战队的邮包寄到美国，在这之前，我还要在信件上贴上美国和中国的邮票。这样就可以逃过日本人的检查，因为那些都是由陆战队的卫兵直接护送到美国或英国的舰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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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有些想不通，信件并不需要中国人经手，为什么还要贴上中美两个国家的邮票呢？后来我才明白，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绝不允许剥夺中国应有的利益，即便不通过中国邮局，也要贴上中国邮票，那属于中国应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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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写出的材料我都会另外抄写一份，为的是交给美国驻上海代表。在一般情况下，我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处可以得到信件的副本，美国总领事馆的相关官员也会得到我的一份抄写稿。因为陆军方面在上海的情报官不太稳定，所以大多时候我也就不给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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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苏兹伯格先生制定《纽约时报》的社论和新闻策略时有更多的参考，我会经常给他发一些报告。下面就是一篇从上海寄出的典型报告之一，是1939年11月18日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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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磨弥吉郎从华盛顿回来的时间还不长。今天早晨他来到我的公寓，我们的交谈十分有趣，他还留下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在华盛顿时，他的职位是日本大使馆的参赞，回到东京以后，他会出任外交部发言人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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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磨见到我就说，有一点日本很明白，阻碍他们亚洲大陆计划顺利实施的最大力量，就是苏联。他很坦诚地对我说：“日本大力宣传俄日协议，是想提醒华盛顿，日本会根据美国的立场及时调整对策，如果美国立场一直没有变通的可能，日本就会和苏联站在同一战线上。而实际上，日本和苏联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须磨笑了笑又接着说：“只是很可惜，我们的宣传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华盛顿并不关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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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磨告诉我，在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他曾经和国务卿赫尔见过一面，两人进行了深刻的交流，他说出的内容让我特别惊讶。下面是他告诉我的谈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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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先生，我想告诉您的是，贵国和我国之间的最大问题是‘战斗问题’。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像日本兵打美国公民的耳光，像日本损害了美国教会和其他财产等等，那些情况都是小问题，什么时候都可以改正，只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都不敢轻易涉及。我想跟您表达的最终意思是，其实我国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继续实施《兰辛-石井协议》，另外还希望美国能够承认日本在中国可以享受特殊的权力和利益，理由是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离得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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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磨说，对于他的提议，赫尔只是问了一句，说上面的内容是不是《兰辛-石井协议》的最终确切用词，还说：“我的记忆需要重新整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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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磨还告诉我，他要离开时，向赫尔先生问道：“请问您有什么需要转告我国政府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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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赫尔是这样回答的：“的确有句话需要你转达。美国是绝不会允许日本统治中国的。请把这句话告诉日本的内阁成员和其他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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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件事和这句话，须磨都非常重视，不止他本人，还包括日本政府，他们都认为，赫尔绝对没有独立行事的权力，他的话就代表了美国总统的心声。须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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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赫尔先生只不过是个比较英俊的少年，他的作用只是在传达罗斯福先生的意思。这件事在华盛顿的外交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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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须磨对我说，日本现在犹豫不定，是因为美国一直在加强潜水艇小舰队的力量，而且还把他们划分到了亚洲舰队，那个舰队驻扎在马尼拉。这种担心是绝对存在的，他还说出了原因：“对于日本在中国的行为，英法两国已经不再像往常那样强烈地表示抗议了，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和你们美国达成了协议，英法两国可以放手中国的事务，只管投入到欧洲事务当中，把重担交给美国，他们会负责在华白人的事情，充当起强有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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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是一位日本人，特别有绅士风范，他说话时经常轻声细语，脾气性格也偏柔和，总会给人一种很愉悦的感觉。在这里需要提一下，这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人物。1939年年末，他曾经住在我的对面，在百老汇大厦的十六楼，当时他是日本驻华无任所公使。有时候他会到我的住所随便坐坐，或者喝杯海波酒，或者随意聊上几句。也有时候会和我一起吃个饭。他如果有什么特别好吃的日本菜，也会叫上我，和他一起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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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29日，我和伊藤进行了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后来我把谈话内容记录了下来，同一天晚些时候，我还为此特意写了一篇“非正式”的报告给《纽约时报》。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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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情况是，像我这样的使馆工作人员，都只是一些小人物。明面上看起来像是平等的，暗地里，在陆军眼中，我们其实就和他们的中国傀儡差不多，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极其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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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特务处越来越不思进取，现在变得像极了你们芝加哥的强盗。那些领导者们不务正业，干起了走私鸦片和海洛因的勾当，还经营红灯区和中国的赌场，全都赚得盆满钵溢。他们早就不记得什么武士道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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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时，俄国人刚刚打死了一万七千名日本士兵，打伤者相当于死亡人数的两倍，陆军如果想强迫日本人民同意和俄国结成同盟关系，即便是虚假的，我们也绝对不会同意的。面对那么多死伤的同胞，他们怎么还能做出那样的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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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的历史可以看出，俄国对中国的政策随着中国势力的变化在不停地转变，一旦中国势力变弱，俄国马上就会向东扩张，中国势力强了，俄国又会很快退回去，这种情况从罗曼诺夫家族控制莫斯科以来就开始了。就拿明朝来说，当它强大时，俄国敬而远之，处在贝加尔湖以西的位置上，不敢有丝毫逾越。当明朝开始衰弱的时候，俄国立即展开行动，向东扩张到了松花江和阿穆尔河流域。直至后来，清朝慢慢变得强大起来，俄国才退了回去。等到清朝腐败，俄国再次东扩，到了太平洋沿岸，还控制了加拿大沿海的各个省市，进而霸占了朝鲜，占领了满洲，修建了一条铁路，之后通过它又得到了大连和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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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了，日本把俄国赶出了中国，后来又爆发了中国革命。没过多久，外蒙古完全被俄国人控制了。俄国还利用中国军阀混战的时机不断加强对新疆地区的控制。中国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当然，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我国陆军的杰作。不过，我们不应该忽略俄国的举动，他们也在不停地扩张，甘肃、宁夏、山西还有四川的部分地区，都已经落入俄国人之手。假如蒋介石被中国共产党推翻，那么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俄国人有可能一直南下，直捣云南，那样，在缅甸居住的英国人也会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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