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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中共也曾试过“和平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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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战后中共和平土改政策的尝试与可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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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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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谈到中共的土改，想到的一定是“斗争土改”或曰“暴力土改”。涉及土改运动的最大的一个争论问题，也仅仅是这种斗争，或者暴力，究竟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是保持在某种道德的或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呢，还是发生了严重扩大化或极端过火的情况呢？至于说“和平土改”，至少在1951—1952年那个时候，是受到激烈批评并和政治错误联系在一起的。影响到今天，只要提到“和平土改”这个概念，一定是台湾国民党的土改，抑或是日本、韩国的土改，断不会是中共的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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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和平土改”，其实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强调它的土改性质，也就是要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层是强调它手段的和平或温和，即不是用暴力或斗争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历史上中共对地主的态度和政策，基本上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采取和平的办法，即把地主视为统战对象，不动地主土地，如抗战时期；一种是抱以革命的态度，把地主当成敌人来打，实行没收土地政策，如苏维埃时期或内战时期。因为抗战是一个不得已的过渡时期，因此，用革命的方法没收地主土地就是中共在农村的例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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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革命的方法没收地主土地也包含有两层目的：一层是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需求；一层是要通过剥夺地主土地财产的办法来彻底打倒地主权威，根本改造农村社会。因此，用和平的或温和的方法来获取地主土地的做法，在中共的理论层面或政策层面，就注定是不可取的。因为斗争是绝对的，无论苏维埃时期，还是1947年北方根据地推行大规模的土改斗争，哪怕是1950年全国新区掀起土改运动高潮，中共领导下的土改斗争，基本上都采取农民用激烈的手段斗争和剥夺地主、富农的做法。这种做法几乎每次都造成了乱打乱杀的偏向。每次发生乱打乱杀的情况时，中共中央也大都出面纠偏。但是，反对“和平土改”，始终是中共土改运动中一项不变的政治任务。[1]这是为什么，直至今日，凡提到中共土改者，必和阶级斗争的激烈手段相联系，很少会有学者真正相信，一向主张“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2]的中共中央，也曾经有过和平土改的认真设想与尝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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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初，中共中央确实曾经尝试过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农村地主土地占有的问题。虽然，这种尝试的时间很短，试点的范围也较有限，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中共中央就放弃了这一做法，全面改行激烈的剥夺地主富农土地财产、将地主富农打入“另册”的斗争土改的方针。但是，中共中央曾经正式批准并采取过和平土改的政策，毕竟是一个事实，因而是很值得了解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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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个问题，曾有少数传统的涉及中共党史的著作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但其说明和解读却经常让人不明所以。如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提到了这件事情，但书中认为当时这种情况的存在实为各地“不拘一格的土地改革”办法之一种。[4]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也提到了这一情况，但她认为温和土改方式不过是中共中央战后初期出于统战考虑“给农民增加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5]。金冲及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注意到了中共中央当时的相关指示，但书中只是原文照录，几乎没有解释中共中央如此设想和尝试的复杂原因。[6]与罗平汉的《土地改革运动史》一样，金书对这一政策提出的背景没有具体说明，只是强调说，因为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客观上“要求必须在较短时间内果断有力地解决土地问题”，以动员农民参军参战，故中共中央这种相对温和的土地改革方法没有实行的可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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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要了解和解读战后中共中央采取这样一种政策的原因，还必须要具体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要具体了解中共中央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对战争前景的估计是怎样的。只有结合当时的政治情势和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的估计，我们才有可能比较真切地了解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为何会提出这种和平土改的设想，以及他们想要通过这一尝试达到怎样的目的，这一设想以及尝试最后又是因为何种原因被彻底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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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指示”的产生及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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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战后中共中央和平土改的设想问题，必须要首先说明1946年关于土改问题的“五四指示”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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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凡谈到1946年“五四指示”产生背景的，几乎无不强调：“那时，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迫切需要动员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革命战争”。[8]但是，客观地考察1946年5月4日以前的国共关系情况和当时国内形势，是否真的已经到了“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的关头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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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令达成，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政协通过五项重大和平决议，并决定了整编国共双方军队的原则方案，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和平民主的舆论热潮。紧接着，中共中央于2月1日通过并向全党发出了准备迎接和平民主新阶段，“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的重要指示。[9]在此方针影响下，中共中央于2月21日发出指示，部署参加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代表推举工作。[10]25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军队整编及统编基本方案》。3月6日和7日，毛泽东接连起草并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电，要求各地中央局在三个月内外以复员和整军的名义，完成第一期精简1/3兵额的任务，并抓紧部署第二期再精简1/3的工作。[11]随后，因国共双方围绕着东北接收问题发生冲突，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有否认政协决议的种种言论，导致中共中央停止提交准备加入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名单，并要求将国大召开延至双十节。5月1日，鉴于争夺东北半壁江山的四平战役进入白热化，毛泽东明确主张：一面“坚持奋战”，一面力争“求得有利我之和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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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尽管国共两党在“五四指示”形成前在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摩擦冲突，甚至爆发了四平街之战，但关内民众和舆论的和平声浪依旧，多数地区中共的党员干部内心也普遍存在着和平心理。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时发出指示，强调和是大势所趋。他对坚持以战促和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的多数党的高级干部，也还要顾虑到多数人的思想顾虑，只好通过十分委婉曲折的方式来做政治局常委几位领导人的思想工作。[13]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应当不难想象，“五四指示”制定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其实还并未作好“大战在即”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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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立足于推动土改的“五四指示”又是因何而发的呢？其实，关于这一点，“五四指示”本身就写得十分明白。指示开宗明义就说明了中共中央决定要将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运动引向土地改革运动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因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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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在“五四指示”当中，丝毫看不到因“大战在即”因而要加速土改，动员农民以应需要的内容。不仅看不到，而且会注意到“五四指示”内容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颇为矛盾的现象。即它一方面强调要“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不要怕这怕那；一方面却又再三强调在宣传上暂时不要公开土改意图，仍应维持减租减息的说法，在行动上除对少数充当大汉奸的地主以外，一般也不得采取没收土地的做法，要着重于通过“佃权交换”、“清偿负欠”等有偿形式，迫使地主“自愿出卖土地”。指示明确规定：“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对抗属、烈属、干属及开明士绅等，还要“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15]以至于这一指示从一开始就被下级干部形象地概括为“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土地政策”，使原本在一些地方已经相当激烈的夺取土地的运动，反而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制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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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一年之后刘少奇曾经有过一种解释。他说：“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条件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与蒋介石、美国和不了。……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17]刘少奇这里所谓“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等等，其实也是“事后诸葛亮”了。但他所谓当时为了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又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因而将和平与土改二者兼顾，却恰恰就是形成“五四指示”的重要背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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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推动土改的关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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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五四指示”内容的矛盾性，自然也就不能不考察中共中央非如此不可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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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五四指示”所说，中共中央决心批准“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是基于“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谈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因此，“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换言之，中共中央这个时候提出土改意图，并非有计划地设计在先、部署其后，而是受到地方报告所称实际运动的推动，非明确表态“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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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共中央是如何受到地方报告的推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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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1946年4月中旬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到达延安，汇报了华中根据地减租清算试点的情况。在谈到淮安县石塘区农民已经充分发动起来，甚至出现数千人集体进城押了几十个地主回乡，清算其剥削账的现象时，刘少奇当即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指出：“目前各地发动的算账运动，对大地主、恶霸及汉奸化了的地主是可以进行的，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及富农。”鉴于此，邓子恢马上于20日致电华中分局称：“今天我们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至于清算旧账，一般是对汉奸及少数恶霸来提，不要向一般中小地主普遍算旧账。这会引起整个地主阶级之恐慌，而感到无所底止。”[18]由此不难了解中共中央对各根据地的减租清算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发现大规模冲击中小地主及富农的情况，颇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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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中共中央又召集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等人汇报各地减租清算情况，意外地发现，各根据地农民在减租清算斗争中的普遍倾向是要夺取土地，一些地方已经直接或间接地采取措施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19]因此，仅仅几天之后，即在4月26日，中共中央就有电报给没有来中央汇报工作，但同样向中央提出了这类问题的晋察冀中央局去电说明：“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均有极广大群众在清算及减租斗争中直接解决土地问题，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此种土地改革行动，现中央正召集各区负责同志讨论这个问题。”邓子恢因此也不能不马上急电华中分局，说明：“华中目前群众发动应大胆放手，不应束手束脚，不要过早纠正过左，不要害怕改变土地关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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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及中共中央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到4月下旬还不曾意识到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更不曾想到过要用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来动员农民。推动中共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改变政策的，不是战争形势，而是各根据地减租清算运动中所反映出来的现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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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与此相应照的，还有经过各种年谱、传记和专著所透露出来的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五四指示”时与会者的发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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