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16407
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1706714274]
1706716408
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讨论
1706716409
1706716410
1706716411
1706716412
1706716413
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1706714275]
1706716414
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
1706716415
1706716416
——答曹仲彬、郑雅茹两先生
1706716417
1706716418
拙作《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一文发表后，有幸得到曹仲彬、郑雅茹两位先生的指正[1]，笔者特在此表示感谢。本来，学术研究就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直接交锋乃至争论，并通过这种在相互尊重对方研究的基础上的交锋和争论，来达到使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的目的。尽管，拙作只是有感而发的一篇小文章，曹、郑两位先生的驳论又只是就其中两个十分具体的史实问题提出异议，其看法也确有相当道理，笔者本不应作答，但考虑这一问题实因我们双方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而引起，使人们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可能会对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有益，故冒昧再作此文，还望编者和读者谅解，并愿得到曹、郑两位先生的进一步指教。
1706716419
1706716420
历史存在于史实而非概念中
1706716421
1706716422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拙作所考察的共产主义组织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而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曰早期一度“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共产党”，这个“共产党”当然是打了引号的。关于这一点，相信曹、郑两先生都是了解的。问题仅仅在于，能不能把它们看成是早期的一种“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按照曹文的看法，这是不可以的，即使打引号也不行。
1706716423
1706716424
在曹先生看来，是否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早期共产党组织，都必须具备几个条件。这就是：
1706716425
1706716426
第一，必须有“原始资料证实”，而这些原始资料又必须是“像上海共产党、北京共产党小组、广州共产党等，有《中国共产党宣言》、《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这样有说服力的原始文件”，至少也必须是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这样的重要文献才行。
1706716427
1706716428
第二，必须有“当事人的佐证”，而这种当事人又必须是像张国焘、陈潭秋、张秀熟这样的老中共党员才行。
1706716429
1706716430
第三，必须“符合党的早期组织建立的实际”，而这种“实际”又必须“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由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与俄共直接帮助下”，并“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其关键则是“共产国际、俄国和上海共产党的帮助指导”。
1706716431
1706716432
第四，必须“符合共产党的建党标准”，即“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暴力革命”、“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强调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强调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管理制度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等等。
1706716433
1706716434
不知道曹先生是否意识到，你们这里所列举的这些条件，实际上是在拿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规定来衡量一切。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在告诉读者，只有在今天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和中共早期参加者的回忆中提到过的，并且是直接得到共产国际、俄共以及上海共产党帮助和指导过的组织，才可以看作“早期共产主义”的或“共产党”的组织，除此之外，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不论是不是打引号的。
1706716435
1706716436
毫无疑问，曹先生观察问题的角度与笔者有很大的不同。这导致曹先生在讨论重庆“共产党”的问题时与笔者立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
1706716437
1706716438
第一，曹先生是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资料作为它衡量重庆“共产党”真伪存否的唯一根据，并以当时受到共产国际和俄共帮助指导的上海共产党对重庆“共产党”的了解及承认与否，作为认定其政治倾向的唯一标准。因此，曹先生全文都是在论证这个重庆“共产党”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他看来，只要能够证明它没有得到过上海共产党的承认和指导，就足以证明它不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
1706716439
1706716440
第二，曹先生是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活动来囊括一切共产主义思想及其组织在中国生长的全部历史过程的，他不相信在中国早期除了在共产国际和俄共指导下由陈独秀等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有过其他什么人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曾经一度倾向过共产主义，并且一度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相应地组织过有关的组织和团体。在曹先生看来，如果有过什么“早期共产主义组织”，那只能是与共产国际、俄共和上海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并“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逐次建立起来的”已经为人所熟知的那些“共产主义小组”。
1706716441
1706716442
笔者的看法与曹先生确有很大的不同。笔者在曹先生所提出问题的这一部分之所以列举了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几乎同时存在的几个“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其实只是想要说明一个观点，即“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确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如此，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也是如此。而曹先生却力图告诉我们，任何中国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都必须是在共产国际、俄共和上海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之下的，否则，就是不符合共产主义（或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实际”，即是不可能的。很显然，曹先生的这样一种观点，正是笔者所不赞同的。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不能同意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资料和以它的承认与否来作为衡量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存在过与否的唯一标准，更不同意以有无共产国际和俄共的帮助指导来作为评价中国是否会发生共产主义运动和产生共产党组织的历史依据。
1706716443
1706716444
有必要指出的是，曹先生显然并没有切实了解笔者在文章这一部分所力图说明的观点，否则，他应当知道拙作所说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绝不是指他所说的那几个众所周知的“共产主义小组”，自然也就不必去论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不是如同“上海共产党、北京共产党小组、武汉共产党支部、广州共产党等党的早期组织”一样的“地方共产党”；不必去论证在中国共产党早年的历史资料及党员的回忆中是否有关于该组织的相关佐证；也用不着去考察它是否派代表出席过中共“一大”了。因为这种论证完全没有意义。
1706716445
1706716446
曹先生理应注意到，笔者在文中已特别强调，笔者所提到的几种“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包括“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内，都是“相对独立”的，它们多半并不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共的帮助指导下成立起来的，自然更不在受上海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之内，不是北京、武汉、广州那样的“共产主义小组”。因此，我们当然也不大可能在诸如曹先生所列举的中共早期历史文献中，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在马林或陈独秀的报告中，包括在张国焘、陈潭秋、张秀熟等人的回忆里找到它的相关记载了。
1706716447
1706716448
事实上，笔者所列举的几个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大多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和早期党员的回忆中都找不到有关的记载，多半也并没有得到过当时上海共产党的承认与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组织绝对不存在。
1706716449
1706716450
有关1920年6月在苏俄建立起来的“中华共产党”的资料无疑是近些年来在苏联发现的，在中共早期文献和中共早期党员的回忆中始终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1706716451
1706716452
1920—1921年间在中国存在过的另一个“中国共产党”，即以姚作宾为代表，曾前往苏俄准备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那个“共产党”，当然也不曾见诸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和早期党员的回忆，更不曾得到过他们的认可和帮助，但可以肯定的是，姚作宾确实去过莫斯科，并且还曾经通过了共产国际“三大”与会资格的审查，获得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之一参加大会的代表证。仅仅是因为张太雷、俞秀松等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代表上书反对，共产国际才取消了姚作宾的代表资格。[2]
1706716453
1706716454
1922年2月在北京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长期以来也没有得到有关文献和回忆的佐证，人们甚至根据中共1922年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相信他们从没有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承认，甚至断言这些以《今日》杂志为中心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些“反动官僚和投机政客”[3]。但是，近些年来在苏联和中国发现的文献资料都证明，不仅“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确曾存在过，而且它确实尝试着想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的劝说下，在1923年曾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承认，少数人加入了陈独秀的共产党，多数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706716455
1706716456
类似的情况当时还有一些，这些号称“共产党”或想要学俄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组织的实际情况可能“尚不十分清晰”，还有必要进一步发掘史料给以更多的说明，但曹先生或许应当承认，一个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与否，不应仅仅从今天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和它的早期党员的回忆中去寻找根据，更不能简单地以它是否曾经属于上海共产党领导，或是否“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逐次建立起来”，来作为论证其存在与否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