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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第五章 林林总总的控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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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我们可以一一分析。先说青年。青年本来纯洁，对于政治初无成见。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国家有前途，他们自然拥戴政府。但是政府种种表现，无不使人失望。……再说中年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怒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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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马歇尔将军，在美国调停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的努力失败后写下了告别声明，里面提到，只有自由派通过一定途径在政府中掌权，中国的情况才能被挽救。不管其出发点是多么的善意，该建议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自由主义者团体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他们首先是知识分子，其次才是政治家。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想在政治环境中存活必须要有一定的资源，他们却没有。但是在国统区，自由主义是在知识分子[2]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潮流，它所引起的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几乎与共产党对政府的抨击一样，掀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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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说过：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西方传教士教育，大部分教师和教授在欧美接受了先进的训练，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实质上就是西方概念中的政治自由主义。[3]不管出于什么原因，20世纪40年代末，如果说在政治领袖中仍未推而广之，知识分子中间已非常稳固地形成了一种现代自由主义风气。就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学生反战运动能够按前文曾提及的形式发展起来。学生走上街头，自发制造声势，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将细节上进行学术论证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师长一辈。师长们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和评论，它们显然是学生行动主义的中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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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40年代末，知识分子将他们的观点发表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上。这些报纸和杂志拥有各自的读者，也同样吸引了国民党当权者和秘密警察的注意。但是尽管受到骚扰，内战期间最为广泛阅读的自由刊物却得以完好生存下来。它们是《大公报》——这是一份日报，在上海、天津和香港都有各自的版本刊行，[4]以及《观察》——一份上海发行的周刊。很多人认为《大公报》能够免于受到政治迫害，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全国报纸中处于领军地位，还因为它与国民党“政学系”关系密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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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观察》成功的秘诀，自始至终是个谜。虽然不时受到右派和左派的攻击，《观察》总体来说成功地维持了它作为“不迎合任何政党，持有自由政治意见”的独立杂志的可信度。它也被认为是20世纪40年代末同类刊物中最受欢迎的。因为这些原因，还由于它是一份表达政治意见的杂志，它的大多数文章是大学教授撰写的，所以这里将《观察》作为研究内战期间国民党地区知识分子政治主张的主要信息来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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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的创办人和主编是储安平，曾经在英国留学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杂志在1946年9月1日创刊，从此以后每周发行，直到1948年12月24日被中央政府查封，罪名是帮助共产党。在存在于世的两年零四个月间，杂志的受众稳定增长。到1948年末，它的发行量据称有6万，而它的实际读者数保守估计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观察》在全国发行，四个城市（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占到它的总订阅量的20%。据一名前北平居民说，杂志如此受欢迎，甚至在家附近小巷停车的一小群黄包车车夫经常在等顾客的时候也阅读该杂志。然而，有文化的黄包车车夫很大程度上是北平独有的现象。根据《观察》自己的数据，它的读者全可以分为三类：知识界，学生和老师；政府人员，包括中下级的公务员和军官；工商业和金融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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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份杂志的成功，储教授骄傲地讲述：1948年夏，参加清华、南开、北大入学考试的学生在回答一道时政题——写出对他们经常阅读的一份报纸或杂志的评论时，大多数人都以《观察》作为回答。[8]到1948年，《观察》的军事报道——据说是国防部内部透露的消息，作为公众唯一能够得到的、准确报道正在进行中战事的消息来源而扬名。当它在1948年底遭禁时，少数评论者为杂志写了挽词，其中一位写道：超过10万的《观察》的忠实读者现在更加确信国民党没有未来。他总结道：“‘储安平教授时代’已不得继续存在，可以说这份杂志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这一刻仿佛是现存秩序的最后五分钟，再多的言论已显得毫无必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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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46年9月，言谈似乎太有必要了。《观察》第一期包含了一则宗旨宣言。注意到公众的士气越来越沮丧，编辑回忆了在不久的几年前，国家是如何凝聚在一起对抗外国侵略者的。但是今天，他写道，比起关心整个国家的福祉，人们似乎更关注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办刊物的宗旨，是振奋民众，“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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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所有自由主义文章和学生示威的内核，是相信如果把异议表达地足够令人注目，政府多少会被迫对公众关于和平、经济重建和政治改革的要求做出回应。这个信念一直持续到1948年中期。到了那个时候，政府的不回应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事实上过不多久它甚至是没有能力回应了。然而在那以前，学生试图通过游行、请愿和各种宣传活动积极动员民意；与此同时，老一辈知识分子着重于“公众反应和严肃讨论”。为此，《观察》致力于呈现政治观点，呈现对政府、国民党和反对党的负面评价，也呈现正面的改进意见。这些观点和论述基于对政治和社会的自由主义观点：该观点认为，通过自由、进步和理性促进民主的实现最能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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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包含的理想和期望表露无遗。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共同特性。储安平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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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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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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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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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的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是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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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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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并世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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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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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藉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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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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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责任感在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由主义者首先指责国民党背叛了选民赋予当选政党的执政权——正是它使得国民党的统治在原则上具有合法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一定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他们也不特别重视孙的治国方略。但是碰巧地，三条原则——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还是概括了知识分子团体的三个最基本的政治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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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官方将孙中山的方案作为其政治纲领，这其中包括了作为准备阶段的“训政”将最终通向“宪政”的概念。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保留一个外壳，这个外壳就是孙的声望和作为现代中国缔造者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党曾保证要执行这套方案，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国民党从抗日战争中获得的民族主义者的信赖和累积的声望，却由于在战后无法满足大众的渴求而迅速消耗。这些渴求包括：对和平的渴求，对经济重建的渴求和对一定形式有求必应的政府的渴求。因此自由分子对政府的谴责包含两条主要罪状：一条与国民党统治的形式有关，另一条则与其统治的表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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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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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存在着，不仅应该“民享”，也应该“民有”和“民治”——这个想法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及。要说国民党二十年的“训政”是合理的，唯一可能的理由是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为“宪政”预备道路。而所有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国民党远未完成这个任务。1946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值上海小贩暴动之际，储安平写下一些讽刺的评论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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