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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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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第二个主要控诉较之第一个主要控诉，以更严厉的措辞表达。自由主义信条认为政府存在不仅要“民有”和“民治”，也要“民享”。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没有什么人相信政府会去关心——更不要说用实际行动改善——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人们在攻击政府政策和工作时，免不了提及三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中的一个或几个。这三个问题是：腐败、内战和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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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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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无法确定这三个问题哪个占据主导地位。除了接收时期的最初几个月份官僚的腐败到达了空前的程度外，似乎比起其他两个问题，腐败引起的批评相对较少。但是人们经常发现很难区分哪个问题消除了，哪个问题又开始了。在所有公共生活层面上，它们看上去是如此紧密地在因果关系上交织在一起。政治评论家很少不提到腐败问题，但是同样很少全篇幅谈它。一位作家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听到这么多关于腐败的事，对此已经麻木，忽略了它是所有无能的源头。”[36]以上言论接近了普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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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在下面的文字中总结了他自己的感受，他写道：国民党政权最大的罪行也许就是它“缺少德行”，这反过来造成全社会的道德败坏。在这样的政府下，他写道，那些不道德和不守法的人日子过得滋润得多。作为结果，大多数人转向了投机，变得不可靠，并且拒绝担当起任何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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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报道和评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出现的是一个充满腐败的官僚机构形象——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了自己的目的和家族的私人利益任意曲解正式的法律和程序——从中央政府官员到最低的保甲长莫不如此。[38]本质上，金钱和偏袒润滑了国民党政治系统的车轮，令其运行，却也注定降低了它的运行效率。腐败的代价是使得自由分子疏远。大多数人不能或不愿在腐败游戏中争得上游，从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法定利益受到损害——好处全被肯花钱打通关节的人占去了。腐败使得官僚机构失去信心和希望，并减弱了它的行政效能。腐败也使得战士的士气颓靡。腐败还让国民党将珍贵的政治资本拱手相让给了共产党。共产党，就像我们在下面看到的，在保持他们自己的清誉上下了很多工夫。[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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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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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有人深受其害，自由主义作家特别关注了公务员渎职的后果，这与他们的人文关怀是相符的。在公务员渎职的案例中，最触目的报道几乎都出自农村地区。但是唯有在农村，农村的贫穷，政府农村政策的不力，以及内战所制造出来的新一层的困苦——唯有在这个更大的背景下，官员腐败的后果才得以完全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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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观察》驻江西南昌的通讯员写的一篇文章集中报道了该省在20世纪各种灾难造成的损失。这些灾难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北伐，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围剿、洪水、干旱以及日本侵略。他估计1947年的人口比1900年左右减少了40%。在有的地区，耕地只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70%。但是田租和政府征收的苛捐杂税却没有削减，既不考虑劳动力的减少也不考虑耕地的减少。但是不管江西条件如何恶劣，这些恶劣的条件并不能解释那里的极度贫困。他认为江西的赤贫要特别归咎于腐败的官员，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地的“吸血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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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从每一个调查农村情况的自由主义作家的笔下都铺开了相似的画面。为双重罪恶——腐败和战争所加剧的农民的贫穷，很明显是最主要的关注集中点。土地所有制问题不像农民的贫穷问题一样引来这些作家激烈的抨击。这种侧重不但显示了作家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以及眼下政治的当务之急，也显示了农村的实际情况。但是不管情况怎么样，“吸血鬼”是一个普遍的绰号，主要被用来称呼乡、镇、保和甲的官员，这些官员组成了行政部门的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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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官员具体负责高一级政治和军队领导所指派的税的征收和人力、财力、粮食和物资的征用。其中有中央政府税收系统所征收的税款，有附近的驻扎军队的必需品供给，有县政府所需物资，还有村里民兵队伍的经费——笔者只列举了几个最普遍的方面。然而使得苛捐杂税真正成为沉重负担的，是每次征收的时候比规定的数额多收一些的习俗。这导致了从农民处收集的与政府事实上收到的物资之间存在很大差距。[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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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任何法庭可以保证为不受保护又不识文字的农民申冤。当税负太重时，摆在农民眼前的只有三个选择。他们可以选送代表向县或省的官员请愿要求减负。但是经验已经证明这条途径不总能奏效，还可能有一定的危险性。高级官员经常站到低级官员一边，而后者无论如何都有办法报复麻烦的农民。第二，农民可以拒绝耕作，后果对谁都不利。这只有农民税负过重，必须举债才能缴清税款的时候才会被付诸实施。最后，农民还可以干脆造反。造反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当地的官员上，后者侥幸逃出，保得一命。但是暴动沸腾一会儿，等到农民的愤怒平息，马上就雨收云散了。因为农民缺少维持和联合他们力量的方法，官员不久就回到原地，报复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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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发生的这三种选择，自由主义作家都有记录。他们将中央政府没能制止住基层官吏的暴行看作是冷酷无情和目光短浅。这些基层干部一举一动都假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他们的中饱私囊让已经困苦不堪的农民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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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陕南，当地官员经营“客房”，为赌徒和妓女提供场地，并收取保护费用。官员购买了武器，雇了保镖，像土匪那样采用威胁和行凶的方式向人们要钱。但是与土匪不同，中央政府授权他们以它的名义进行征用和收取税款。他们滥用这个权利为一己谋私，这被当地居民认为是他们最大的罪过。在有的地区，当地官员每个月甚至去农户家里20—30次，以种种借口让农户助捐。据那里的人说，大多数缴纳的款项落入了征收者的口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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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中央政府宣布正式免除原日占区土地税和其他征用一年。但是这个命令宣布不久，其他规定紧随其后，诸如授权向老百姓征收赋税以资助当地行政部门和必须出售军粮。实际上，这意味着强迫他们将米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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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农民收到的钱甚至少于他们应得的官方补偿金。中央粮食部将价格定在法币每担5500元，但是安徽省政府马上将这个数目降为法币每担4500元。报道这个故事的通讯员知道从省政府到县政府，再到镇和村里的保甲长手上，款项的辗转还要经过“很长的过程”，他想知道即使是每担4500元的价格，到农民手中的还能有多少。他提及皖北的一些地区的民愤，那里农民收到的补偿金特别少；他还指出这普遍归结于该省在执行政府粮食政策中的腐败。[43]在皖南的芜湖县，很多地区在1946年春天还未耕种。县长自己也承认从老百姓处收取的“不合理的强制捐献”以及“贪得无厌”的地主和士绅对老百姓的敲诈激化了那里的农村危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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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时国家大多数其他地区相比，晋南的行政单位有些不同。基层单位是邻和闾。邻由5户家庭组成。5个邻或25户家庭组成一个闾，几个闾构成居村。上一级是治村，也叫编村。在这一级官员包括编村长，他的4个助理，1个秘书，1个书记，1个政卫团长，1个纪检特派员，1个村连长，12个左右的村警，一些跑腿的和报信的。这些人被一个通讯记者称为吃村民肉喝村民血的“狼和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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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这些村干部据说征收了三次土地税；征用稻谷、棉花和棉布各一次；三次为“村贷款”收费。官员登门时村民还要提供给官员一切个人所需的东西，或是官员认为他们能弄到手的东西。最近，这些东西包括鞋、绑腿、衣服、柴火、稻草、米、面粉、油、盐、酱油和醋。另外，当官员为他们提供服务时，村民还必须付给官员约定俗成的“小费”。在其他苛捐杂税不那么沉重的年份，村民似乎容忍这样的“小费”，但在1946年它们变得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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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讯记者自己家的村庄，共有8人在近期内曾任编村长一职。任期之前他们都很穷苦，但是离职后，以当地标准看，他们都成了富人。“为什么要到外面做事呢？”通讯记者的父亲规劝自己的儿子，“想办法当上当地政府办公室的送信员就够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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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通讯记者写了虞乡县的一起事件，那里自耕农一起参与了一场对横征暴敛的新式抗议。他们决定将他们的土地移交给县政府管理。但是因为当地官员将这种形式看作是叛乱，这一计划流产了，前来提议移交土地的农民代表中领头的几个被关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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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中是又一个到处景象荒凉的地区，但当地官员还能够找到办法剥削农民以渔利。农民们回到被日军蹂躏过的村庄和田地，他们缺少钱来重建他们的房屋或购买牲畜、工具和种子。春耕时分已经到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办事处承诺的救济却迟迟没有兑现。县和村的官吏们设法垄断了由中国农民银行汉口分行发放的农业贷款。农民经过计算，他们的收入无法补偿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和当地高利贷者开出的高昂利率，于是他们在1946年春任凭土地撂荒也不耕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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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农民无一例外在相似的困境中挣扎：收成好的时候，粮商可以利用形势拼命压价；收成坏的时候，农民无法用秋收的收入填补春种的开支，他们只能求当地高利贷者发慈悲。[47]这个问题对中国农民来说由来已久，并不为20世纪所独有。国民党政府的错误在于它没有使这个问题得到改善。政府既没有对粮食市场系统做任何基本改革，也从来不执行反高利贷法案，事到临头政府至多发放救济基金和紧急贷款。但是即使是这些，似乎都很难，至少不是原封不动地到达最需要它们的农民手中。这样的条款经常被负责执行的官员篡改得面目全非。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1946年湖南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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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湖南的很多地方都报告了饥荒，湘中和湘南灾情最为严重。湘中和湘南地区前一年遭受了干旱，但干旱只是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1944年和1945年日军的征粮；日本投降后政府部队的征粮；在日本投降日之后湖北省粮食短缺推高了粮食价格，湖北的买家向湖南购粮；强迫出售160万担大米作为军用；战后当地机关扩大规模，需要当地经济资助。但是人们还有其他的冤情：军队从农民那里征收军粮，却拒绝照价付款。在湖南省境内行军的部队购买粮食不仅为了自用，而且还供在别的地方出售，这样一来，使得湖南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还占用了至关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交通工具本来已经被第二章所描述的湖南汽车接收丑闻所扰乱。最后，从日本投降以来就变得明显的湖南粮食短缺问题，被忙于各种接收事务的国民党官员所忽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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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撤销了从湖南新征收200万担大米的命令，另外警方努力阻止军队未经批准运送食物，这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怨声。然而这些举动的积极效应不久就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新闻——救济方案中出现腐败——所抵消。救济物资包括从江西运来的应急大米，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放的贷款以及美国分发的免费面粉和衣物。负责分发面粉的官员经常将面粉转卖。在祁阳，他们将面粉卖给餐馆和面粉店。在醴陵县，一位救济工人在公开市场上卖掉了70袋面粉。在衡山，保甲长囤积了大量的面粉。在永安自治市，保甲长对人们应得的配额收取每斤50法币的费用。甚至有这样的案例：官员用中国面粉将美国救济面粉调包，后者的出售更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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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应急贷款，负责人似乎更青睐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些官员还向一般百姓收取高昂的利率而不顾禁止私自调高利率的法令。在衡阳，当地政府收到3000万法币的建筑贷款，这其中有1000万给了承包商，2000万失踪了。救济物资并没有用来帮助穷人，而是被富人、有影响的人、乡干部和保长垄断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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