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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 战 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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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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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 谆——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队队长，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上尉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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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锤——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原普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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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连琪——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原普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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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韬——时为东北阜新煤矿战俘劳工，原抗大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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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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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战争看作是一个政治利益角逐的母体，那这个母体孕育的痛苦里，最难以掩饰的沉重就是战俘，对于交战的双方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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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儿时的印象，只有“杀身成仁”才是英雄的作为，才是忠诚的表现。而被俘，则充满了灰暗可疑，甚至这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耻辱的象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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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了这样一群战俘：他们英勇抗战，从弹尽粮绝到最后一刻他们选择保留对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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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军人的命运无非三种：凯旋、战死和被俘。能成为凯旋者固然是最高的荣誉，战死沙场也是战争赋予军人的特殊礼遇。而只有被俘，几乎是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即便在受到种种折磨、痛苦艰难存活之后，亦难以摆脱怯懦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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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的是一群如耿谆一样的战俘，他们的幸运与不幸在被俘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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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个选题前，我读了四川成都樊建川先生写的《抗俘》一书，在收集了若干抗战被俘人员的照片、文物之后，他用“抗俘”一词形容这些战场上的幸存者。“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三重苦难，一重沉于一重，如影相随，让抗俘生不如死，死沉深海。”这是樊建川对于战俘的解读。我在参观了樊先生的“不屈战俘馆”后亦不胜唏嘘，关于战俘，已经隐入了历史和时间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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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战俘馆”的最后部分有耿谆的两幅手书，其中一幅题为“知耻永生”。在耿谆老人已经年过耄耋、历史已经过去近70年，他仍然摆脱不了心中的“耻辱”。如樊建川先生所说，“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如影相随，这是战俘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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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我们该持如何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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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场景：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上午9时，占领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出现在甲板上，面对数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麦克阿瑟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有记者这样回忆那一历史时刻：“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时，突然招呼陆军少将乔纳森·温赖特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帕西瓦尔，请他们过来站在自己的身后。”1942年，温赖特在菲律宾、帕西瓦尔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两人都是刚从中国满洲的战俘营里获释，然后乘飞机匆匆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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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共用了5支笔签署英、日两种文本的投降书。第一支笔写完‘道格’即回身送给了温斯特，第二支笔续写了‘拉斯’之后送给珀西瓦尔，其他的笔完成所有手续后分赠给美国政府档案馆、西点军校和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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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场景：从1952年开始，日本大馆市爱好和平的民众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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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场景：“花岗暴动”的难友们归国的景象蔚为壮观，500多人的队伍肃穆井然，沿着蜿蜒的山路，曲曲弯弯，队伍前面飘扬着旗帜和白幡儿，队伍中不少人捧着骨灰盒，像一曲无声的哀乐凄婉悠扬。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结束了他们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苦难历程。只是回国后，他们绝大部分人终生贫病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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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已经过去，没有遗忘才是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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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我们来到了成都建川博物馆战俘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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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张不屈的面孔，他们的英勇却不为人知；这又是一张张沉重的面孔，而沉重也伴随了他们一生。他们都有过去，却已经隐入了历史和时间的黑洞。他们是抗日战场上的中国战俘。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就是关于这些已经被历史淹没许久的战俘，他们的战斗、英勇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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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的过程中，由于力量悬殊太大，有不少中国军人沦为战俘。日本为了增加本国的劳动力，抓了很多中国战俘去做苦工。他们很多人临危不惧，英勇就义；还有很多人遭到非人折磨，甚至沦为劳工。当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时，他们没有选择在被俘之后杀身成仁，但他们却有足够多的活下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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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国，活着是每个战俘唯一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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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的一天，被日军占领的青岛港再一次响起了日本海军的军乐声，又一艘满载掠夺物资的日本军舰即将离港。甲板上，耿谆第一次听到了这耀武扬威的声音。他原本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的上尉连长，在洛阳保卫战中受伤，被日军俘虏，随后四处辗转。他也不清楚这一次又会被押送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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