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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丨同床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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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双石铺听说珍珠港事件的。当时,在几天的路程之内,我看不见其他美国人,也见不着一台收音机。我与世隔绝了整整一年。在此期间,我不能设想美国人对太平洋有什么考虑。我首先需要估计的是,这场新战争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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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亲自经历着国民党统治在若干省内所表现出的无法掩盖的灾难和失败。对这些省,我曾一厢情愿地与美国的情况进行着对比与衡量,然后为中国在一年之后的样子设想出了美好的蓝图。我设想,会有许多美国人被派往中国各地,鼓励人们在日本的进攻被遏制住之前采取各种必要的改革,而不是等打败日本后再着手。国民党会拒绝改革,但我相信中国人民是要求改革的。我很有把握地认为,所有美国人都是坦诚务实的。如果有人肩负战争的使命前来,那他们就必然会公开发言,支持民众的变革意愿。中国将会真的成为大多数美国人所想象的那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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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好一段时间没见过其他美国人了。但是,不久之后,我就不得不改变对美国在华工作所处氛围的看法。未来总不免要产生于过去,而中美之前的关系绝非良好的先例。举例来说,仅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几天之内,就有两种谣言传到了双石铺,而且都是对日本有利的。后来我得知,这两种谣言一周内就迅速传遍了全中国,很可能是日本人散布的。其中一种谣言说,太平洋战争是由美国对东京的一次大轰炸开始的。它起到的作用是,当真实情况传进来时,中国公众会加倍失望。另一种谣言是有关宋霭龄的无稽之谈。她也是和美国有深厚关系的国民党政府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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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谣言在日本进攻香港之初就流传开了,说宋霭龄在乘飞机逃离香港时把飞机上的难民撵了下去,好给她的狗腾地方。谣言越传越快,也越传越像真事。在宝鸡,我碰到一个人,他说他所认识的一个人又认识另一个人,那人曾亲眼看见这些狗在重庆下了飞机,它们除了牛奶什么都不吃。这个说法加重了谣言的破坏力,因为中国的每块农田都非常狭小,不可能分出牧场来,养牛这回事在外省几乎是没听说过的,即便是人喝牛奶也会被视为是西方生活的奢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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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得知此谣言的来路是,宋霭龄飞离香港时,那架飞机几乎是空的,因为其他乘客都未能及时赶到机场。那条出了名的狗的主人是渝港班机的美国驾驶员,是用另一架飞机撤出的。其实宋霭龄非常讨厌带毛的小动物,包括狗在内。她不许这类东西和她同室,当然更不许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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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却怎么也止不住谣言,因为在中国群众里,孔氏家族太不得人心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那个冬季,中国西部的学生曾到处示威游行,抗议孔氏家族的人和狗。任何地方,只要新闻检查机构稍有松懈,或对孔祥熙不太友好,报纸就会发表倒孔社论。由于宋霭龄长期留居香港,还在海外和日本存有大笔财产,难怪她的同胞以为,在她眼里中国人还不如狗。这就好像中国政治神话里的“天人感应”,人民对她的仇恨偏偏感应在她所憎恶的一种动物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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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倒孔情绪中是含有反美成分的,这是由于我们美国对孔家不加掩饰的支持。后来,我们在太平洋节节胜利,这种反美情绪就转入地下。但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仍有残余,致使再往后的那种对美国人的猜疑、厌恶的感情有增无减。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我还听到过人们仍在谣传宋霭龄运狗案,并以此为证据说明美国专门支持中国最腐化、最自私的人,专门和他们结为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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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从宝鸡南下重庆时再次搭乘了“工合”的卡车。同行乘客中最有身份的一个人叫K.P.林(译音),是孔家的亲信,也是重庆“工合”总部的头头之一。此人是个正式受洗的基督徒,曾在美国攻读机械工程学多年,在福特工厂实习过。他就是亨利·鲁斯笔下具有美国“实用技艺”的人,也是后来威尔基所谓的“对美亲善的蓄水池”的一员。但我上车不久就得知这个姓林的家伙在宝鸡留下了一摊浑水,令人三日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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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留美学生一样,他回国后发现,他所受的先进教育在中国并无用武之地。如果他去从事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就无法保持在美国的生活水平。更何况,自己动手做工意味着斯文扫地。于是,他就干脆成了个国民党官僚。他在“工合”期间,曾使出全身解数把“工合”的控制权集中于重庆总部。他这次前往宝鸡视察的结果,比一年前的另一个骗子对“工合”的诬蔑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有个英国救济组织居心不良地硬给“工合”扣了个帽子,说有一箱药品被“工合”私运给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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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里,又有几箱维生素、药品等救济物资从美国运来宝鸡。按募捐人指定的用途,这批物资应运往洛阳附近的国民党前线,发放给当地“工合”员工和难民。但是自这批货到中国之日起,政府就一直反对此项安排,根据却只是莫须有地认为“工合”会转手私运给共产党。特别糟糕的是,这批货要去的地方是前线,而国民党内有一种迷信,似乎前线地区的人都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后来,主管此事的国际红十字会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了蒋委员长,这才勉强获准运出重庆。蒋委员长命令把物资运往北方前线,送给重压之下的人民,只要不越过宝鸡就行。宝鸡距前线还有数百英里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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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工合”仍有少数人觉得有机会将这批物资送往前线,但这个姓林的一来就让大家死了这条心。他把箱子打开,捡了些宝鸡员工不甚急需的东西送给他们,而把大部分物资上贡给了西安的显贵。在从宝鸡南返的车上,他带着一大瓶从救济物资里拿出来的鱼肝油,打算送给已经养得肥头大耳的靠山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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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得上天有眼,让这姓林的一上车就在解手上倒了霉。他从美国回来后,在生活上养成了一套挑挑剔剔的习惯。尽管他的祖国幅员辽阔,在旷野荒郊到处可行方便之事,可他非要背着人才能解手。事无不巧,他在宝鸡上车之前,不知在用餐时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患了重庆的外国人称为“长江腹泻”的病症。他仗着有权有势,是乘客里面的霸王,就随时命令停车。可是北方的秃山没什么遮蔽,他就只得到半英里以外去找看不见的地方。于是,平常那种神气活现的步伐也只得换作慌慌张张的小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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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他乘客解手都只走开一两垄农田就解决了,谁都不会在乎。人们一发现我这个美国人也对留美学生的穷讲究不以为然,便都笑开了,对他的讽刺话也就越来越多了。大家都知道他带的鱼肝油是干什么用的。人们告诉我,他不仅上厕所有怪癖,而且贪图享乐,爱拍有钱有权的人的马屁。这些特点被认为是留美学生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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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年前一样,当我行进在川陕交界的高山之上时,顿感气氛为之一变,令人振奋。若是从骄阳似火、天干物燥的北方来到四川,温润和风自然是好极了;而看惯了河南浅泥潭的人,一见从岩石中流出的深水流,也的确会心旷神怡。最好看的是在有人居住的山谷中的油亮亮的亚热带植物。当我们继续前进至四川盆地时,山顶上甚至被常青植物覆盖着。在低洼地里,稻秧挤在水田当中,连成了一片翠绿的地毯,北部斜坡上的冬小麦看起来像是庄稼里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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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过去,旅途中引人入胜的美景掩盖不住中国深底下的矛盾纠结。越是富庶的地区,地主经济就越典型,土地就越集中,从佃户手中收的地租也就越多。在四川土地肥沃的地区,土地几乎完全为地主所有,其中有些地主即便是以西方标准衡量也称得上是百万富翁。地租高者竟可达到九成。我们的卡车越往南走,穿过的肥田和富镇越多,而街上游荡的乞丐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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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在沿途之中还看出了中国新生的病症。在卡车过夜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两家大旅店,专门接待最富有的官员和走私商贩。他们的房间条件改善了、整洁了,价格也提高了。但总体来看,这条路上的交通却垮掉了。一年前,这条路上每天要往来100多辆汽车,今年,好几个钟头才过去一辆车,就连本地的大马车也显著减少了。在国统区,这是北方边陲与中原联系的唯一一条公路,但它却大段大段地空着,这表明这个国家已成了一团解不开的疙瘩,就像交通的梗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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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卡车到达了终点站成都。成都成为四川省会已有很多年了,四面环山,位居重庆西北200英里左右。我在这儿逗留了几个星期,写了一份长篇报告,记述几年来国民党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当然这只是我的见闻,打算递交给美国驻重庆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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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个美丽如画的地方,号称“西南京都”。它有中世纪的城垣,古代的庙宇,还有精致的手工艺品商店。在满遮树荫的街道两旁,到处有当地军阀、地主的小宫殿。但我在逗留期间,最感兴趣的却是另一件事:自从美国人出于战争需要进入中国以来,这是我首次遇到那么多同胞。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聚居区就是照着美国的模子造的,繁荣而安全,但存在于一个贫穷、战乱的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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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旅居成都的美国人大都是传教士。他们的生活基调是由宗教狂热决定的,因此似乎不是典型的美国人。可是,我遇到过一些传教士,他们身居穷乡僻壤,只有不多的几人住在一起,狂热地致力于做好事或说好话,和一般的美国人并不相同。不过,在一个大点的社区里,传教也和一般工作差不多了。我无意怀疑大地方的传教士也愿意像独处在穷乡僻壤的传教士那样热爱和关心自己的工作,但他们下班之后,还是更喜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生活,尽量和在自己国家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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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在未沦陷区有最大的新教社区,其中有100多个美国人,还有一些加拿大人和英国人。少数几家学校和医院是设在城里的,但传教士们的中心却是在南门外的大学区,我在成都逗留时就住在那儿。在战前华西协合大学校址之内和周围,还有几所迁自沿海的基督教学院。暂居这里的人们对战时的拥挤状况不免嘟嘟囔囔,但同时校园里巨大的灰砖建筑物、宽广的草坪、成排的遮阴树营造出了空旷的感觉,与美国的相似程度真是令人惊讶不已。这和他们附近挤满了破房子的污浊城郊的对比真是太强烈了。光是草地给我的印象就够深的了,它的面积有好几英亩,上面还有一头进口母牛,是属于宋美龄的。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任何肥沃的土地都必定会种上庄稼,谁要是种草放牧,哪怕只是一小块地也显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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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小的诸如家具等什物上,成都教会区也许还赶不上郑县教会区那么西化。但是,郑县教会区只剩下了几名传教士留守的空架子,而成都教会区则充分实现了西方和半西方的生活方式。这才是这份大产业设置的目的。成都南门外成排的教职员住宅的卫生间可能是用水车提水的,还不那么现代化。可是有些十至十二居室一套的房子,连那亚热带式的花园在内,每块砖都与美国城市近郊中等以上街区的毫无二致。在遥远的中国,美国传教士就住在这儿,通常是一家一套房,用着好多仆人来料理家务。在教堂之外,他们享受着安逸的生活,按院系召开茶话会、师生联谊会、讨论会,偶尔还有一两次舞会。总之,美国大学城有的,这里也都有。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女生们同样穿着高跟鞋、皮外套在草地上散步。成都没有霜冻,皮外套当然只是为时髦,而不是为御寒。她们还会低吟着从美国电影上学来的小调。下午,网球场和篮球场上挤满了男生,他们身穿上等运动衣,神气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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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访华时去过成都,那是在抗战前几个月。当时,成都教会成功地、不自觉地变成了他们想要它成为的那个样子:一个充满美式舒适生活条件和意识形态的地方,一个具有美式人际关系的地方。这地方是与周围环境隔绝的,只是为了中国人来模仿和享受。谁愿意来都行,只要你有条件。1942年,用不着几天你就能发现,原有的那种孤立状态和正常职能正遭受着新的压力。日益扩大的战争正在给旧的先驱者们带来新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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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南门外的传教士中有头脑的人如果肯留心的话,必将产生忧虑。理由很简单,学生的成分开始变了。教会的宣传说,他们的宗旨是训练中国的领袖,是传授给中国学生为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我在成都遇到的大多数传教士都相信这一点。日本侵华以前,在沿海大城市中,多数学生来自真正的中产家庭,虽然他们未必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当时的情况和宗旨或许还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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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成都已与沿海地区隔绝长达3年之久,流亡内迁的大学中,随校迁来的学生都已毕业了。成群的年轻人又考入了这些学校。但学生成分中,富家子弟的比例日益加大了。封建军阀、高利贷者、发国难财的、国民党军阀,所有这些人的子女的比例都加大了。当然,这些青年的在校表现和前途各不相同。可是就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接受了父母为自己安排好的一切,把受教育当成了游戏,从中拣一些有兴趣或足资装点个人门面的东西,毕业之后就为自身和家庭的利益奋斗去了。成都一所教会学校的美籍课程注册主任满腹怨气地向我抱怨,在国难当头的第五个年度里,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去银行工作的最多。在毕业之前,她就陆续收到国民党银行或垄断企业招收会讲外语的秘书的函件,真像是从各方面送上门来的肥肉。教会学校毕业生去军队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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