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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170675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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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三章 外观：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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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入侵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国民党政权机构陷入瘫痪。“中支派遣军”每到一处便开始实行统治，不需要与任何人谈判协商。一旦日军占领国民政府的领土，关闭其行政机构，废除其权力时，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组织。如前章所述，日军派去做这项“宣抚”工作的不是军人——尽管只要“宣抚班”有需求，当地日本驻军便会随时给予武力上的支持——但日本占领者还是不想利用暴力方式将政治权威强加给本地居民。他们的方式是政治策略、说服教化和经济补偿。而如之后所见，经济补偿的款项一直不大且不久便告枯竭，所以就只剩下政治策略和说服教化较为有效了。政治策略就是转变中国人的立场，使其放弃抵抗，转而与日本人合作；说服教化是使中国的顺从者与不顺从者都相信：日本将成功实现统治中国的目标，而且他们的统治是符合中国人长远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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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研究时间跨度比较短，主要是“宣抚班”到达后的三四个月内。这个时间段可利用的文献资料非常有限，但正合我的目的：我试图展现日本人与中国人“合作”过程中匆匆忙忙的重建将带来什么。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占领就可能被看成习以为常的事了。然而，在短时间内，入侵具有攻击性，且滥用武力，使它建立的新“政权”看上去非常不具有合法性。“宣抚班”首先不得不关注并打造稳定和良好的政府形象，尤其是过去政府所没有过的形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他们的暴力入侵而毁坏了社会财富。“宣抚”过程必须消除日军入侵时带来的暴力，使新“政权”看起来不像是突然强加给中国人的；必须将规划中的政府组织机构建立起来；必须将民众表面上的屈从解释成积极的支持。不仅如此，负责这件事的日本人还必须尽可能快地完成这项任务。对占领者而言，只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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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成功控制地方的标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合作者的关系。如果说合作是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建立在外来势力与地方代表之间固有的权力不平衡的基础上，那么新的地方头面人物首先要做的就是掩饰这种不平衡。合作者必须坚持以为公众服务和维持良好秩序为最高原则；必须要掌握实权，不能唯占领者马首是瞻；必须将自己打扮成代表地方民众的最高利益的角色，或者至少要比他们所取代的政权多带来一些实惠。这些表面形象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没有较稳固的合法性，就必须有一点实实在在的业绩才能站得住脚。如果不让地方民众相信新的“政权机构”能有效地代替原来的县政府，谁愿意不厌其烦地去登记户口、纳税、听从合作者的指示呢？除非他们被迫这么做。这就是1937至1938年那个冬季，日本“宣抚班”职员和地方头面人物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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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当局强加的地方权力与外来权力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不是唯一的，中央与地方的联合体中，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平等，这似乎是根植于中央和地方利益之间的实际互动中。所有的政府都存在这种不平等性，而且所有的政权又都试图掩饰这种不平等性，以争取大众的支持。不同的是，占领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不可能只维持这两种权力关系，还有其他政治力量的存在，这可能使地方政府影响甚至侵占中央政府的利益。大多数沦陷时期的权力关系是自上而下的。然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导致了占领者或合作者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基层政治行为的不自由使合作者看起来更像个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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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二 嘉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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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通过嘉定县探索上述诸问题，是因为熊谷康写了两本书，记述了他担任“宣抚班”班长的生涯。这些记述并未展现他为建立一个地方合作政权做了些什么，而是揭示他勉强取得成就的一些权宜之计。一本是他的工作日志，在嘉定“宣抚班”分类工作报告中被大量引用，因而被保留下来。像其他每个“宣抚班”一样，他的工作报告4月要上报到“满铁上海宣抚部”，向“陆军特务部”汇报。1另一本是他的回忆录，记述了他在嘉定和蚌埠的经历。这本回忆录是1943年出版的，作为战时日本人家中读物。回忆录是历史研究者梦寐以求的东西，因为揭示了日方同一个作者“主观”解释的“宣抚”经历，它现在就“客观”地躺在东京自卫队研究所的档案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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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本在语气上是不同的。“满铁”报告是由简洁条目化的日本片假名写成的，作为战时交流的官方手稿，只有那些深藏不露之人才能阅读的“最机密”文件。而回忆录，发行广泛，富有感情色彩，是提供给日本民众的读物，用平假名印刷。另一方面，回忆录再现了他在中国乡村的工作经历。他在序言里告诉读者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如果“共同繁荣”名副其实，他的读者们可能会比较欣赏中国农村生活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中国人将得到他们应得的尊敬。一方面他是殖民政府的代理人，另一方面，他也是文明开化任务的执行人。“宣抚班”报告避免个人角色出现，而回忆录则用第一人称给人们讲述了沦陷时期的一个旅行/冒险故事。工作日志中的一些事实也出现在回忆录中，但后者所渲染的气氛比事实重要得多：熊谷是个冒险家，他前面有个凶险的、未知的世界等着他去发现，等着他用双手去“拯救”；熊谷是个英雄，勇敢地面对乡村那变化无常的敌意，将安全、文明与和平带给强健的、可靠的农民。讲述不同的故事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这两种不同的表达并不矛盾。当然，熊谷的回忆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还是他行动的证实；工作报告正好相反，要模糊他的个人行为。与工作报告一样，回忆录也主张“宣抚”政策和方法是正确的和正义的。由于缺乏嘉定沦陷初期半年内的中文文献，熊谷的著述便成了记录嘉定沦陷时期基层政权建立过程的唯一文献了。再现当时熊谷希望能提供的合作与实际情形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差距，这大概也是唯一可参考的文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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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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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2日清晨，熊谷和四个“宣抚班”职员乘坐一辆军用卡车出发了，他们的任务是再次稳定嘉定县的秩序。嘉定县位于上海的西北面，是该市的一个周边县。熊谷描述了他们到达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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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特别冷，为近几年来所罕见。大卡车跑了10公里，将我们从上海“宣抚部”拉到这个县城。下车时，我们的手脚都冻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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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计五人执行这次任务：我、古川、川赖、行元、山中。到达西门时我们很兴奋，但当我们进到城里环视四周时，却看不到一个活的东西。城内一副惨状：道路被毁坏了，房屋坍塌了，没有一个人影。我们发现了四五个警备队员围着一堆火站着，对我们突然闯入，他们很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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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是谁？”他们想知道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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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宣抚班的。”我回答。他们的脸上立即浮现出友好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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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我们很高兴你们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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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士兵经历过一次恶战，那天作为警备队正好被派到这一地区值勤。无论如何，见到熟悉的面孔，他们很放心。他们的年龄全比正常的士兵稍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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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熊谷”，他们问我名字时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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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直接去找警备队队长，接着去找一个合适的房子作为宣抚工作的营地。第二天上午，我们就着手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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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个小故事，熊谷康开始叙述如何稳定嘉定社会秩序。熊谷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职员，他在12月的第二周从上海出发，带领一个“宣抚班”来内地。然而，熊谷只是“满铁”的一个长期雇员，他在一周前刚应招从事“宣抚”工作。他从不提及自己的真实背景，只是说在战争前好几年就来中国了。他中文很好，能偷听别人对话，能根据方言判断谁是本地人，谁是外地人。作为两种不同体裁著述的作者，熊谷是我们最好的见证人，他见证了日本在长江三角洲各县建立占领政权的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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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作为日本的一个“宣抚”地区，与11月中旬日军西进侵占的长江三角洲腹地其他各县差别不大。 如果说嘉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军事意义，那就是它为沪宁铁路沿线的第一个县，因此它是日军摧毁中国中央政府过程中必须占领的第一块领土。熊谷和他的同事12月12日到此地。嘉定县城不在铁路线上，但嘉定县三个较大的镇——南翔、黄渡、安亭——在这条铁路的前三个站的附近。这些地方在11月的第二周就被日军占领，是嘉定县最早被占领的地区。县城被彻底空袭后，于11月12日最终沦为日军的囊中之物。空袭平民是日军在1932年第一次袭击上海时发明的方法。在第二次入侵期间，这一方法更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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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县城是个只有三万人的小城，人们主要聚居在那个很有名的、明朝时期建立的宝塔周围。轰炸没有击中宝塔，但却毁坏了城区三分之一的建筑物，最终全城居民一逃而空，人员伤亡惨重。根据日本当局成立的嘉定安葬社社长的报告，截止于4月底，该社共安葬了4570个平民和士兵尸体。战后嘉定县政府就全县范围的人员伤亡作了调查：确定日军在1937年杀死嘉定居民8031人，1938年又杀了3720人，1939年又有332人莫名其妙地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3日军在其他地方也常将平民作为打击目标。例如，在熊谷到达嘉定的第二天早晨（1937年12月13日），另一个“宣抚班”职员到太仓县城附近，他们发现二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烧毁，其余被劫掠；政府粮仓和盐库被洗劫一空，公安局消失了，城中图书馆化为灰烬。太仓“宣抚班”工作日志上描述：当他们进入城里时，“没有一个人影”4；铁路线西面的较大城市丹阳，很不幸正好坐落在日军进军南京的路线上。11月27日的第一轮空袭后，大火熊熊燃烧，火势迅速蔓延，持续烧了三天三夜；两天后的第二轮空袭，将第一次幸免于难的地方又点燃了，丹阳完全被焚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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