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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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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压力，在建立“占领政府”的过程中，日本人迅速完成了好几个任务。嘉定沦陷后半年的短暂历史便能概括这些任务。在后面几章里我们将详细讨论每个任务，以了解长江三角洲各地的“宣抚班”如何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贯彻“特务部”的指导方针。第一步，清理碎石、尸体，为无家可归者搭建临时居所；为新的“占领政府”寻找行政人员；在县城及之后的边远小镇建立基层行政机构。第二步，收税，但这不是在第二步就能成功完成的任务。地方行政机构需要经费，另外还需要承担日本入侵的成本。日军可能偶尔资助基层政权的合作者，但没打算长期支付这项费用，它也没那么多钱来管这些人。基层“占领政府”依赖意外的横财、没收和随意收费来维持其低预算的运作。“宣抚班”的任务是通过构建稳定的地方税收来源，建立一个不依赖上面拨款的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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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前两项任务而开展的第三项工作是创办看上去可信可靠的行政机构，诱使地方头面人物加入或支持。占领最初几周，主动前来的那些通敌者令人生厌，在稍后的地方“占领政府”建立过程中，这些人也非常不负责任。一些人没有管理能力，一些人盗窃他们掌管的物资，但这可能不是匆匆取消“自治会”的充分理由。尽管“自治会”拼命自我打造，使自己看上去像个合法的县行政机构，但它行事不当，完全缺乏道义或政治权威，这可能是“自治会”被取消的另一原因。然而问题的症结可能还是缺乏安全。如果说“宣抚班”的政治成功依赖于日军军事力量的话，那么其经济、意识形态正常化所需要的安全保障似乎也只能依赖于全副武装的士兵。没有士兵保护，县行政和经济事务无法开展。如果税收人员、教师、杂志社的编辑易遭到暗杀，就没有人敢去收税，也没有人敢去学校上课，更没有报纸敢来从事反对对手的宣传事宜。如果“宣抚班”不能保证安全，那么其傀儡靠不住是可想而知的；“傀儡”这个词有点贬义，不太友善，但却相当公平地描述了嘉定地区大多数与“宣抚班”职员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农村的不稳定意味着强行建立的“占领政府”的权威只限于县城的城墙之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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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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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班”职员与其合作者有时意见一致，有时不一致，“自治会”看上去是个运作良好的“民政机构”。表面工作的背后几乎没有物质支撑，每走一步，他们都陷入因入侵而造成的破坏中。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例子了：一开始秩序就恢复了，但没有房子可住；城市居民回来了，但只是搬走他们的东西；良民证发行了，但只是收取费用而不提供身份证明；“自治会”代替了“维持会”，但人员没有更换；乡村头面人物建立了自治分会，但只是捞取个人利益，不是推动“占领政府”的运作。熊谷尽管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仍是他所鄙夷的表面工作。光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它不能提供物质基础，那需要与其合作者建立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关系，但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可能建立此种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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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熊谷离开嘉定去长江以北的安徽省省会蚌埠从事另一项新的“宣抚”工作。就任新职后不久，他便给嘉定一个朋友寄钱，叫朋友为他继子国树买礼物。国树的父亲是“自治会”职员，那年春天他多次请求熊谷收他长子为继子。送一个儿子给朋友做继子在嘉定是很普遍的，父亲希望借此提高儿子的社会地位。继子没有和熊谷一起居住，但期望未来能得到他的帮助和关照。熊谷很谨慎，但孩子的父亲不希望此事泡汤。最后，熊谷同意举行过继仪式。孩子的父亲试图与嘉定县最有权力的人保持紧密关系，熊谷没那么天真，没被他蒙蔽。但当孩子叫他“爸爸”时，他还是很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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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寄去一段时日后，熊谷接到国树的一封信。信的结尾几句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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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张先生对我说，你写信托他买一件纪念品给我，真使我感激得很。张先生问我买什么，我以为买一只手表是好的，因为我时时刻刻看到手表，好像时时刻刻看到你大人一样呢。不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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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继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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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子 国树 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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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谷在蚌埠完成任务后回到上海。他刚回来时，国树的父亲带着儿子到上海来看他好几次。接着，没有任何预兆和解释，他们之间的往来中断了。熊谷不明白为什么他与国树以及国树父亲的关系疏远了。“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他推测，“我一直想见他们。”他们再也没来了，他想不出原因。占领者本应该想到他与国树的关系是没有结果的，本应该清楚地知道会失去干儿子的。这也是占领期间需要表面顺从的另一表现。熊谷承认他不是小孩的亲人，这需要强迫自己重新定位他与国树谨小慎微的父亲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不需要付出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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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四章 成本：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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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战争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冒险活动。入侵者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各种成本，如派遣部队的开支，维持军事占领的费用等；这些开支和费用只有从占领区掠夺，别无他法。被占领区遭受战争所带来的各种创伤和损失：财产流失，基础设施毁坏，生产能力下降，而且所有这些破坏都不可能迅速恢复。农场主丧失劳动力、耕畜和市场。集中在城镇工业区的工厂易遭到入侵者的轰炸和没收；即使还有能力投入生产的企业，如我们在镇江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也因为缺少原材料和可靠的运输系统而关闭。除了恢复战争创伤的费用外，还有复苏经济的成本：重新开放交通要道，保证投资的安全，补充被战争损毁的资产等。如果不立即投入生产，“占领政府”将无所依靠，无生存能力；这反过来又使政府无力支付必要的经济投入，来规避财政瘫痪的恶性循环。地里没有庄稼，政府的税收将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经费雇用警察来保护征税人员，即使有收成也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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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者必须承担最初的入侵成本，但这不可能持续太久。“宣抚班”职员希望参与占领政府的中国人能自己找到财政来源，不希望他们靠日军的补贴过日子。通过帮助和培养占领政权自治，来解决武装占领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占领者试图摧毁被占领者的抵抗能力（如摧毁经济能力、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护占领区的经济能力和基础设施，以便为占领当局生产各种物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至于参与占领政府的中国人，由于与占领当局的固有关系，也存在着这些冲突。他们既想为本地人增进利益，又想为雇用他们的占领当局提高经济效益。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是合作者的代价。大多数人认为合作者是被贪婪本性所驱使，服务于占领当局能发财致富。在一些地方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但镇江的证据表明，“大汉奸”为自己的通敌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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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政府最初的困境是其在短期内不能收回成本，合法的财政收入枯竭，战后重建费用又很庞大。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且继续蔓延，到占领中期，入不敷出。在这章的结尾，我将思考日本征服长江流域的成本问题，它汲取的资源能支付占领的成本吗？尽管数据不完整也不太可靠，但能说明其汲取的资源不足以支付成本。既然如此，那么合作者又能得到什么奖赏呢？可是，就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赌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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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没有设防。当长江下游地区的县城被日军陆续占领时，国民政府内政部下令：凡日军有可能推进的路线，坚壁清野，撤走所有的运输工具。当时的镇江是江苏省的省会，沪宁铁路和大运河在此交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且易受攻击，因此它是日军打击的重要目标。有钱人最先逃离，他们躲到上海或者远离长江的地方；接着省府和市府的官员于11月中旬开始撤离， 23日前大部分人都走了，这时镇江只剩下少数巡警在交通路口值勤；24日，银行也关门了。此时日军已断断续续地开始空袭。三天后，日军对镇江进行狂轰滥炸，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逃走的人这时拿定了主意。但此时从长江水路逃离已不可能，因为政府和军队征调了所有的船只。对大多数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双脚逃到西南面的小山里。到11月底，该市的21万居民或该县的47.6万人口到底还有多少没撤走，已无法估计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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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留下的人，有的无处可去，有的年纪太大跑不动，有的留下来照看家当。在这批留下的人中还有很多伤兵，他们是在东边战场受伤的。伤兵是从丹阳或东南面乘火车到这里的，也有人花了好几天时间从运河上乘船而来。可是现在没有更多的交通工具将他们带走了，他们滞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城墙边的驳船里，患病、痛苦、死去，几乎无人过问。一个小蚊香厂的经理张怿伯，28日晚在新西门附近看见一些受伤的士兵，请求将他们送进医院。张怿伯在其令人感动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为减轻士兵痛苦所做的一些事，尽管他几乎什么也没做。“此时人力车早已绝迹，无车可乘，也无医院可送，只得将伤者扶到桥堍，就烧饼摊旁坐下。”张拿来了一些食物和水，但很多人无法下咽食物，甚至连水也不能进，很多人因伤势太重而无法小便。其中“有一少年兵，感觉伤兵处境，如此没人照料，不禁热泪交流，见之令人酸楚”。那天晚上，张将这个孩子和其他伤兵留在新西门，他悲痛欲绝，觉得自己为他们做得太少了。也是在那天晚上，日军炮轰了这个门。张第二天没说那些士兵是否还在那儿。他只提到运河上几只船被炸，一半沉于水下，一个幸存船女，无人救济，无处安身，在岸上奔走嚎哭。一天半后，镇江国民政府驻军撤离，留下一小部分人殉职。最后一批国民党官员也离开了，大街上留下了大量的标语鼓励人民“保卫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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