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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四章 成本：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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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战争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冒险活动。入侵者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各种成本，如派遣部队的开支，维持军事占领的费用等；这些开支和费用只有从占领区掠夺，别无他法。被占领区遭受战争所带来的各种创伤和损失：财产流失，基础设施毁坏，生产能力下降，而且所有这些破坏都不可能迅速恢复。农场主丧失劳动力、耕畜和市场。集中在城镇工业区的工厂易遭到入侵者的轰炸和没收；即使还有能力投入生产的企业，如我们在镇江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也因为缺少原材料和可靠的运输系统而关闭。除了恢复战争创伤的费用外，还有复苏经济的成本：重新开放交通要道，保证投资的安全，补充被战争损毁的资产等。如果不立即投入生产，“占领政府”将无所依靠，无生存能力；这反过来又使政府无力支付必要的经济投入，来规避财政瘫痪的恶性循环。地里没有庄稼，政府的税收将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经费雇用警察来保护征税人员，即使有收成也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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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者必须承担最初的入侵成本，但这不可能持续太久。“宣抚班”职员希望参与占领政府的中国人能自己找到财政来源，不希望他们靠日军的补贴过日子。通过帮助和培养占领政权自治，来解决武装占领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占领者试图摧毁被占领者的抵抗能力（如摧毁经济能力、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护占领区的经济能力和基础设施，以便为占领当局生产各种物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至于参与占领政府的中国人，由于与占领当局的固有关系，也存在着这些冲突。他们既想为本地人增进利益，又想为雇用他们的占领当局提高经济效益。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是合作者的代价。大多数人认为合作者是被贪婪本性所驱使，服务于占领当局能发财致富。在一些地方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但镇江的证据表明，“大汉奸”为自己的通敌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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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政府最初的困境是其在短期内不能收回成本，合法的财政收入枯竭，战后重建费用又很庞大。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且继续蔓延，到占领中期，入不敷出。在这章的结尾，我将思考日本征服长江流域的成本问题，它汲取的资源能支付占领的成本吗？尽管数据不完整也不太可靠，但能说明其汲取的资源不足以支付成本。既然如此，那么合作者又能得到什么奖赏呢？可是，就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赌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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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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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没有设防。当长江下游地区的县城被日军陆续占领时，国民政府内政部下令：凡日军有可能推进的路线，坚壁清野，撤走所有的运输工具。当时的镇江是江苏省的省会，沪宁铁路和大运河在此交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且易受攻击，因此它是日军打击的重要目标。有钱人最先逃离，他们躲到上海或者远离长江的地方；接着省府和市府的官员于11月中旬开始撤离， 23日前大部分人都走了，这时镇江只剩下少数巡警在交通路口值勤；24日，银行也关门了。此时日军已断断续续地开始空袭。三天后，日军对镇江进行狂轰滥炸，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逃走的人这时拿定了主意。但此时从长江水路逃离已不可能，因为政府和军队征调了所有的船只。对大多数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双脚逃到西南面的小山里。到11月底，该市的21万居民或该县的47.6万人口到底还有多少没撤走，已无法估计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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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留下的人，有的无处可去，有的年纪太大跑不动，有的留下来照看家当。在这批留下的人中还有很多伤兵，他们是在东边战场受伤的。伤兵是从丹阳或东南面乘火车到这里的，也有人花了好几天时间从运河上乘船而来。可是现在没有更多的交通工具将他们带走了，他们滞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城墙边的驳船里，患病、痛苦、死去，几乎无人过问。一个小蚊香厂的经理张怿伯，28日晚在新西门附近看见一些受伤的士兵，请求将他们送进医院。张怿伯在其令人感动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为减轻士兵痛苦所做的一些事，尽管他几乎什么也没做。“此时人力车早已绝迹，无车可乘，也无医院可送，只得将伤者扶到桥堍，就烧饼摊旁坐下。”张拿来了一些食物和水，但很多人无法下咽食物，甚至连水也不能进，很多人因伤势太重而无法小便。其中“有一少年兵，感觉伤兵处境，如此没人照料，不禁热泪交流，见之令人酸楚”。那天晚上，张将这个孩子和其他伤兵留在新西门，他悲痛欲绝，觉得自己为他们做得太少了。也是在那天晚上，日军炮轰了这个门。张第二天没说那些士兵是否还在那儿。他只提到运河上几只船被炸，一半沉于水下，一个幸存船女，无人救济，无处安身，在岸上奔走嚎哭。一天半后，镇江国民政府驻军撤离，留下一小部分人殉职。最后一批国民党官员也离开了，大街上留下了大量的标语鼓励人民“保卫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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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撤离镇江九天后，日军第十三和十一师团的两个支队（其中一个支队由天谷直次郎少将率领，他即将控制南京）从东门入城。12月8日中午，一阵枪响，宣布他们进城了。日军不断地炮击城外少数仍坚守阵地的中国军队。居民躲避家里，大门紧闭。第二天一早，抢劫便开始了。在日军军官的指挥下，有组织地、彻底地搜查了市内的每一户人家，翻箱倒柜，扯坏撬开所有的地方，搜劫财物，搬走了所有能搬动的东西。祖宗的画像也被当作有价值的艺术品带走了。（张怿伯说：“后经奸民指出，不是古画，始止不取。”）电灯装置被砸碎了，灯泡被取走了，大概日军灯泡已用完了。他们把不想要的东西扔到大街上，一把火烧掉。抢劫持续了很多天，每天士兵都闯入居民住所五六次，寻找他们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二十次落下的东西。张怿伯用“川流不息”来描述一群群士兵光顾他的家。“所以敌军入境，不几天后，家家户户情形，都弄成了残毁凌乱，什物狼藉，哪里还成人家，简直是垃圾堆，没处下脚。”张怿伯震惊于日军的粗暴、猥亵、浪费，完全与他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相反。他原以为日本国人民是圣洁的，具有审美意识的，可是他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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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抢劫相伴的是更严重的人身袭击。当人们拒绝日军进入家中或者反抗日军的抢劫行为时，就会立即被枪杀。当躲藏起来的人被发现时，也会惨遭杀害。男人和男孩被抓去做苦役，很多人再也没回来了。妇女和女孩乔装打扮，或者躲藏起来，但一旦被发现即遭强奸。日军特别热衷于强奸躲在贫民窟的女人，她们因害怕遭到凌辱而躲在那里。日本兵不进入里面，而是放火将她们赶出来，在他们的住所强奸她们。一些人在无路可逃时，选择跳水自尽。大多数人则去难民营避难，难民营里男女性别比是1∶2。然而即使在难民营，也不很安全。张怿伯的回忆录中说，其中有三个难民营的卫兵强奸了妇女，甚至一个13岁的小姑娘也被强奸。被俘的中国伤兵的遭遇比妇女还惨。他们被泼上汽油，放火烧死。张没有亲眼所见，是听别人说的。他描述南门附近的几个地方，“均多被烧伤兵尸首，颜色漆黑，四肢屈曲，缩成一团，面多向下，爬伏于地，行如龟鳖，惨不忍睹”。新西门那个泪流满面的小男孩即使成功地逃脱了轰炸，但就他那样的伤势且无人照顾而言，最终结局也是被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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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埋被丢弃尸体的任务落到红卍字会的头上。这是个1920年代兴起的志愿组织，替代中国本土的红十字会。用佛教的“卍”字号代替基督教的“十”字号作为标志，允许中国精英在模仿西方现代公民社会时不丢弃他们自己的传统。这是中华民国时期，具有较多传统思想的精英提出的建议，他们以此来抵制年轻一代人全盘西化的潮流。12月28日，“镇江支会”会长提交第一份报告给“宣抚班”，说他的掩埋小组在前10天里已处理了市区292具尸体。这只是他们工作的开始。张怿伯后来听说那个冬季，红卍字会掩埋了1400至1500具尸体。战后，一个收埋小组组长杨佛生回忆说，总数大概在1500至1600之间。红卍字会并没有收埋所有死去的人。战后的调查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以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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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怿伯分析日军暴行的原因简单明了、直截了当：打了胜仗的日本兵最得意的事就是屠杀中国民众，仅仅是因为“得意”。3他不需要从更深层次的心理或文化方面寻找原因，战争本身就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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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抢劫后的一两天内，大火开始燃烧。大概有十天，烟雾弥漫，夜间“满天红光”。张怿伯的临时居所被烧毁了，而那些最贫困的人挂着日本国旗以求保护。焚烧具有选择性，但凡城市较繁荣的地区如主要的商业区都毁于一旦，还有为数众多的学校以及该省五座最有名的佛教寺庙也化为灰烬。对张怿伯来说，这些大火一点也不奇怪。日军试图用此来毁掉中国的财富，削弱中国的经济。“普遍原因，当在有心毁灭我们的财产，所以全城才烧得这样广。各处的火，只有听他烧，固然无人救，且敌兵亦不许救。”在回忆录后文，张怿伯说：“因救火而被置诸死命者，实繁有徒。”4日本人在做出决定焚烧这个城市前，应该考虑其他需求，比如保护人口，为了日本占领者的利益管理经济等。但张怿伯的观点是，这样的想法对日本兵来说无任何吸引力，没有毁灭来得痛快。“宣抚班”的报告承认，占领镇江后，日本兵可能毁掉了这座城市60％的商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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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行不是毫不相关的主题，因为已决定了将要在这个充满暴力、强奸和破烂不堪的环境中进行合作。要理解一些人为什么决定与占领者合作，必须考虑暴行这个原因，这些人包括那些因受挫而与自己妥协的人，那些因无人保护而主动寻求改善困境的人。我们之所以能探索占领时期此方面的问题，是因为有一本书《镇江沦陷记》保留下来，作者张怿伯详细记录了镇江沦陷初期两个月的情形。张的回忆录试图证明，日军在一周后进行的声名狼藉的南京大屠杀，与其在镇江的行为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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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毁坏给占领政权带来了经济上和道德上的不利影响。“宣抚班”1938年和1939年两个报告中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经济统计数据，能勾画出入侵和占领给这个县所带来的经济负担。根据首倡者的所作所为，我们发现他们试图使地方经济管理得法，赚取利润。但是我们将看到，他们找不到可行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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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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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地方一样，日军的入侵，使很多居民无家可归而变成难民。在镇江，1万人失去房屋或没有生活来源，他们居住在七个难民营里。中国人与镇江穆斯林各建立两个难民营（这四个俱在日本人的监控下），基督教组织三个。大照公司发电厂的那个难民营有600人。穆斯林的两个，一个在东清真寺，收容了2200人，另一个在西清真寺，有400人。自从唐朝波斯商人在镇江建立第一个清真寺始，穆斯林的信徒便居住在这里。1930年代，穆斯林的瓦哈比教派教徒来到镇江，改革了中国传统的伊斯兰教，他们分散在市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两个难民营的原因。与其他难民营不一样，穆斯林难民营经常缺乏食物。穆斯林难民营显然收容了大量的儿童（占50％，其他两个中国人的难民营只有40％的儿童）。在日军入侵时，很多人将孩子送到农村去避难，但由于穆斯林家庭很少有亲属在农村地区，所以其难民营儿童比例较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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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6000难民分散在镇江基督教圣会里，然而几乎找不到这些难民营的蛛丝马迹。发现的唯一资料是：由一个自称是上海美国情报局的机构出版的1939年战时状况调查报告，收录有镇江基督教慈善事业情况。这本小册子来自于中国内陆传教士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提供的信息，六名英国和美国牧师支撑国际救济委员会，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4月，每月给15,000人供应食物。6估计在占领的第一个冬季他们也在现场，提供差不多的救助。“宣抚班”班长1938年12月的工作报告也提到了教会。他写道，他很烦恼，因为他们的救济工作增强了“依靠欧美的观念”。正是这个原因，他请求上海的上司制定一些政策，减少基督教的存在。“宣抚班”报告没有基督教难民营的其他信息，大概是因为西方人由宪兵队管辖，不受“宣抚班”节制，“宣抚班”只处理中国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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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班”到达镇江的时间不十分清楚。“满铁上海事务所”给“特务部”的3月份报告上记有镇江“宣抚班”抵达的时间，是12月19日，但镇江“宣抚班”的工作报告说他们是26号开始工作的。7“满铁”报告是根据“宣抚班”工作日志编写的，第一项工作的时间是26号，记录了“宣抚班”和驻防部队司令官的一次会议，讨论如何获取食物供应难民的问题。第二天，“宣抚班”班长中山四郎和他五个职员一起去省医院难民营，现场调查情况。当时张怿伯的妻子也在现场，她说某日军军官集合大照电气公司的难民，做了一场报告，宣扬日军士兵是非常守纪律的，他们应受到难民极大的尊敬。8这或许是中山四郎试图给人们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但是他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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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班”的当务之急是供给难民粮食，但此项任务只是重建镇江这一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难民营是必需的，但难民营只能短期存在，最终目标是尽快关闭这些难民营，让每个人都回到家中。然而由于损毁和劫掠，这还需要一段时间。一旦人们确信不再被日军骚扰，那些有家可归的人还是愿意早点离开难民营回到家里。迄至2月中旬，“宣抚班”监管的难民营人数减少到2813人。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根本无家可归，或者穷困潦倒而无法度日。9这些人是镇江长期流浪街头者的主体部分。3月中旬，“宣抚班”将难民营工作推给“自治委员会”，撒手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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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有利因素使难民食物供给变得稍易点。第一，大照公司的经理要对电气公司的所有难民负责；第二，日军占领镇江时，国民政府75,000吨的粮食落到了日本占领者手中。由于这笔横财，日军能从中抽取一小部分分给难民，但这只能解决短期内的问题。每次运来的粮食不会超过1000公斤，常常发生只运来一半的情况。离开难民营的人只给三天的食物。日军答应给的其他物品到1月底才运到。“宣抚班”工作日志概要中提到，日方的支持是短期的，希望中方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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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班”12月27日（即第二个工作日）工作日志有三条记录。第一条是去省医院难民营视察，汇报到上海的3月工作报告中也有这条信息。第二条是组织征收日军所需的军用品和劳役，这一条记录了与日军少将开会讨论“宣抚班”在这些地区如何供应军队的需求。尤其征召劳役，成了“宣抚班”第一个月连续不断的任务。12月30日需要50个苦力做运输工作；1月4日需要30个清扫街道；11日又需要30个修理河道；12日需要47个做日陆军工程兵助手。列举的这几项只是少数有正式命令的、希望“宣抚班”给予满足的劳役需求，大多数情况下由难民来做这些劳役。很多人希望能挣点钱，但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否有报酬。此外只要需要，军队便到大街上抓人，不通过“宣抚班”。正如张怿伯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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