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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五章 共谋：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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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长江三角洲占领区一个较为特殊的地方。用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话来说，南京是一个聚集着各种思想和幻想的地方；对中国人而言，由于在此遭受到血腥的大屠杀，南京是见证他们在历史上曾遭受外敌残酷统治的地方；对日本人来说，南京作为中国占领区的首都，被看作是检验战时日本政策——即日本是“亚洲解放者”——“合法性”的地方，也被看作是战后日本赢得世界尊重的地方。记忆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1937年12月南京实际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几乎已无关紧要了，双方都在有选择地记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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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南京所有的回忆中，找不到有关日本占领者与中国合作者合作的故事了，而这也是双方历史记录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占领史中，南京与其他地区一样，也一定存在合作。这一章主要重现占领初期南京地方头面人物与日本占领者串通的经历。在此过程中，甚至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故事。现有档案资料不仅凸显了惯常的通敌主题，而且还事无巨细地展现了勾结的过程：他们主动顺应形势，相互适应，相互妥协，讨价还价，最后串通起来。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已走投无路了。日本接管南京时，留在此地的20多位西方人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和书信，正是这些日记和书信使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合作者和非合作者之间的交迭。实际上西方人的存在使合作的过程更加复杂化了，因为当他们不赞同日本占领者的做法时，他们便和中国合作者一起工作。因此沦陷时期，占领者、合作者（包括中国合作者和留在此地的西方人）和非合作者都毫无例外地卷进了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中。罗伯特·吉尔戴尔（Robert Gildea）注意到：“法—德的相处是一门参与方都愿意学习的艺术，而且大部分团体或组织都处理得天衣无缝。”1很难说南京各方相处得很融洽，至少在初始阶段是这样的。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清楚明白，要想活下去，必须懂得一起工作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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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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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清晨，日本士兵从各城门蜂拥而入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当日军炮火猛烈轰炸南京的防御设施时，中国士兵坚持保卫首都已达四天之久。但是星期日黄昏时分，他们得知指挥官已弃城而逃，军心迅速涣散。他们扔下手中的武器，脱掉军服，逃向西北门的下关港口，不顾一切地横渡长江。日本士兵继续通宵轰炸南京，窗户震颤，大火开始燃烧，他们丝毫没有觉察到中国南京防御军队的溃败已成定局。拂晓时分，各城门已无人抵抗，第一批日军开进城内，南京沦陷时期开始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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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军占领南京以残忍而臭名远扬，但它占领和接管南京的方式与11月到12月间占领和接管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大同小异：大批日军抵达并对平民聚集区进行铺天盖地的轰炸，大批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惨重；在这里，如中国人在别处所做的一样，红卍字会组织人员收埋街道里的尸体；在这里，日军停止轰炸后，“宣抚班”人员出现，开始组建基层行政机构；在这里，也有少数地方居民前来与“宣抚班”职员一起工作，成为基层行政机构的职员；在这里，占领当局甚至也引导“合作”。总之，在这里，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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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日本“中支派遣军”继上海之后占领的最大一座城市。战前南京有100万人口，但到11月已缩减到一半。平民人口数决定了此处的“宣抚”职员在管理规模上远远超过稍前占领的城镇。再者，南京是首都。在1928至1937年间，南京渐渐开始发生变化：崭新的街道布局、美观的建筑物以及大面积的绿化，到1937年，南京看起来像个首都了。四个月前（即1938年8月），蒋介石及其政府拒绝与日本谈判妥协，使南京又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象征。蒋介石拒绝让步，更激起了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的强烈欲望：如果蒋不与日本人妥协，那么他的政权就必须被推翻。12月1日“中支派遣军”接到命令，向南京推进。只有通过军事征服，迫使南京投降，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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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支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明白夺取南京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如果南京失陷，中国人民会知道继续抵抗日本军队将是徒劳的，这与占领其他城市的意义完全不同。进攻之前，松井石根提醒下属军官：他们的行为将成为“帝国荣誉与光荣”的典范，这是一次赢得“中国人民信赖”的大好机会。3从松井司令官后来逃避责任的声明中，我们推测出他的意图：他想迅速取得胜利。但这并没有赢得中国人民的“信赖”，这是个残忍的胜利。从长江三角洲一路打过来的日本士兵，登上南京的城墙时，也感觉到了占领首都的荣耀。他们轻易地抓到了南京这个战利品，现在将它翻个底朝天，抢走所有的东西。指挥官的逻辑也是他们的逻辑，尽管各怀鬼胎。他们要让中国人知道谁是老板。日本士兵进城的那个早晨，一个13岁的女孩（美国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后来给她治疗）“和她的父母站在城门边观看士兵进城，一个日本兵走过来，刺死了她的父亲，枪杀了她的母亲，猛扭小女孩的胳膊，直至骨折。她没有亲人了，一个星期都没有人带她去医院”。4虽然城市已经不设防了，但仍遭受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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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不同于其他占领区，这里有20多个外国人，大多数是美国人和德国人，加上两个俄罗斯人和一个奥地利人。他们是留在南京的所有西方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西方人来中国首都居住，主要从事服务性的工作，如商人、教育家、技术员、医生和传教士。大多数人在11月底离开了。那些留下来的人被推选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委员会”）。当日军进城时，委员会已粗略地划出了八个中立区，战争双方的士兵不允许进入，他们邀请市民入内并提供保护。由于外交原因，日军没有触动这些中立区。西方人利用自身独特的地位担当起这一角色，并记录了占领军如何对待与他们一起居住和工作的人们。“第三国”（借用当时日本人的表达）的身份，意味着他们所记录的、迅速广为人知的“南京大屠杀”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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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观察者所看到的比他们想象中最坏的还要糟。12月17日，国际委员会会长、德国商人约翰·拉贝（John Rabe）在给日本大使馆的信中说：“你们的士兵从14号开始抢劫和屠杀，所有27个西方人和与我们在一起的中国人完全被这种抢劫惊呆了。”他们记下了从12月中旬到2月中旬南京恐怖的情形，其恐怖程度居于日军华中占领区的首位，它反映了占领期间中日之间主要的争端，日本占领者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行该负什么样的道德和法律的责任。这个“事件”（日本历史著作喜欢用这个词），这起“屠杀”（中国人宁愿这么表达），界定了日本占领中国的全部历史。松井总司令官断言占领南京是个考验。毫无疑问，其士兵的行为已使日本赢得“中国人民信任”的计划彻底失败。松井写了一首入城仪式的诗，高度赞扬其士兵“将驱散令人作呕的气味，送去前景美好的春天”。5因为这次赢得“中国民众信任”计划的失败，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松井个人对大规模虐待中国人民负责，并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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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的存在也改变了特务机关的“宣抚”工作。日军特务部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派遣一个“宣抚班”来这个城市，而是建立了一个较高级别的机构，名为“特务机关”。 佐方少佐军官带着两个文官松冈勉和马渊诚刚来到南京，两人都是“满铁”职员。他们抵达南京当天便开始工作。事情千头万绪，使他们无法承受。两个星期后，佐方向上海请求增调一些在中国有较多经历的职员。特务部应请求派去四人。丸山进于12月28日最先到达南京。佐藤鹤龟人、小岛友千和川野正直三人在1月第二个星期到达。川野是松江“宣抚班”班长，有“宣抚”经验，但如前章所述，他后来被镇江“宣抚班”班长中山四郎取代了。调他到南京不知是因为他的专业技术还是他没有能力。两星期后，川野似乎从“特务机关”消失了。同时佐方少佐也调走了，他是临时被派来监督“特务机关”组建的。松冈勉1月28日主持了“特务机关”与国际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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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南京后，“特务机关”被立即派来主持艰巨的恢复秩序工作，但它不是唯一从事该项工作的日本组织。另外一些“特务部”职员也来了。其中一人叫冈田酉次，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他担任占领政权军事顾问经历的书。他当时作为天皇叔叔朝香宫的一名随从，也于13号到南京。正因为这个原因，有关他的活动没有出现在“特务机关”的记录里。作为一位经济专家，冈田与“宣抚班”没有什么联系。他被派来接管南京市政府的金融机构，并执行日军军用券代替中国货币的政策。他抵达的当天，直奔交通银行，试图将其纳入日本人的监督管理之中，结果却发现交通银行被抛弃在那里无人问津，其职员带着所有的账本和资产逃走了。冈田到中国银行，发现情形差不多。他从这个银行跑到那个银行，发现每个银行都是如此。6但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的一些银行却有利可图，如苏州被占领时，其银行总共存有50万现金。7日本人从南京的银行里什么也没有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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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出现在南京表明特务机关不是唯一的“宣抚”机构。南京“特务机关”的职责限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经济改造则留给诸如冈田这样的专家们。很难根据特务机关留下的记录来推测它的工作情况。与其他“宣抚班”一样，南京“特务机关”每月向上海递交工作报告，“满铁上海事务所”职员于4月汇编成册。但与其他“宣抚班”工作报告相比，南京“特务机关”的报告很零碎，没有什么信息。报告主要集中于管理机构和程序，几乎没有提及发生在他们中间的谈判和冲突，对参与其中的人员也几乎未披露什么信息。长达87页的报告中却很难看到南京“宣抚”工作鲜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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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文献资料是战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保存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备忘录》，是一年后出版的，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行；还有委员会里的德国人和美国人留下的日记和信件，大多数是最近几年才出版的。这些资料是无价之宝，它能重现“合作”的过程，而此过程在“满铁”摘编的“特务机关”工作日志中却销声匿迹。既然国际委员会没有被赋予与“特务机关”对等的身份，那它只有通过没有多少权力的领事官与日方谈判。其成员很少谈论“宣抚”过程，但他们好奇地观察着南京“自治委员会”的运作。这些观察再现了南京“自治委员会”的一些政治运作过程，且比其他“自治会”详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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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机关”对国际委员会很反感，首先因为它是由欧洲人和美国人组成的，日本正计划将中国从这些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更切中要害的是，国际委员会坚持独立于日本人的要求，干扰了“特务机关”的行事。毕竟，国际委员会不是匆匆忙忙组建的“维持会”，其成员也不是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不能用甜言蜜语使他们屈服，也不能粗暴地将他们弃之一旁不理不睬。其成员的国籍身份使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治，中国的“自治会”不敢有这个妄想。同样重要的是，它能胜任工作，没有腐败，且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南京未来的行政机构不可能不考虑它。因此南京并非政治真空，等着日本人用唯唯诺诺的中国政客来填补。日本人不得不先使国际委员会失去合法性，然后建立一个替代机构。最起码要让该市居民对替代机构言听计从，毕恭毕敬，尽管市民不是热情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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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职员尽管意识到他们作为非日籍的外国人所处的有利条件，但并没有打算干涉中日之间的冲突。他们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暂时保护中国人。他们不阻止日本人占领南京或者试图建立某种基层政权。他们为军事混乱地区的居民提供一块缓冲地带，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正因为这种定位，他们事实上轻松地接受了由国民政府的统治转换到日本人的统治。与上海不一样，南京的外国人没有租界，也没有一个合法的管理机构来执行法律权威。与日本人面对面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保持迁就的姿态。他们只希望这座城市不要让日军肆虐，但他们无法用其他的方式来干涉日本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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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晚上，约翰·拉贝起草了第一封给日本官方的信，接下来的七周内他给日方大约写了20封信。他请求占领当局改善安全区内的条件。拉贝在信中很明白地表示，国际委员会成员只是暂时接受自己的权威，并声明他们迫切希望以“任何形式”与日军“合作”，“照管好这个城市的居民”。但日方没有回音。在等待答复期间，恐怖统治开始了。三天后，拉贝怀着挫败的心情又一次给日本大使馆写信，再度保证委员会的“权威不会延伸到安全区外，也不拥有安全区内的主权”。秩序仍没有恢复。他很茫然，请求尽快成立一个能胜任的管理机构。当时佐方少佐、松冈勉和马渊都在现场，但很显然，占领前几天没有“宣抚”工作，也没有建立民间管理机构的措施。12月17日，拉贝在给日本大使馆的信中写道：“已充分做好了你们和平接管安全区的准备，请继续让安全区的正常生活不受干扰，直到城市其他地区恢复秩序。然后，这座城市的生活能完全步入正轨。”大概感觉这样写很空洞无力，他进一步写道，请日本占领者“发发慈悲，派一名专家来南京地方行政机构，管理居民的生活，直到新的市政府成立”。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拉贝两天前已见过佐方少佐，少佐一定给他留下了能胜任这一工作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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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务机关”来说，提出平等合作的要求在政治上是不能容忍的。正是国际委员会的存在，扰乱了日本帝国的目标。日本占领者本打算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来拯救被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侵染的中国人民，而那些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与西方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的“白色”外籍人表现出了某种领导能力，日本人觉得这种能力应该是他们“黄色”外籍人的特权，他们正努力担任这一角色，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广泛欢迎。他们是日本人举着反殖民主义的大旗所要抵制的帝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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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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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行为不仅使日本人存在和行动的合法性蒙受了巨大的影响和损失，还使前来接管西方人工作的中国合作者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日本占领者需要中国人的合作，而不是欧美人的合作。实际上，日本人的策略是改变这种印象和要求。如天谷直次郎少将于2月5日将西方外交使节团聚集在一起，义正词严地指出：“没有外国人的干涉，南京的中日关系会和谐地向前发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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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方面也签字确认的战争法，“中支派遣军”只用了一两天就证明他们并未准备好占领事宜。到第三天，罗伯特·威尔逊在一封家信中就提到“骇人听闻的屠杀民众”9。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委员会认为将其资源和权威转交给中方或日方都是不明智的，只有到和平占领基本条件具备的时候才能移交。那将需要两个月。在这两个月内，国际委员会、不同的日本权力机关、参与合作的中国人三者之间表现出既抵抗又合作的关系。这个关系很微妙，但牵涉到卷入其中的每位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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