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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170675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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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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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维尔去南京和市郊游览的那个星期天，也是陶锡三“自治委员会”解散的日子（4月24日）。“自治会”的命运与更高级别的政权机构连接在一起。一个新的“国家”政权——“维新政府”在几周前的3月30日举行了就职仪式。就职只是形式，因为南京太乱了还安置不了一个政府。仪式后“维新政府”便回上海了，在那儿一直待到10月。虽然如此，但一个“新政权”毕竟存在了，至少它期盼统治自己的首都。与国民党所做的一样，新的“中央政府”接管了“市政府”的领导职位，地方人士只控制了四个月的时间，昙花一现，现在它又恢复到“中央政府”控制之下。“自治会”被“中央政府”任命的“南京市政公署”所取代。“新市长”是任援道，“维新政府”中一名杰出人物，同时担任“绥靖部部长”，即是当时南京警察控告的陆军部，指控陆军部听命于国民党。五个月后“市政府”进行重组，任援道放弃了“市长”职位，让给他的“副部长”高冠吾。（这两位“市长”差点儿都被暗杀了，任在1938年7月，高在那年冬天。）高辞去了陆军副部长一职，做了“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全职“市长”。直到1940年年中，汪精卫“新国民政府”登场，南京市的部分机构被改组，这个城市才算脱离了军事部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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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自告奋勇服务于“特务机关”，并试图压制国际委员会的合作者，在这次政治洗牌中出局了，但一些人能将他们的政治投机转换成长远利益。52陶锡三在“维新政府”中明升暗降，先任“大民会”的副会长，后来由“立法院院长”温宗尧推荐成为其下属。当“维新政府”在1940年3月解散时，陶在汪精卫政府里谋到一个“顾问”的位置。然而那年12月，陶因贪污被立案调查，其政治生涯就此结束。战后，陶因支持日本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这是个很轻的惩罚。陶短命的“自治委员会”过去已经很多年了，法官们认为他只是合作者中较次要的一个。如果“自治会”解散时他就从政治舞台上隐退，有可能还没有人注意到他，也就不会有惩罚了。陶锡三出狱后两个月即1948年6月死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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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自治会”的其他成员中，赵公瑾进入了新的“市政府”，先为“交通部部长”后又提升为“产业局局长”。这两个部门都在“市政公署”和“特别市政府”直接领导之下。陶觉三1940年代也在“市政府”里继续占有一席职位。还有另外一个活跃于政治舞台的“自治会”领导成员吉米·王，先任“工商部部长”，接着在高冠吾手下获得了一个很有权力的职位——“社会局局长”。根据《南京新报》7月2日一篇有关保甲制度的文章可知，他担任此职至少到1939年夏。除了这点，我再也找不到吉米·王的任何线索了。然而他的名字在1980年代出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基督教徒在接受采访时（相关内容已公开出版），提到了吉米·王。那个人回忆道，1937年12月，在安全区难民营里，王碰巧被安排在他旁边。王告诉他：“这是发财的大好机会”，并企图以“自治会分会长”的职位诱惑他，他拒绝了，王说他是傻子。这就是此人对吉米·王的所有记忆，而不是他“很久前就死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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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自治会”成员从“新市府”阵容中消失了，新的政治精英取代了他们。但1938年后南京档案资料充分显示，他们虽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并不表明他们完全退出了城市精英阶层。他们可能从市府职位上被赶走，但他们还要继续出现在公众面前。根据1940年出版的南京公共组织领导名单，好几位“自治会”的活动家出现在了上面：前副会长孙叔荣成为南京清真寺经理，令人讨厌的詹荣光成为江西省同业公会会长，黄月轩经营童善堂，王春生警官也领导一个名叫“行善堂”的慈善组织。名单上还有高冠吾市长，他是日中佛教协会会长；陶锡三管理广丰粮仓。（是不是因为管理粮仓被人指控贪污？）在这些位置上的只能是“地方上有能力的人士”，而不是国家层面的政治家。因此，尽管“自治会”精英在政治上失势，但在社会上却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失势的一个标志是红卍字会的政治影响减小了。到1942年9月，陶锡三仍是红卍字会南京支会的会长，这是贪污那件不光彩的事后，他抓住的唯一社会职务了。至于“自治会”其余四位管理人员，在政治上均默默无闻。54红卍字会不再是日本人接触地方精英的临时的、方便的桥梁，现在他们找到了更好的接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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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冲突和相互矛盾的压力使南京“自治委员会”身陷夹缝中，正像它使政治家陶锡三左右为难一样。刚出炉的市政行政机构表现得既谦虚谨慎又狂妄自大：谦虚谨慎地试图使这个毁坏的城市回到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中（至少外表上看上去如此）；狂妄自大的是它希望用碎石来建立一座由他们控制的、健康的市民政权大厦。它所处的政治地位，均是相互冲突和相互矛盾的。一方面，“自治会”由一支占领军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尽管是短期的。另一方面，又有一个管理良好的西方人组织参与竞争和合作，在某些限制下。西方人的存在与其说扰乱了合作进程，不如说使合作进程复杂化了，因为共谋者增加了一倍。“自治会”与各方面共谋：与一手打造它的日本人共谋；与给这个城市居民实质性帮助的西方人共谋；与提供原初合作者的地方组织共谋。因此正是这种共谋，产生出一些像吉米·王那样的传奇人物，既能与各方一起工作，也能随时终止。他既敢公然违抗日本人，干涉食物供应，又会建立“自治会”妓院，征召中国女人提供服务。正是他在明妮·魏特琳的眼皮底下从金陵女子学院挑选年轻姑娘，接着又在金陵大学故伎重演。王不是那种对自己以及“自治会”的地位抱有幻想的人，正如3月他告诉路易斯·史迈士的：“‘自治’的意思仅是：当日本人说‘是’的时候，我们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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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吉米·王按照日本占领者的指示行事，他出现在1939年蒋介石政权正式公告的“汉奸”名单上。重庆方面完全不知道他供给粮食和保护南京市民的事。如果他不继续在“特别市政府”里担任职务，他的所作所为足以抵消他的通敌罪行。55因为吉米·王服务于占领政权，而同时抗日战争仍在进行中，他的合作行为便将他和国际委员会成员放到了道德藩篱的对立面。将王看成是汉奸、将西方人看成是英雄，这不仅是从当时事件出发来看他们的行为，而且还将他们的所作所为赋予了道德意义。到1950年代，从反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王和国际委员会成员都在道德藩篱错误的一边。王公然为日本占领者工作，美国人不再对中国的政治感兴趣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国际委员会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甚至当时安全区外英国鸡蛋包装厂的商人也持这种看法。56我们最好将国际委员会和王的行为在道德藩篱的两边都放点。吉米·王同时为占领者和南京市民服务，西方人所从事的恢复公共秩序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增强了中国合作者及其新政权的地位，二者所做的事既有利于民众也助纣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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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士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共谋行为。在对去安全区避难、身份可疑的士兵执行死刑的报告中，他就暗示了这点：“很多天了，一直在对付扮演不同角色的日本军官和士兵，只要有必要便赔着笑脸、点头哈腰，为了社会安全，将上万人带到大学去登记，这是一种折磨。”顺从日本占领者是帮助中国人的唯一办法，即使它也是日本人想要的。贝德士背负共谋的压力在1941年纽约的一次演讲上又表现了出来。当被问到救济工作是否加强了占领政权时，他的答复是：“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日本人从中收益甚微；而这项工作对于中国人的贡献，远远超过我们为日本人做的任何事情。”57这是个很公正的观点，但同时也承认他们的救济工作对建立“占领政权”的贡献微不足道。即便有时感觉“得”超过“失”，但毕竟共谋还是既有得也有失。诉诸舆论的权威是贝德士为共谋辩解的方式，但从反方的角度来看，可能不是这么容易解释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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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士和吉米·王都明白，与日本人勾结使他们不可能成为抗日英雄。但他们也不会认为其行为是投降，而是理解成：当一个人处在个人无法明白也无法改变的情境里，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地活下去；为了得到一些东西，通常要不惜一切代价，且决不能计较任何悲惨的结局。比较流行的相反看法是将日本人和合作者放在一边，将牺牲者和抵抗者放在另一边，这种观点强加在南京和其他日本占领区。“占领政府”确确实实在南京和其他地方都处死了中国年轻小伙子和强奸了中国年轻姑娘，乃至于大屠杀，但在南京还发生了另外一些事。如果不是中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留下了不同寻常的记录，我们就不能揭开这既有抵制又有合作的一连串共谋。可是当一个点头便能置人于死地或使一个女人成为妓女，而一句恰当的话又可能使他们免于灾难，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经历、多么难于应付的情势啊！但与暴力压制一样，共谋是“占领政府”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而这两种情形都在南京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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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六章 竞争：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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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几章所述，合作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乍一看，合作好像是百依百顺的地方管理者和军事占领当局直接签订的协议。但仔细审视，如前几章所表明的，合作揭示了一张稀疏但却有弹性的共谋之网，这张网在众人的参与下，朝着众多的方向发展。在各种各样的勾结、串通、共谋、唇枪舌剑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对手，于是竞争相应而生。因为军事当局带来的占领政治通道过于狭窄，众多的附庸之人拥挤于此，他们之间一定会相互竞争，以取得占领当局的认可。如果缺乏竞争，那将意味着地方头面人物拒绝与占领者发生关系，这表明占领者组织他们参加政权建设以及使政权合法化的必要工作几乎完全失败。占领政治不仅使竞争成为可能，而且还期望竞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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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政治以一种突然而至的、破坏的方式出现，并将一些人员卷入进来。它从庞大的人群中吸引积极的机会主义者，这些人包括从权力持有者到非精英群体，前者急切渴望继续保留权力，后者试图抓住现在难得的机会寻求较高地位。然而这些或许可被称为合作者的人以及当时毫无疑问已是合作者的人，并不是参与占领政治的唯一群体。非合作者渴望保护自身的利益，或利用正常生活的中断浑水摸鱼，也试图花费力气挤进“占领政府”内，以便与早期抓到权力的人竞争。他们甚至强烈要求将在位的合作者赶下台，揭发那些人是投机分子，而他们自己是正直的公民，愿意为民众的福祉做出贡献。日本统治时期的上海是研究这种竞争的理想场所，部分原因是其规模巨大、形势复杂，部分原因是其基层行政机构留下了丰富的档案文献，而竞争正是在基层行政机构中一幕幕上演。竞争的结果不仅仅使合作过程更为复杂，而且也削弱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占领政权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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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宣抚”工作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地方不同。那些地方的情况是，“宣抚部”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职员分成小组，直接派遣到地方重建行政机构，而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方法。上海则不同。在这个政治和社会要复杂得多的城市建立占领政权就不是“满铁”所能应付得了的，这得由军队的“特务部”直接监管。水平不高的“满铁”职员处理县政府的工作还绰绰有余，而上海的“宣抚”工作得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日本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人来掌控。如此重要之任务，是不可能相信匆匆招来的新手就能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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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沦陷时期上海的研究较多，但这仍然是个难以捉摸的课题。这个城市太大、太复杂，人口密度太高，众多国家和中国人的权限划分太多，以至于无法进行简明扼要的概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商业中心，1941年12月8日之前不受日本人的干涉。日本人控制苏州河以北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块公共租界地盘。从1937年11月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外的地区也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法租界的南面是带有围墙的“明市”，又叫南市，是本地人的商业中心。在公共租界西面是越界筑路区（Extra-Settlement Roads Area），中国政府称为沪西，西方人喜欢叫“荒芜之地”。北面坐落着新规划而来的江湾市府机构（即英语国家中所称的中市区）。此外，公共租界北面是闸北和真如，东面是浦东，与外国人居住区隔黄浦江相望。在一个城区发生的事不一定非要在另一个城区上演不可，即使他们在同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甚至也可以设想，生活于其中的人居住的小地方是单独存在的，上海不是个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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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三 上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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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上海的日本行政机构没有留下“宣抚”工作报告或“满铁”工作报告。日本“宣抚班”职员或观察者也没有写过有关市政权建立过程的回忆录。这意味着重构上海地方合作的故事几乎完全要依赖于那些参差不齐的中国档案文献。1中国文献中很少涉及日本占领者，但揭示了大量的有关合作者面临的各种情势。合作者如何处理来自上下两方相互对立的要求，怎么来应付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日本人，如何应付在这转折关头突然出现的众多竞争者，后者试图将占领带来的分裂和瓦解转变成个人前途的一次机会。公众习惯于尽可能地用意识形态来追踪某人的足迹，这使画面变得更加复杂，以至于那些虚构的情节看起来好像真有其事，那些重新装饰的东西看起来似乎又真像那么回事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宣抚班”在其他城市里的工作，大体上具有连贯性，但在上海却很不明显。如何将纠缠于其中令人迷惑的各种竞争行为条分缕析，是沦陷时期上海的每个统治者很头痛的问题，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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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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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宣抚”工作开始于1937年12月5日“大道政府”的就职典礼。这个“大道政府”也非一个统一体。就职典礼的开幕式在南市举行。在那里聚集着一小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丑，头头是苏锡文。他例行公事地宣读一份必不可少的宣言。接着这支队伍自渡黄浦江，在浦东一所临时指挥部里开始统治上海的工作。新政权成立那天的第一个行动是发布一系列的公文，意在向上海公众传达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包括苏锡文市长的就职布告和启事，大道政府暂行组织法，“大道政府”为本府成立致全国各机关通电，相似的告示还传达给了颇具实力的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市商会。“大道政府”还给前上海市政府公务员发出布告，告知他们将有七天时间考虑是否回政府工作。宣言、告示和通知被送到上海各报馆，并附上一封信要求立即刊登。为稳妥起见，第二天又送出一封信，简略重复立即公布命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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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言文件中，“大道政府”的身份仅仅是“市政府”，但其背后似乎想代表整个国家说点什么。宣言指出，国民党制造了“人间地狱”，“无可选贤与能”，破坏了真正政治生活的生存能力。它的一党专政也制造了消极的政治氛围，以致“外又不能讲信修睦”（这里仅指日本）。“大道政府”是来治愈由国民政府给中国带来的创伤，将用中国人来治疗中国人的方式。宣言精心编织了和平的目标——这是“占领政府”为日本称霸东亚打造的口号——诉诸无伤大雅的宇宙秩序和传统的概念，通过这些来展现大道政府的形象。这里引用它的措辞：“人类相互间，或国际相互间，惟有彼此实行大道，始能得到真正和平，否则，纵有法律拘束，如无大道维系，真正和平不可言。”“大道”一词出自于中国古代的《礼记》，理雅各（James Legge）是这样翻译“大道之行”的：“a public and common spirit ruled all under the sky; they chose men of talent, virtue, and ability; their words were sincere and what they culivated was harmony. Thus men did not love their parents only, nor treat as children only their sons.”（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3该政权选择阴阳图作为政府象征，它利用这个象征和其他的一些标志来确定自己是正宗的中国人，他们诉诸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来拯救沿海地区近几十年来已具异质性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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