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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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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宣抚”工作开始于1937年12月5日“大道政府”的就职典礼。这个“大道政府”也非一个统一体。就职典礼的开幕式在南市举行。在那里聚集着一小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丑，头头是苏锡文。他例行公事地宣读一份必不可少的宣言。接着这支队伍自渡黄浦江，在浦东一所临时指挥部里开始统治上海的工作。新政权成立那天的第一个行动是发布一系列的公文，意在向上海公众传达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包括苏锡文市长的就职布告和启事，大道政府暂行组织法，“大道政府”为本府成立致全国各机关通电，相似的告示还传达给了颇具实力的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市商会。“大道政府”还给前上海市政府公务员发出布告，告知他们将有七天时间考虑是否回政府工作。宣言、告示和通知被送到上海各报馆，并附上一封信要求立即刊登。为稳妥起见，第二天又送出一封信，简略重复立即公布命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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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言文件中，“大道政府”的身份仅仅是“市政府”，但其背后似乎想代表整个国家说点什么。宣言指出，国民党制造了“人间地狱”，“无可选贤与能”，破坏了真正政治生活的生存能力。它的一党专政也制造了消极的政治氛围，以致“外又不能讲信修睦”（这里仅指日本）。“大道政府”是来治愈由国民政府给中国带来的创伤，将用中国人来治疗中国人的方式。宣言精心编织了和平的目标——这是“占领政府”为日本称霸东亚打造的口号——诉诸无伤大雅的宇宙秩序和传统的概念，通过这些来展现大道政府的形象。这里引用它的措辞：“人类相互间，或国际相互间，惟有彼此实行大道，始能得到真正和平，否则，纵有法律拘束，如无大道维系，真正和平不可言。”“大道”一词出自于中国古代的《礼记》，理雅各（James Legge）是这样翻译“大道之行”的：“a public and common spirit ruled all under the sky; they chose men of talent, virtue, and ability; their words were sincere and what they culivated was harmony. Thus men did not love their parents only, nor treat as children only their sons.”（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3该政权选择阴阳图作为政府象征，它利用这个象征和其他的一些标志来确定自己是正宗的中国人，他们诉诸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来拯救沿海地区近几十年来已具异质性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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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献几乎没有涉及日本，因此它在建立地方政权过程中的角色很模糊。“大道政府”在“为本府成立致全国各机关”的通电中，承认日本在这场政权转化中起着牧羊人的角色：“兹幸日本皇军莅临中土，代吾人剪除凶顽。”除了这几个字外，“大道政府”在12月5日发表的各种通电、宣言和布告中，只言未露日本人在政权创建过程所做的工作，片语未提“宣抚班”的存在，甚至连日方顾问也未提及。日本人关于“大道政府”的报告也非常谨慎小心。1月31日的日本内部报告中，简单评论了“大道政府”是“在皇军的帮助下”建立的。第二个月在东京发行的有关大道政府的宣传小册子，坚持说“这个政府里只有两名日本官员”，勉勉强强提了一个日本人。日本内部报告至少列举了34个“宣抚班”职员的名字，他们全职担任大道政府的顾问，但从这些公开声明中很难寻找到他们的蛛丝马迹。很显然，双方都决定使“大道政府”在表面上应该完全自治，脱离日本占领者的控制。就职仪式上的政治自治和受欢迎的正统性是一场舞台剧，在这个舞台上，北洋时代的每个政治演员不得不寻找一些比纯粹军阀身份要好点的特质。对于合作者来说，很难维持表面上的合法性，尤其是在当前，日本人是后台老板，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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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月下旬，我们才知道这34个“大道政府”幕后操纵者的姓名。然而，除了姓名外，我们几乎不知道这些人做了些什么，新的“市政府”又是如何运作的。政权形成过程简直就是一张白纸。唯一留下来的片段资料是东京一名官员对“大道政府”所做的些微评论。他在1938年出版了的一本薄薄的书，主要记述了他在中国占领区50天的旅行情况。书中透露了“市长”苏锡文和“宣抚班”班长西村展藏在上海的合作已不是第一次了。1931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苏锡文和西村展藏在山东省一起组织“乡村自治运动”。换句话说，就是建立一个联系网络，使日本的政治经济能延伸到该省。41937年10月，两人乘船前往上海，为进入新政权领导阶层铺平道路。作者说，令人奇怪的是，12月5日的“大道政府”的就职典礼，与墨索里尼占领罗马一样，是一个大胆之举。这暗示了苏锡文与国际法西斯运动结盟，并将他看作是像墨索里尼一样的领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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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苏锡文在出任“市长”之前，身份低微，名不见经传，因此招来了很多流言蜚语，官方也编造了很多故事。根据香港的一家报纸报道，他原名叫俊英，但他改成苏松治，后来又叫苏有详。他还有其他名字，因为1938年1月日本一家杂志称他为“Su Jixiao”。5在他45岁担任“上海市市长”前，在政治上完全默默无闻。他出生于东南沿海福建厦门的一户商人家庭，会说日语，因此当时有很多人猜测他是台湾人，服务于日本帝国。苏20来岁时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6年回国，先后在广东和福建省政府里一些中层岗位上任职，曾升任到福建省财政局局长。他加入了国民党胡汉民派系，但由于晚年胡汉民倾向于左派，他便与胡断绝了关系。派系斗争导致他十年不能进入政府机关，正因为此，他到了上海，在持志大学获得了一个教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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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传记所载苏锡文从政客转向学者的生涯，使其作为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来倡导“大道”的观念。在上海，据说苏开始将道教和佛教思想发展成一种宗教哲学，他称之为“大道精神”。他提倡所有人团结起来，所有的信条都有相同的起源（“天下一家”，“万法归一”）。很显然由于佛教的关系，他又一次改名，这次叫“苏锡文”，然而我仍查不出这个名词所具有的佛教意义。6这篇传记还影射了他由佛教哲学退回到政治，他主张的政治是以道德为原则，而不是效忠于某个派系，因而他鼓吹政府要有透明度。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并为此政治主张而积极奔走，寻求建立新的政府。因此，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捉拿他。但国民政府下通缉令，更有可能是因为怀疑他是日本间谍。根据苏锡文的经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日本要资助的“上海市政府领导人”是北洋政府时代底层的、政治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其次，这个人在地区、业务和教育方面与日本有一定的关系，一旦他在国民政府那里没有立足之处，他就会想到这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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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22日，英文报纸《东方时报》上撰文披露苏锡文好几个令人感兴趣的侧面。报道是关于暗杀由苏锡文提名的、被曝光的主要候选人的。首先，苏和那个候选人是福建老乡。与福建有关系很重要，因为这不仅说明这个人与苏有联系，而且他与“维新政府”的领导阶层有着潜在的关系，因为“维新政府”里福建人占优势。福建既与中国国内紧密相连，也与国外联系较多，因此福建人不太在意政治上被打败，他们应征为1938年新政权的领导人。也不被通敌叛国的意识形态所束缚，很显然由于这个原因，那位候选人（他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也是个热心的道教徒）被暗杀了。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市就是由这样一个特别的精英集团来控制。被暗杀的人和苏是中国互助会（the China Mutual Aid Association）的成员，这是威海卫路上的一座道教“显灵沙坛”（spirit sand writing altar）（很显然这是一个神仙显灵的迷信）。根据《东方时报》的那篇报道，这个互助会是上海政客经常出入的地方，并在“政治黑暗”时期为其成员提供庇护。7这篇文章没有详细说明互助会具体面临什么政治困境，但暗示该会庇护了政治上的反动组织——“中国共济会”，该会成员利用互助会的掩护从事颠覆国民政府的活动。在这个关系网中，苏锡文与那些具有相同思想的人建立了联系，并为其政权招募支持者。作为上海的外地人，他需要这个关系网络来组织亲日政府，以便与前国民政府的权力关系网竞争。这些人是本市完全不同的次要精英群体，先前他们不能成功地获得政治职位，日军的入侵给了他们接近权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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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锡文的“宣抚班”合作伙伴西村展藏，我们知道得很少。苏在公众场合扮演角色，在上海报界留下了一些痕迹，而西村的所作所为大多在视线之外，不为人所知。如前所述，西村和苏结伴来到上海，2月初，他们的合影出现东京出版的宣传小册子上。正文的第一页便是他们的照片，西村和苏分别站在一幅书法长卷的两边，书卷上书有“仁者无敌”。（相应地，宣传册正文里不断重复这个思想，用“天下无敌”来描述在华日军的军事力量，故意讨好明治天皇那个著名的宣言。）这张照片表明，在建立上海新秩序的过程中，二人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其他“宣抚班”职员没有与其助手上演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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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清晰的是，宣传册内封上以西村的两本著作来做宣传。这两本书篇幅不长，一本是新近出版的，收有两篇文章，即《宗教的基本统一》和《中国事务与日本任务》。前者听起来似乎在替苏锡文辩解，苏对哲学感兴趣，但并不说明他有什么哲学思想。更有意义的是西村的另一本刊印了八版的书，书名为《世界复兴之大道》。换句话说，是西村从《礼记》中借用“大道”这个词作为意识形态来组建东亚国家，主张日本应该控制“公共精神”领域。是西村而不是苏锡文用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打造新政权的外表，而且，这本书在苏及其亲信的南市就职典礼之前，已经印刷了七版。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道”这个易被掌握的词汇已经深入人心。1938年5月该政府正式解散后好几年，人们还继续用“大道”来指称上海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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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道政府”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关系，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主要原因是组建工作都是在幕后进行的，加上战争结束时又有意识地毁坏档案文件，导致这部分故事已经从历史中消失了。苏锡文和西村很难凭他们二人之力将政权组织起来，而且这两个人在上海崭露头角的过程也无法描述。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12月5日的就职典礼与二人无关，所有的一切都是日军从中操控。“中支派遣军”以上海为基地，“北支派遣军”驻防北京。最晚自11月以来，两者都在等待东京的指示：由军事入侵阶段转换到占领阶段，由军事控制征服转换到建立文官政府。如第二章所述，整个秋季，东京一直不大认可这种转换，到11月下旬，内阁才决心全面解决中国问题，包括推翻蒋介石政府。12月1日是转折点。是日，东京最高司令部分别给“中支派遣军”和“北支派遣军”下达命令，命令前者攻取南京，后者在北京建立一个“临时政府”。两周后“华北临时政府”组建完毕。对“中支派遣军”来说，控制南京将具有巨大的优势，因为这可以操纵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但是，由于“中支派遣军”没有得到东京类似的许可，不敢擅自组建政权，它很担心“北支派遣军”捷足先登，利用其卵翼下的“北京临时政府”扩建成全国性的政权，这样就削弱了自己的优势。“北支派遣军”每天都能从“北京临时政府”那儿获益，然而，不管“中支派遣军”组织什么样的政权，华北的“临时政府”都有丧失合法性的那一天。两支军队竞相控制中国的未来，当前的形势有利于华北方面。“中支派遣军”不得不为控制占领区的中国打下某种根基，这就是赶在北京临时政府就职典礼之前组建上海行政机构。大道政府只是个地方性的市政管理机构，但它在占领“政府”中鹤立鸡群，不是一般的“治安维持会”或“自治委员会”所能媲美的。这就是“中支派遣军”为“与北支派遣军”竞争而采取的侧翼包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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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建立的“大道政府”起初的管辖范围甚小。它对所有的外国租界（包括日本人控制的一部分公共租界）望洋兴叹。其权限仅囿于日本占领的华界——中国人经过三个月的英勇抵抗最后于11月12日丢失的地区。它的本部在浦东，与市中心隔黄浦江相望。它声称南市是其管辖地区，但却受到南市市民的抵制，下文将进一步论述。被炸毁的中心城区在其控制之下，但那里除了由入侵带来的断壁残垣外，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迟至1938年5月，中心城区还只有7050人。闸北工业区损失更为惨重，据说到5月份，只有365人幸存。8被占领区还有另外一个华人区——吴淞，正好位于公共租界的北边，但这个地区为日军的军事区，不受“大道政府”的控制。“大道政府”宣称上海县（北桥）、宝山、奉贤、南汇、川沙、崇明岛以及嘉定等郊县为其管辖范围。只不过其中的几个县，要经过一年多时间，才逐渐被纳入“市政府”的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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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不同，“大道政府”的头头不是本地人。它不是上海的草根政权。朱玉轸，山东人，毕业于闻名遐迩的保定军官学校，12月3号被任命为警察局长。他在北洋政府时期即干过警察行当，在这之前15年，一直在福建从事警察职业，并在那里建立了各种关系。这就是驱使他来上海的原因。财务主管也是12月3号任命的，同样是个外来者。只有这两个人是在就职典礼前任命的，这意味着“大道政府”成立之前没做多少准备，一切都很仓促，匆匆而就。另一个较早被任命的警察头目是在就职典礼的当天宣布的，他的教育背景和先前职业生涯都在“满洲”，因此，他已经在日本人的指导下工作很长时间了。10天后，另外两个部门的头头名单出来了，也不是上海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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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开始任命较低层的行政人员。只有办公室职员、秘书等职位才从前上海市政府的警察和行政人员中吸纳成员，他们是前政府于8月31号命令留在原工作岗位的职员，没有薪水。上海档案馆有一宗案卷，题为“日伪上海市大道政府对抗战前上海机关旧职人员请示安置工作的批复”，收集了一些战前上海市行政机关人员请示重新安置工作的申请函，这些申请函是回应“大道政府”七天内回原单位工作的布告。9案卷的第一份申请函是一位住宅测量员何义于12月9号写的，他是在看到报纸上重新雇用的通知后写的。这是一个急于回去工作的人。后面的一些申请函是1月初写的。其中一封是一个名叫李更生的人写于1月5日（尽管布告只有一周的期限），他也是在看到布告后写申请的，他请求继续做原来的税收工作。李承认他只是在“事变”前几个月得到这份工作，但他说他很钦佩苏锡文以“道德为宗旨，救国拯民，江浙黎庶，犹感涸鲋”来组织政府，以增强申请的成功率。李不仅响应了“大道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而且还指出它好像可能成为毗邻两省（江苏和浙江）的政治中心，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未界定管辖范围。李的名字“更生”，是上海“占领政府”第一年很流行的口号，一些人说“新中国”，另一些人说“复兴中国”。10李更生是不是为了引起“占领政府”官员的注意特意给自己改了名？如果是，那么他成功了，因为5天后，他的申请被批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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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前政府职员和求职者的申请中，李更生是唯一一个主动说出认可新政权意识形态的人。其他人大多数没有解释申请复职的原因，即便解释了申请的动机，也仅仅说是失业导致了他们经济上的困顿。孙东良在1月4日的申请中坦白地说，战争爆发期间，他与父母、妻子、孩子逃亡到公共租界，所有的家当遗失殆尽。当他回到家中，发现日本兵“暂时居住”在那里，他的“生活发生严重问题”。他有五年会计职业经历，希望在中日进出口贸易公司找到一个恰当的职位。丁志铭2月26日的申请也表达出相同令人绝望的困境。从1911年始，丁在长江以北某行政机构中一些很不起眼的职位上任职了20来年，最后一个工作是在扬州禁烟局。1931年，他加入了一个世俗佛教团体。1937年春，由于这个团体财政枯竭，他被迫去上海。在老朋友们的帮忙下，找到了一份工作。就在那时，日军入侵，他无法回到自己的老家汉阳。听说新政府需要有资历的职员，他期望能找到一份工作。答复立即就来了，要求丁带上自己的资料去人事办，商量一份合适的工作。案卷中的其他工作申请函大多是此类的口吻：渴望得到收入，而不是通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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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看上去，很难将在“大道政府”得到工作的人与国民政府职员区分开来。实际上，很多人在这两个政权都曾拥有一职。例如，“大道政府秘书处”五个级别较高的职员，好像全是南京国民政府十年中其他部门的中层官员。周之才，48岁，上海人，曾经是江西某县的知事，上海总商会总干事；章达，47岁，镇江人，曾任海运盐公司经理和江苏省南洋烟草公司总经理；卓建勋，48岁，广东人，曾任上海市的警官和四区装卸职业工会总务干事。排名第四的秘书周乐三，上海人，43岁，任职于“大道政府”之前，也曾是个警察，上海市警察局探员。“大道政府”雇员大多都做过警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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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层官员中，有不少人与日本有某种程度的联系。“秘书处”排名第五的徐志平最为明显，徐是商人出身，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才30多岁。推测起来，大概是因为他会说日语的原因，使他位居在那些年龄较大、工作经验较为丰富的人之上。年龄和工作经验都不能与徐的日本经历相媲美。从周之才和卓建勋的履历中也能看出他们与日本人的某种联系。他们二人在东亚反共联盟中担任职务，这是个与日本人有密切联系的团体，目标是动员民众支持日本的政策。周和卓加入这个组织或许仅仅是为了增加得到工作的机会，或许还要承担其他什么义务，这就不得而知了。这种巧合至少说明，“大道政府”从前政府外的社会团体招募一些新职员。这不是什么惊奇的发现，只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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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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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档案馆保存的文献资料将日本人作为了背景，只突出了苏锡文及“大道政府”早期的活动，尤其强调了其有权管理市区和郊区的警察机关和财政，要求下一级政府服从。除浦东地区外，“大道政府”鲜为人知；在南市区，知道的人也很少，而且声名狼藉。因此，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政府的权威。但如果没有日军的军事高压，确立新政府的权威将是纸上谈兵，毫无希望。“大道政府”善于投机但却没有多少权力，这纯属形势使然。很多名义上属于“大道政府”的“维持会长”和“自治会长”，却根据他们自身的利益，灵活运用这种形势，使“大道政府”、日本职员和政策之间处于对立状态，以便增强他们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只要日本人在地方事务中得到好处，是不会反对玩这种游戏的。因此，在整个地区确立权威成了“大道政府”的黄粱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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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维持会”和“自治会”的迅速增加显然是毫无计划的。有的“自治会”是地方人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来的，但通常的情况是驻守地方的日本军队和本地人——尤其是本地商人——从当地居民中挑选人员建立而成。苏锡文政府直属的六个区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上海郊区更基层的集市和乡村地区亦然。一点也不奇怪，建立这些“维持会”和“自治会”的地方头面人物不愿意交出手中的权力，希望在新政权中保留一席之地。他们要么与市政府斗争，抵抗其控制；要么在无力抵制时，接受“大道政府”的威权，成为其下属单位。“大道政府”情愿解散地方头面人物，代之以自己任命的官员，但有时却不能如愿以偿。如下文将分析的，“大道政府”官员不得不忍受其他的安排。新的权力中心要求下层服从，地方头面人物吵吵嚷嚷需要自治并要求得到上面的承认，两者之间斗得不可开交、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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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合作组织博取“大道政府”承认的通常策略是表示与后者的意识形态和礼仪保持完全一致。但这种“表示”并不具有多少实际意义。例如，组织上海县（与本市同名的这个县位于上游地区，成立“自治政府”时改名为北桥）“维持会”的地方人士。在“维持会”章程中，表示服从“大道政府”的领导，宣称“人类之大道”通过“以一家组织确立自治政治，排击党国政治及共产思想”，最容易付诸实践。12这不是《礼记》所表达的确切意思，但它正好被借用来表达这个模糊的主旨。然而，如果我们认真推敲上海县“维持会”章程的文字句法就会发现，仅以此来断言地方头面人物鹦鹉学舌地表示要复兴孔教，可能压根儿就不是那回事儿。章程上大量使用系动词“是”，重复使用名词“此”以及常常将动词放在句子的末尾——所有这些均暗示着日语的语法。“维持会”宣言中有时表现出来的笨拙语言，广泛使用代名词、系动词以及动词“代”，进一步强化了所有“维持会”文件都出于日本人之手的猜测。换言之，这个案例与其说是上海县“维持会”与苏锡文保持一致，不如说是“宣抚班”职员（上海县的“宣抚班”）在附和西村展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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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维持会”的组织大纲体现了基层合作者真心实意地试图与上层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组织大纲公开宣布的三条治理原则又暗示着浦东政治所表现出来的狡猾和机警。第一条开宗明义，以“王道主义为宗旨”，第二条彬彬有礼地表示“本会承上海市大道政府意旨办理一切政务”，第三条是高桥镇的每位居民都是“维持会”的成员（在所有的“维持会”中仅此一家有如此的规定），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每位居民如发现共产党分子必定移交给“大道政府”。高桥“维持会”似乎在不惜一切、想方设法地引起上海新政权的注意。这个努力成功了，该“维持会”得到了认可，后来改组成“高桥镇政府”。高桥“维持会”职员同时还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日本宪兵队的关系。应宪兵队指挥官之请求，高桥“维持会”呈送一份组织大纲给他。苏锡文可能对这些即将成为其下属的讨好表现相当不满意。如果我们阅读苏锡文在高桥“维持会”1月28日来信上潦草的笔迹，就会发现，他对此非常恼火。这封信在“市长”和“副市长”后面加上“殿”。苏锡文办公室的人或者就是苏锡文本人在“殿”这个字上画了个圈，并写道：“饬知以后不得再用此词”。“殿”这个字看上去似乎奉承得过头了。苏锡文很聪明，他充分认识到，高桥“维持会”与其政府保持一致只是文字上的阿谀奉承，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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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会”同样也谨小慎微地摆好自己在大道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位置，同时也将自己描绘成该政权恢复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浦东“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宣言便体现出这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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