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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七章 抵抗：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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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关于日本占领中国的历史大多是围绕着抵抗的主题来书写的，但这个主题在这本书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大。我到这时才讨论这个抵抗的案例，并不是出于将画龙点睛之笔保留到最后之目的。恰恰相反，这个主题放在最后讨论是因为在选择特定的地方合作群体中，抵抗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多大的影响。加之，现有的文献资料编写几个浪漫的历史故事虽然绰绰有余，但再现真实的历史就捉襟见肘了。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了本章的篇幅比其他几章稍短一些。但是，篇幅短并不意味着合作者完全不关注抵抗运动，我们已经提到了不少暗杀行动及其威胁合作者的事例。将这个主题放在最后还暗示着在现有的知识结构中，我们习惯于将抵抗放在合作的对立面，歌颂抵抗是社会的当务之急，其行为具有崇高的道德境界；抨击合作是空洞的招牌、堕落的渊薮；我们讽刺沦陷时期的政治现象，夸大个人改变自身所处环境的能力。然而沦陷时期的真正政治现实是大多数人适应“占领政府”，少数人从事抵抗活动。抵抗者较少与日本占领者直接作战，因为驻扎在基层的日军非常少。当然，这或许就是地下抵抗的秘密所在：无须与敌人直接交锋便能打击它，并让敌人的反扑落在抵抗者想让它落在的地方。问题是抵抗除了成功地打击了敌人之外，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损失。而且抵抗也无力阻挡日本占领者得到一批稳定的合作者。当然抵抗确实在身体上和道德上削弱了合作者，使“占领政府”经常无法筹集经费，但这反而强化了合作者与占领者之间的联盟，因为后者的保护是前者不可或缺的条件。抵抗可能在军事上没有击败日本占领者，但确实摧毁了一个政权的生存能力，日本一投降，“占领政府”就被蒋介石政权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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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是日军军事关注的外围地区，因为对占领当局而言，它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不重要。这意味着战争期间这一地区的抵抗运动可能非常活跃，这导致了此地的合作者与占领者的讨价还价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困难。崇明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且亲身经历了占领期间生活的中等乡绅，他反对抵抗的情绪与反对合作的情绪几乎一样强烈，他的故事突破了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中只讲述抵抗故事的偏颇观点，这大概也是他的故事半个世纪后才被公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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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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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21日，新成立的上海“大道政府”给崇明县县长写信，通知他“上海市政府”将接管该县。理由有二，一是国民政府已放弃它的首都南京，无法对江苏各县行使权力；二是民众的意愿。崇明民众代表已向上海“大道政府”提出接管崇明的请求，但这个请求没有书面证据。苏锡文市长在信中要求崇明县县长五天后给予答复，并诱使他说，如果他做出了快速和好意的答复，他可以继续留任。1但县长并没有予以理睬。三个月后，日军决定派遣两艘军舰横渡长江，攻打并占领了崇明，崇明遂成了日军占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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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县是个由泥沙冲击而成的岛屿，在长江以北，沿海岸线向北延伸75公里。尽管崇明岛在长江以北地区，但在社会、经济方面与长江以南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该岛远离大陆，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直到日军开始在长江以北地区增强军事力量时，发现崇明岛上竟然还存在国民党县政府和一支中国军队，这才采取了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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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18日黎明，日军的两艘军舰执行袭击任务。但在此之前好几天，岛上纷纷传言，日军正在准备攻打崇明。一艘军舰在新开河，另一艘在远离新开河的寿安寺，向崇明的防御工事开枪扫射，同时五六架飞机低飞助战。由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日军，他们被迫撤退。在崇明县城东门外，中国士兵与日本海军短兵相接，并击毙了十余名日本兵（包括一个队长），但他们却无法抵抗一千余日本兵的攻击。士兵、军官和县长一起撤至农村，日军占领了县城。崇明县县长不得不放弃崇明岛，在海门一带组织游击队抵抗日军，屡败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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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日军全岛搜查。抓捕躲藏的中国士兵，没收隐藏的枪支弹药；翻箱倒柜，掠夺财富；围捕妇女，宣泄淫欲。那些不幸的女人被拖至临时搭起来的妓院，一些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强奸。富家女人隐匿于海边，乘船逃往上海。穷人的女子，或毁容乔装，或东躲西藏，直到占领结束。日军强奸了一个11岁的女孩后，用刺刀剜其隐私处，女孩痛极而亡。崇明城内酱园巷一老媪被奸后投水自尽。局势稍定后，日军在城中占领三间房屋作为“慰安所”，为日本兵发泄淫欲之用, 后来崇明岛因此而在日本兵中“出名”：如果你染上性病，就将你送到崇明岛上隔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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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上关于日军占领时期的见闻没有留下任何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上述内容均来自岛上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乡绅李鹤庐在战后撰写并在当地出版的回忆录。2因为日本人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崇明岛的资料，李的回忆录尤显珍贵。它保存了沦陷时期崇明岛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份回忆录的看法与一年半后《南京新报》上刊登的另一篇文章的观点大相径庭，后者详细描述了日军登陆崇明仅仅是“恢复政令”。两种观点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叙述。《南京新报》告诉读者这样一个故事：崇明在“友邦”（没有指出具体国家）的帮助下，从混乱无序的惨景转变成井然有序的状态。日军进驻崇明标志着漫长、落后、无序的中国已结束，再造新中国的前景一片光明。李鹤庐想告诉人们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日军的入侵，使一个安宁祥和的岛屿陷入了混乱不堪的惨景，且贯穿日军占领之始终。李的叙述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日军在1945年崩溃的结论。而在合作者的叙述中，战败是一场灾难，使他们从英雄般的荣耀回到了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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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者并没有清楚地记载入侵给崇明县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我只找到了有关人员伤亡的报告，那是当年12月江苏省救济局的两名职员调查的结果。尽管日军占领该岛有十个月了，但调查员在抵达当天就发现，庙镇地区的大多数房屋被焚毁，有150多户家庭仍无家可归，不得不住在很狭窄的茅草屋里。当他们第二天正准备出发去保镇时，被崇明“自治委员会”会长黄稚卿（后成为“县知事”，1940年3月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称“县长”）拦住了。理由是该地区游击队活动频繁，经常出没，日军正在找机会扫荡。会长说最近几天死亡人数由80上升到90。因此保镇地区的数据，调查员是从当地头面人物那里得知的。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调查员们估计崇明县60平方公里的地区应列为战争重灾区。 3再加上当年夏天洪水和大风所造成的灾难，估计灾区面积总计达90平方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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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后十个月，黄“知事”在某刊物发表一篇文章，追述崇明在占领初期是这样一副情形：“城中居民，亦逃避一空，只留老弱者看守门户。其市里之凄凉，妻子之流离，家室之空虚，里巷之惊扰，笔难尽述。”他证明了这副令人不寒而栗的惨景，但又提到与一般沦陷地区相比，“我崇独能损失较少，房屋独完者”。4而省府调查员证实，崇明并没有如黄“知事”暗示的那样快速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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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宣抚班”工作日志，很难知道日本人是如何观察沦陷时期崇明岛的。我们对“宣抚班”及其班长几乎一无所知。“满铁”“宣抚”工作报告中提到崇明“宣抚班”由3人组织，但都不是“满铁”职员。5黄稚卿说“宣抚班”班长姓川首，并称赞他全心全意为地方安全着想，但川首所做的其他工作黄“知事”只字未提。1939年7月10日，即崇明被占领16个月的时候，《南京新报》上刊文称崇明“宣抚班”班长姓宫。李鹤庐也提及一“宣抚班”班长，但叫仓见定吉。也许这几个人都做过班长，但到底何时任职、工作绩效如何，现在都不可能知晓了。现在存留下来的唯一的还能捕捉到“宣抚班”工作点滴的资料是：崇明县“自治委员会”编纂的《崇明县“自治委员会”工作状况报告总表》，于1938年5月底（即“自治会”于4月1日宣誓就职后的两个月）提交给“维新政府”。重构崇明占领最初两个月的历史，除了李鹤庐的回忆录外，这份报告表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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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军来说，崇明岛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战利品。该岛位于长江北岸，但岸边沼泽延绵，没有经济或战略价值；它离长江南岸又太远，易遭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只能将它作为沿海地区一个薄弱的基地，支持只有有限商业价值的农业经济。令人惊讶的是，该岛的人口相当多，战争开始时大约在40万和45万之间。人口多是因为地域广阔（那时崇明岛大约有1088平方公里）而不是经济发达。在这个低洼的岛屿上，农业极易遭到破坏，因为它依赖于运河、堤坝、海堤，而夏季的台风定期将其中的一部分毁坏。沦陷时期，1938年8月、1939年7月、1943年8月中旬台风横扫全岛，每次均带来了大规模的破坏。（1942年，岛上又遭旱灾，整整48天滴雨未落。）岛上1/4的耕地种棉花，但仅能满足崇明本地的现代化工业——大通和富安纱厂（总共有38,000个纱锭）的需求。另一种能运出岛外赚取利润的农作物是小麦，其他农作物主要用于本地消费。日本人接管了纱厂（“县政府”主要税收来源于此），并禁止任何有利于战事的物资出口，尤其是粮食。地区间贸易的瘫痪导致农民藏匿小麦留作自己消费，因而在市场上购买小麦极其困难且价格昂贵。直到1939年7月，日军才允许一些小麦出口到岛外，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希望减轻农民的极度贫困，并按照他们的政策来推动农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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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接管对岛上的居民来说是一场灾难，既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又妨碍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有土地的农民继续种植，但地主跑了，庄稼被偷，佃农发现他们在正常时间里的耕作也没有安全保障。幸运的是，1938年春收成较好，这意味着入侵并没有立即使该岛陷于粮食短缺的境地。但入侵导致了城市经济的瘫痪。岛上所有的人都想方设法携带其资产逃往上海，而且逃走的人都不想回来。在县城工厂和零售店工作的普通城镇居民失业了。即使日军和“自治会”的警察在城内和四周加强了安全措施，仍有很多因素阻止城镇经济快速恢复。能运输货物的大船要么被毁，要么被没收，只留下葡萄牙商人经营的一条小轮以及日清公司的一条船来处理交通问题。葡萄牙小轮很快就停运了，崇明居民只有乘日清公司的船，这条船每天去上海一次。船上拥挤，船票通常只能从黄牛那儿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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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缺少商船都是问题的关键，商人用什么来运载商品呢？任何有利于战争的物资都被禁运。当岛上唯一的法定货币是日军的便条时，如何进口物资呢？任何商人都不可能接受这种便条，但崇明的商人必须要接受，否则他就会被抓起来。金融机构倒闭，流通货币干涸，连小商贩也只能关门。“自治会”积极活动，试图重开城区市场，但两个月过去了，几乎毫无起色，市面萧条。这对“自治会”的直接影响是它无处征税，无法给职员发工资。这种抱怨可能有点夸大其辞，因为截止于5月底，一些厂家在负债40％的情况下仍在运行，这说明他们仍有榨取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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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崇明“自治会”向南京提交了“崇明自治会工作之概况”，在前几页“崇明地方现实情况”中，上述那些牢骚比比皆是。作者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崇明在被占领后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在经济汇报结语中，他改变了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平铺直叙，痛心疾首地指出，他无法用词汇来描述失业者的极度贫困。（当在上海打工的崇明人找不到工作回到岛上时，崇明的失业问题更严峻了。）实际上，专横的日本人和日本兵应该对困难形势负责，但在“自治会”报告的开篇摘要中，除了一处提到 “客军”和几处涉及海军外，对此几乎保持沉默。不过这宗案卷的其他文件有一些例外。“自治会总务部”的报告中提到了4、5月份“代驻军与‘宣抚班’采办应用物品”；“民生部”的报告中记录了5月2日“宣抚班”班长给该部职员做关于保甲工作的报告；在另外单独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保甲制度是在“宣抚班”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教化部”向“宣抚班”汇报了寺院和教堂的情况，并派一名职员陪同“宣抚班”人员视察了城区学校；“土地部”计划与“宣抚班”“商量流通办法，活动金融”；最后，在5月25日两月一次的会议上记录了“自治会”与“宣抚班”班长商量“向宪兵队接洽发给枪支以资自卫”事宜。在“自治会”关于地方行政机构重建的长达65页的报告中，总共就这7处提到“宣抚班”。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人对“宣抚班”的印象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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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鹤庐也介绍了“宣抚班”的情况，虽不很全面，但完全是另外一副形象。他主要谈到了占领初期“宣抚班”为消除中国人的抵抗发行良民证一事。每个居民都必须有一个承认新政府权威的证明。大多数居民对“宣抚班”调查人口和发行良民证记忆犹新，因为“宣抚班”接近普通老百姓机会不多，这大概是寥寥数次中的一次。李鹤庐也有这个印象。他不反对人口登记，但对良民证要收费一事极其反感，并认为这是“宣抚班”最初的“榨取”行为。如果拒绝领取良民证，“以匪类论”，因此良民证的发行便建立了日军对老百姓的合法统治。李鹤庐指出，“宣抚班”将崇明“白色恐怖”制度化。6将这些白边的良民证与恐怖联系起来，只是宣传家的演说词，不是客观的描述，但这却道出了李鹤庐和其他乡民对日本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感觉很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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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日本人发行良民证、收费，“自治会民生部”的中国职员也做这些事，且他们的目标不尽相同。面对抗日势力的威胁，两者都试图消除敌对势力，稳定局势，但“自治会”的职员更关心收费问题，以便维持“自治会”的运作。对“自治会”的职员来说，登记人口就不是他们该管的了，那是日本人的事，他们只关心收费。因此4月，“自治会”民生部印了116,000张良民证，“自治会”留了28,000张卖给城镇居民，剩下的平均分给八个“自治分会”，每个分会得了11,000张。“自治分会”又将这些良民证分送给乡镇保甲长，卖给农民。在崇明，人们普遍认为，登记人口的目的是征收不法税款。因此良民证卖出的数量并不理想。截至5月26日，“自治会”总会只卖了15,000张良民证，收入为1230元。分会的业绩也差不多，根据总会财政部账目，各分会总共上缴3977元。四、五两月“自治会”财政总收入为24,898元，出售良民证所得占20％以上。这只是一次性收费，但对财政吃紧的“自治会”来说确有帮助。李鹤庐认为，这项收费对一些人而言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民生部”也承认一些村民借钱购买良民证。然而根据内部记录，所有的收据都是“自治会”署名，并不是李鹤庐以为的那样是日本人在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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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部”还登记注册交通工具：544条船，22辆自行车，2辆摩托车。船的数量可能还差不多，但后两项可能就不准确了。崇明有90公里的公路，占领前，应该有更多的自行车和摩托车。我们只能猜想，日本人没收了那些没有毁坏的车辆。“工商部”在城区和郊区发行了621个营业执照，另外，分会在农村市场发行了2039个，总共上缴“自治会财政部”733元。7这个收入不算多，但足够“自治会”会长三个月的工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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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宣抚班”不是发行这些证件的机构，却是幕后操纵者，这一点李鹤庐是正确的。他在回忆录中的另一个地方再次提到“宣抚班”班长仓见定吉。在一次公众集会上，仓见定吉与日军指挥官古川站在一个台上发表演说。李叙述道（没有具体时间），仓见定吉的演说竟然以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修身、齐家、格物相标榜。李对演说词印象不深，大概是因为仓见定吉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一知半解，不足以给李留下深刻的记忆。李评价道：“听其言，仁于仲尼，考其行，暴于盗跖，以日本人而讲义理，何异虎豹之言仁，而人有信者，其谁与归？”8其他县“宣抚班”公众教育工作报告中记录了每次集会都有许多群众参加，且他们真诚地想知道演讲内容。崇明县却有很大的不同，听众驳斥宣讲者，而不是“真诚地”拥护，李鹤庐反驳仓见定吉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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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共演讲外，“宣抚班”的宣传工作只能从“自治会教化部”的报告中推测了。如前文所述，这个报告两处提到“宣抚班”。一处是它收到了“教化部”关于寺庙和教堂的调查报告，“宣抚班”试图用这些场所来宣传中日亲善和合作。另一处是“教化部”职员陪同“宣抚班”视察崇明城区所有的学校。复兴小学教育是“宣抚班”的首要宣传内容。然而，复兴进程却相当缓慢，一年半后，只有64所学校共10,000名学生，这大概相当于战前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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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复兴小学教育外，“宣抚班”还热衷于建立一所日语学校。这个计划实施起来一波三折。起初指定城东小学为日语学校，并由一名中国人负责。接着又将这所学校改成日语师范学校，给教师上日语课。9但这项计划在5月上半月又被放弃了，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计划。在5月18日的“自治会”会议记录中，学校校长为其教员索要薪水，但被拒绝了，因为学校还在准备阶段；校长还想要点钱做一个校牌，也被拒绝了。在“自治会”的报告中，放弃建立师范学校是因为缺少好的学生。不清楚崇明到底有没有建立正式的语言学校。5月，唯一的日语教师必须在每天的午饭时间给“民生部”职员义务教授一个小时的日语。“教化部”解决崇明居民不重视日语的方法是油印《日语简易读本》分送“自治会”其他各部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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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部”的报告还提到了计划创办《崇明新报》，这也是由“宣抚班”在幕后控制。上海“特务部”命令每个县都必须创办新报，因此只要有“宣抚班”的地方，就有这种报纸，在“镇江”一章里也提到过。这些报纸给居民提供新闻，而且是唯一的信息来源。不许看其他任何报纸。在太仓，1月26日，一位老太太从外地带几份非日本的上海报纸进县城，她被怀疑是间谍而被审讯。至于怎么处理她的，没有记载。在崇明也有类似的案件。报贩周海容被发现出售抗日刊物。由于他挑战了《崇明新报》的新闻垄断地位，周的尸体被肢解并扔进河里。10自治会工作报告中几乎没有提起沦陷时期这些黑暗面。这个故事来自李鹤庐的回忆录，当时李鹤庐碰巧听到这事，便记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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