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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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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有个令人好奇的条款：培养“宗教心”。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性措施是反对宗教对人们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宗教与中国传统的儒教宗派主义和迷信有相似之处。迷信的宗教，与中国人另外两个恶习——赌博和吸食鸦片被看作是这一时期中国衰弱的主要原因，革除这些弊端，中国才能现代化。中国人，恰好是那些将自己的命运与日本人绑在一起、不顾一切地躲避国民党现代思想的保守的中国人，将保甲制度与思想改造工程联系起来。一个中国人将“宗教心”列在邻里监控目标的提案之内，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我突然有个想法，当一个日本人听说这个构想对维护社会秩序有益时，会是什么反应。很显然，卡尔·马克思不是唯一认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之人。崇明其他有关保甲制度的文献都不包括这一条，它在提议讨论阶段还没有被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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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甲制度并没有对崇明人的宗教信仰起多大作用，但沦陷时期岛上民众宗教热情普遍强烈，正如上述文献作者所希望的那样。宗教活动的频繁引起了李鹤庐的批判。作为国民政府现代化运动中培养出来的一员，他对身处绝望中的人们无可奈何只有恢复宗教信仰的行为很焦虑。他列举了 “佛教居士林”、“纯阳坛”、“同善社”、“莲社”、“济生会”、“正宗会”等六个宗教团体，作为占领后期崇明大多数民众宗教信仰转变的可悲可叹的例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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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制度在推动岛民宗教信仰方面并无多大功绩，但它成功汲取了社会财富，并将其集中到占领政权的上级机构，不过这些财富大多落入了官员的腰包，并没有进入县政府的金库。每一级官员，尤其是69个“乡镇长”，利用保甲制度提供的极好机会，为自己捞取了大量钱财。李很喜欢羞辱这69个人，说他们几乎都是大烟鬼，这只是道德上的谴责，没有证据证实。不过，1939年秋，确有两个持政府执照的鸦片零售店开张了。21位置越高，其财富累积就越多。一首流传很广的童谣反映了这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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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造砖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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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长吃鱼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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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长喝风啜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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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哭南哭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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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政治控制网络中层的合作者易遭受更多的打击，不仅仅是几句讽刺童谣，那些反对他们统治的人也不仅仅限于编这些押韵童谣的人。反对者采取的手段很多，最有力的打击方式就是暗杀。崇明岛上共产党除奸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新开河（3月日军登陆的地方）“自治会”分会会长。1938年初夏，游击队袭击了新开河分会长的办公室，捣毁了分会，并击伤了分会长。其他合作者害怕遭受类似的打击，雇用了保镖。保镖比较有效，抵抗运动从暗杀转移到其他形式，如破坏、威胁等。暗杀之风在战后短期内又重新上演，三个“乡长”因其在沦陷时期的所作所为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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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骚乱是抵抗行为还是其他的冲突事件，我一直都不是很清楚。黄稚卿知事抱怨盗贼给岛上带来很多麻烦，这个标签模糊了占领当局延伸权威于农村地区失败的其他原因，但也许这是对大部分占领时间里崇明乡村所遭受的混乱的较为公正的评价。一些武装团体是游击队，但另外一些仅仅是打着抗日幌子以胁迫村民的盗匪。李鹤庐便亲历了后者的袭击。这件事情发生在1939年初夏。一群60余人的武装团体突然闯入李的家里。他的妻子和孩子目睹此景，吓坏了。两个人押着李到他家的客厅，“我好像犯人一样在等候死刑”。这是岛上独特的混乱时期。武装团体有共产党、国民党、富人的保镖、民兵、强盗，他们以令人困惑的速度在岛上迅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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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群人的头头高坐堂上，审问他的阶下囚，李鹤庐从没搞清楚这群人在政治上效忠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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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反日运动做了哪些事？”他咆哮道。李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采取高明的方式责骂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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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国卫乡，乃国民应有之天职”，李回答道，“苟我国民良知未泯，当以互助者为友，侵略者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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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头对李讽刺他为侵略者勃然大怒，举枪对着李的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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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为首者？”他大吼。李继续他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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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运动之造成，由于刺激环境之自然表现，虽有大力者，莫能与之挠”，他断言，“设无环境之刺激，虽有大力者，莫能与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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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奇怪的是，那头头突然大笑起来。看情形本以为以李的死来结束这件事。相反，那头头承认，关于抵抗的辩论他失败了。也许他被李有如此胆量反抗而逗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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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生，固无害于我者”，他对同伙说，“我们走。”他们走了，没有伤害或洗劫李和他的家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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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生活在有抵抗行为的沦陷时期，人们发现自己处于无法忍受的情境之中。一方面，当占领者和合作者的力量不足以保证安全的时候，抵抗力量便要求人们给予支持，但他们不保护其支持者。不知什么原因，李鹤庐成功地与两者都保持距离，没有被杀害。尽管他同情战争期间处于地下活动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但他和他的家人并没有卷入其中，这可能是有家室但又缺少手段逃向内地的人的唯一选择。他把这看作是忍受沦陷时期的生活但不屈服通敌者的最好选择。不管这60余人是不是真正的游击队员，他们责问李鹤庐：为抵抗运动做了哪些事？那些生活在占领区但没有从事武装反抗的中国人，经常被这个问题困扰。像李鹤庐这样的人占大多数，他们既没有通敌，也没有参与抵抗，但他们并没有因为处于中立地位而使生活稍微容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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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游击队的抵抗活动和隐藏在农村外，村落间长久以来的矛盾也可能会激发农村地区的暴力冲突。崇明没有具体的相关史料，但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太仓县却有一例。1月下旬，“宣抚班”得知太仓县西部边界有一场骚乱。“宣抚班”职员和日军采取行动，找到并包围靠近边界的村庄，但那里“骚乱者”已经躲藏起来了。不过，“宣抚班”在工作日志上坦白：“没有明显迹象，也很难弄清楚骚乱者忠诚于谁。”24没有办法接触到骚乱者，日军在一个保长家待了一整夜，听见“武装盗匪”和地方民兵开火。民兵没有抓到一个人。黎明时分，“武装盗匪”消失了。接下来的两个月，这一地区连续不断遭到袭击、抢劫、枪击，“宣抚班”多次去搜查和进行一些不得要领的调查。“宣抚班”的人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这次暴力事件与反日活动无关，而是村落群体之间长期不和引起的。近几十年来，从河南、安徽、河北等地的灾民陆续迁移到太仓县这一地区。每年冬季，这些外来者和当地人都会爆发冲突，相互袭击。太仓“宣抚班”意识到“维持会”成员正在利用占领当局，进行村落间的争斗，并一直声称代表占领当局镇压“盗匪”。每年冬季都有这种村落间的“争斗”，不过“宣抚班”职员并不感到困扰，因为不需要他们到场，暴力冲突就会解决。事实上，由入侵导致的分裂只是加剧了长期不和的村落间的武装械斗。农村地区权威的丧失使人们更依赖于暴力解决问题，因为竞争对手相信政府是不会来干涉他们的。“宣抚班”班长命令“维持会”会长停止组织村落队伍。他强调，两个村庄应该放弃分歧，携手共建新秩序。七个星期后，“维持会”会长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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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自治会”天真地希望保甲制度能建立有效的监督防卫网络，这样抵抗运动就无懈可击了，然而真正打击暴力威胁的力量是日军。1939年1月30日，黄稚卿“知事”在接待一名来访的日军军官的宴会上表达了这一看法。在餐后致辞中，黄“知事”坦率地承认：“本邑治安，深赖友军‘崇明班’亲善爱护 。”25黄有足够的理由强调岛上的日本军队对他的“帮助”。1938年秋季，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行动，攻击好几个镇。他们毁坏了道路，焚烧了桥梁，切断了电话线。26“宣抚班”作为日方第一个快速反应者，立即召开了一个“乡镇长”会议。这次会议没有详述保甲的效用，而是明确要求“乡镇长”负责恢复这次损失。由于岛上缺少树木，更换电线杆是个很难解决的负担，因此岛上通信中断了好多个月。一个月后，日方第二次做出了反应，日军发动了一系列扫荡。但这并没有终止混乱，因为春天游击队又回来，并进行了新一轮更深层次的打击。271939年9月，游击队又一次毁坏交通和通信工具，捣毁了全岛的桥梁和电线杆。更换电线杆的代价很大，很多小竹子都用上了。日军为此忙活了好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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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天，第二轮更具破坏性的打击又横扫了全岛。游击队在岛上主要公路两侧埋置地雷，成功地炸毁了日军竖河附近的一辆卡车，炸死日本兵26人。日本驻军派遣几十艘军舰，封锁崇明岛，日海军和7000伪军联合扫荡了全岛。 1940年7月29日，在竖河镇，一支日军命令“镇长”将居民集合于城隍庙内，有两百名老百姓老老实实地去了。日本兵用刺刀逼着他们说出游击队隐藏在何处，那些不准备说出或不知道游击队在哪儿的人被刺死，只有30多位带了良民证的人被允许离开。剩下的被机枪扫射、焚烧，尸体留在庙内腐烂。时值炎夏，臭气四溢，好几个星期，无人敢靠近城隍庙。为了确保不发生类似的公路爆炸事件，日士兵将公路旁300米以内的建筑物夷为平地。估计这次夏季扫荡有3000人丧生，10,000人的房屋被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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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县长”并不沮丧，当稍后另一场起义浪潮又袭击崇明岛时，他的反应与前次一样，请求日军帮忙。1940年8月6日，他致电“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要求增派更多的日军。“崇明自三一八（1938年）事变以来，一般不良分子借抗日为名，凭借地势，组织游击队到处骚扰。两年来，虽经友军迭次搜剿，祗以幅员辽阔，此剿彼窜，出没无常。”他说，镇压游击队的军事行动正在毁掉“良民”的生命、财产和房屋。黄并不是要表达他的县治情况很差，已变成反日运动的温床。他真正想汇报的是公路沿线地段被地雷炸毁、大通纱厂被部分毁坏并发现大通纱厂内藏有枪支。29他不愿意汇报得太多，那将反映出他无力维持秩序，就有可能被撤职，但他又不得不列出有组织抵抗的证据让其上司相信，以得到更多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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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其他本地人不希望看到岛上有更多的日本兵。两天后，三名崇明旅沪同乡会的代表致电傅筱庵“市长”，对动荡不安的崇明局势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根据电文，最近一次日军清剿游击队的战斗有点肆无忌惮，因为“目下玉石不分”——谁是站在占领当局一边、谁是打击的对象——日本人毫无区别地一律镇压。“焚杀几如屠城”，他们抱怨道，“迅即电请友邦军队严别量恶，则吾乡父老昆季姊妹得免无辜被累之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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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市长”命令黄稚卿将同乡会的抱怨转交给“宣抚班”，并敦促黄劝说日本驻军注意他们的镇压工作，区别对待不同的人。要他们做到“军事、民生两无妨碍”。傅“市长”为了寻找支持，还给上海“特务机关”长官致电，汇报了他建议黄“知事”如何行动之事。他不想让“特务机关”从崇明“宣抚班”那儿得知他在干预军事上的事。“特务机关”两天后复函，崇明岛上的军事行动大体结束，“市长”无须担心，“因此良民虽受灾甚巨”，“特务机关长”说，“但使民众认识祸出于游匪之所为”。31接着“特务机关”又拿出黄“知事”的预测，使“市长”相信，游击队很难再次在岛上暴动了。电文结尾处，“特务机关”顺便对崇明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表示道歉。然而，还有一次游击队叛乱在等着黄稚卿处理。9月初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次交流中，傅筱庵除了让黄更紧密地与日军合作以确保无辜者不要与闹事者一样遭罪外，也没有提出其他更好的建议。在上海的崇明商人知道（傅一定更清楚），无辜者与闹事者之间不可能划清界限。只要抵抗运动继续带来强烈的反报复行为，“占领政府”欠日军的债务就会增加。按照惯例，这些债务最终是要偿还的，而且是加倍地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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