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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结论：消失的四类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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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一章，我希望读者想象，日本占领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合作”的历史，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只讲述抵抗的故事，但历史确实是这样的。当日军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进犯时，一些中国人在抵抗，更多的人逃离，大多数人留在原地，设法应付所处的环境。一些人愿意积极与新政权合作——不是很多，但足够了，即使他们感到很恐惧。“特务部”职员在接下来的七年半时间里，总能找到充足的人员前来合作，支撑行政机构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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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希望读者有心理准备接受这样的事实，在通常情况下，留下来的人在通敌和抵抗的选择上，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我建议，如果我们向下看那些模糊不清的灌木丛，而不是向上看熟悉的通敌或抵抗的大树，我们更有可能理解与日本人一起工作的中国人。我使用“模糊不清”一词，并不是怀疑一些人通敌和一些人抵抗的事实，而是质疑对历史已有的、曾一度似乎是真相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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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最严格意义上的通敌行为开始，来观察通敌行为距离大多数人长期持有的中间位置有多远。例如，在南京，一些中国人帮助日本军官识别试图隐藏于难民队伍里的战败的中国士兵。这看起来确实是通敌行为中最坏的那种。虽然这种行为的结果很明确，但是，那些结果之外的意图是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结果呢？这或许出乎我们的意料。例如，如果这样做的目的是限制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普通的百姓，这难道不能看作是保护非战斗人员免遭肆意的袭击，以及迫使占领者回归到有矩可循的秩序中，从而保证被占领者的安全吗？我们可以将这种逻辑转移到另一部分人，他们也没有努力保护战败士兵。建立南京安全区看起来是明确的抵抗行为，然而，你难道不认为，将大量人口组织安置到一起，受到日本人的密切监视，会暴露战败士兵，使他们容易被发现而遭枪决吗？国际委员会的德国人和美国人，他们没有一个打算通敌，其中大多数人因为代表南京市民作了非凡的努力，而自身却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他们有罪吗？吉米·王，那位南京本地人，给难民提供食物，帮日本人征募妓女，我们又如何评论他模棱两可的行为呢？提供食物是抵抗行为还是帮助占领者建立秩序？征募妓女是与日本人合作还是保护大多数妇女免遭日本兵的性侵犯？如果吉米·王的动机不是帮助或阻止日本人，而是利用这些意想不到的机会来发财致富，那将改变我们对他的评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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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的模糊性仅仅是问题的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可知的结局，这也非常模糊不清。一个行动在执行时可能是十足地道的通敌或抵抗行为，但当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将故事放到此行为的杂乱无章、不一而足的结局中，于是，矛盾浮出，使画面布满泥泞。引爆地雷炸毁满满一火车的日本兵，正如1940年崇明岛上的游击队所做的那样，固然是一种抵抗行为。但当这种抵抗行为导致了附近村庄的100多个村民惨遭日本人的屠杀，这个报复行为对游击队袭击的评价会不会产生影响？抵抗的正义性是否如此的伟大，以致报复性的暴力行为无足轻重（这本来应由抵抗行为来负责的），只将它当作在军事行动中，民众不可避免要遭到生命财产的损失吗？或者，这种结果会不会将这种形式的抵抗转变成与残暴的占领政权的合作？因为，它给日军提供了借口，不需要辩解或遮遮掩掩，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暴力行为，民众在无法抗拒的暴力面前往往会屈服的。将崇明的袭击行动（这是一个恐怖行为，它成功地牵制了日军，并揭露了日本占领者声称的一切都在掌控中的谎言）阐释为爱国主义行为，这种阐释在大多数民众的心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从抵抗的结果中颠倒了事件本身的意义。然而民众的这种态度是以100多个村民的生命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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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解释这场战争或所有战争中的每一桩事件，都取决于我们对“通敌”和“抵抗”两词的理解。由于“通敌”这个概念远远早于对真人行为（或预期行为）的了解，在还没有研究“通敌”行为之前，研究者脑子里已经有了“通敌者”的形象，很少有其他历史问题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在这本书里，我的目标有二，其一，“合作”本应该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但一些评判阻止了对它的研究，本文将提供继续研究下去的理由；其二，当我们在做历史研究时，应该追问这些被悬置起来的评判，本文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让我们来关注在书写战时中国历史时不被重视、受到阻止的四种评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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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评判是民族主义层面的。大多数中国人由于爱国，在战争期间不与日本人合作，而那些为数极少的通敌者就是怯懦、有罪和堕落。这种想法一点也不难理解。抵制日本人是被塑造的神话之一。它标志着当时中国被打败之外的某种上升的力量。它使中国人能摆脱软弱的名声，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遭遇国际势力时得到的评价。它能达到赞美中国人举国团结一致的目的，这种团结是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昙花一现的统一以来绝无仅有的。鉴于抵抗所承载的国家尊严是如此有分量，那么大多数中国人自然发现通敌是难以接受的，除了勉强承认少数几个被诱惑的罪恶分子外。然而，战后其他民族都不得不接受在抵抗的同时确实存在着合作，而且努力关注这个悖论。中国人仍继续面临着这个挑战。当你代表国家言说时，历史总是站在你的一边。当你让话语决定叙述时，“真相随着历史消失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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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干扰合作史研究的评判是政治层面的，通常是作为第一个层面的后果。通敌和抵抗不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内部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取决于某人对国家的忠诚，其他因素都不起作用。战时法国占领区的历史，这种斗争被称为“法国人对法国人的战争”（la guerre franco-francaise）2。这种解释通敌的方式，将对勾结德国外部入侵者的维希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指责，转向了促进本国人民反民主者的权利。将占领解释为内战便是接受了通敌的存在，但这种解释使原因和结果都本土化了——在一些情况下，这种解释挽救了维希政府，在另一些情况使其坠入深渊，因为它的政治反响。我们也可以类似的方法来思考沦陷时期的中国，将此看作中国人之间在外国势力占领的背景下进行的一场战争。类似思考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国政治的未来完全是国内的事。但这种类比可能有问题。至少到1942年，维希政权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的政权，它既不是德国建立的，也不是德国的傀儡。它从事的确实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有意识地致力于回归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策和理想，恢复早期的想象中的民族精神：抵抗是左的，合作是右的。战时中国却大不相同，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抗日政权。他们既不屈服于日本人，也将与日本的战斗作为主要任务，而把他们之间的内战放在一边。他们指责日本支持的北京和南京等地的各种各样的通敌政权极端保守、落后，没有一个是自己建立起来的，也没有一个像政府一样有自主权。当然中日战争期间只能勉强称得上是中国的本土战争，尽管前者一结束，中国内战就如火如荼地爆发了。后来，国共两党的政权都相互指控对方“发起内战”，比抗日战争花费了更多的精力，而且每个政权都丑化对方的抗战经历是肮脏、妥协、自私自利的，美化自己的抗日事迹是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而战。3这种互相非难会分散我们研究合作史中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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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族主义和派系斗争的评判深深嵌入到中国历史的书写中，我现在加入第三种评判，这在中外战争史的编写中已稳稳站住了脚跟。我称之为人道主义评判。这种评判认为战争是浪费资源、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批评通敌者是助纣为虐，助长了战争规模的扩大。民族主义和派系政治的评判，激发人们对战争的记忆，目的是巩固民族认同，强化政治效忠。而人道主义评判提醒人们，从1945年到今天，在这几十年的多事之秋中，有无数的革命、战争、屠杀，我们已允许自己忘却了这场战争。战后的众多灾难激励很多人去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力是一种信号事件，之后的各种灾难不是与其毫无关系的。“二战”的历史不是结束于1945年，我们仍然在偿还这一高昂的道德债务。因此，伴随着现代化、民主化、权利意识（这是现代史的主要特点）等标准化的叙述，连续不断的暴行史总在拙劣地上演着。通敌者必须承担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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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是这些标志事件之一。有人这样解释大屠杀发生的原因：试图降低南京的地位、战争神经质在作怪或者日军的供给不足。而我的研究表明，松井石根的军队在更东边的战场上已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日本兵在南京的掠夺只不过是延续了早期的行为。从这个方面来说，合作者是暴行的共谋者，而且其无法树立较好的屏障来抵制这种指控。人道主义评判对法国维希政权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合作者并未庇护本国民众，而是放弃犹太人任由纳粹屠杀。将大屠杀与合作者连接起来，促进了1980年代对维希政府的研究，正如1990年代对南京大屠杀的政治鼓动给这一事件带来了新的知识和认识一样。然而，将暴行与合作之间随意地连接起来，还不如让它来承载道德责任更可靠。4暴行委员会对合作者来说确实意义非同寻常，它提高了那些将与占领者一起工作看作是有利的、有用的或者必要的人的赌注，它还通过制造占领者和不情愿附和其计划的人之间的普遍矛盾，来影响合作者的生存能力。但这些反应是在特殊时刻、极端行为中得出的，不能作为衡量在何种实际情况中合作行为可能发生的标准，亦不能衡量合作在其他时间里（较少暴力行为的时刻）所付出的代价。人道主义评判的出现是对战争的非正义性的自然反应，但它无法提供合作者的历史，而是只提供一次机会，让我们再次想象并认可我们已有的谁对谁错的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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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第四种评判通敌的方式，以解释合作为幌子，我宽泛地称之为道德评判。其他三种方式也从未远离过道德指控，所有这些方式都声称道德是他们反对合作行为的基础。我选择将道德评判标记为一个截然不同的解释类别，是因为与其他三种方式易于解构的特点相比，它具有较强的弹力。民族主义、政治派性和人道主义可以被降低为代表某些特殊的利益，正如我刚才所做的那样，这三种方式可能会作为评估合作的不充分理由而被肢解。虽然如此，在那些远离这些主张和利益的人的思想中，不考虑合作道德因素的价值观仍然很活跃，表现为将坚定置于投降之上、荣誉置于权宜之上、忠诚置于私利之上。在第一章里，我略微谈到我们承认通敌者可能天生具有不道德的品质。在那一章里，逖慕·罗斯考拉（Teemu Ruskola）的著作对东方风俗习惯的分析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法律的理解，我注意到借用“通敌”一词就卷入到了道德领域，既然这样，反之亦成立：某人坚持道德义务，在战争期间，就不会与占领者勾结。就任何一个国家或共同体而言，这种主观主义都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制造这种东西不是历史工作者的任务，而是宣传家的事。宣传的目的是建立和验证罗斯考拉描述的“规范化的社会制度已预设了道德准则，并事无巨细地规定了在此准则指导下的正确的行为”。历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准则，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识。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不是提出错误的观点来抨击过去的历史参与者或现在的读者，而是调查在某时某地产生道德准则的标准和条件以便进行研究。追问为什么一些中国人选择与日本人一起工作是历史研究的课题，但是探寻那时的合作为什么对人们具有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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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至1938年冬季，人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合作只是其中的一种，对其价值的评判不在于争辩它比其他选择好还是坏。我们要认识到，当时的人们必须做出一种选择，他们也做出了选择，而且是个人通过深思熟虑、精心权衡他们当时的利益得失后而做出的选择，在其行为意义被充分认识之前就做出了选择。毫无疑问, 其中许多人的选择具有贪财的心理，也具有较坏的影响，史学工作者不是没有资格记载这些贪财的行为或追踪这些选择所导致的损失，并断言这些损失是他们带来的。我发现自己不可能不讨厌书中出现的一些人物的性格，建议读者完全抛开个人的好恶是滑稽可笑的，也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当合作的结果与其在南京所发生的一样时。但是史学工作者也有责任记载所有无贪财动机以及没带来破坏性后果的合作行为。换言之，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去挖掘浅层次阅读中一些由于文化所确立的道德准则（这些准则可能是当时的，也可能是现在的）而可能被忽略的模棱两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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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最易遭到道德评判的是受过教育的地方头面人物，人们期望他们服务于国民政府，并期望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通人所没有的责任。对他们做出正确选择的要求提高了，因为他们能支付穷人无法承担的逃离占领区的费用，所以也比较容易做出正确选择。受过教育的人比较容易去上海的公共租界避难，或逃到远离战争的四川或云南。受过教育的人离去后，留下了几乎没有享受过特权（比如受教育权）的群体，来面对掠夺成性的占领军、不同政治派别的抗日势力以及整个冬季都缺衣少食、无处藏身的难民，来修复被占领后的经济和重组国家行政机构。是否通敌涉及个人在面对战争的威胁时所具备的心理成熟程度，个人在面对由于权力带来的意外收获时的贪婪程度，或者个人在面对其他权力竞争者时的应变能力。不认真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谴责这些人贪婪和叛国，是再造他们被迫通敌的政治土壤：假定每个人都进行了抵抗，将抗战剧演成了传奇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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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常的假设相反，相对而言，普通民众似乎对抵抗和通敌的道德要求不怎么关心。在张怿伯为抵抗而呐喊与合作者提倡顺从之间，在那些“不惜一切代价，争夺职位”的头面人物与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破坏“占领政府”的人之间，我们发现普通民众并不积极参与其间。在社会的底层，大部分人参与“占领政府”，如亨瑞克·德斯来夫森描述的那样，“在占领当局的监督和施压下，继续行使权力”，他们要继续生活，要努力挣到足够的钱养家糊口，要缴纳无法逃避的税款，要让孩子在他们不能控制课程的学校里上学读书，要在不由他们建立或赞成的政府机构里工作和生活。加拿大医生、传教士罗伯特·麦克卢尔（Robert McClure）1938年在河南写道，无论哪个政治党派在该省执政，他所知道的农民都“习惯于被征服”，“对已习惯于政府这种治理方法的人而言，日本人‘夺取’政权没什么值得害怕的”。这些人只想继续过他们的生活。他又加了一句：“应当假定日本人也意识到这种情况。”6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满铁”研究人员在中国北方农村做调查时发现，村民对国民党和日本人一样不感兴趣，对合作者亦然。7所有这些都是必须适应的外来者，也仅限于此。日本人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它使“占领政府”似乎可以成为这些民众的政府，无所谓好坏，而且不需要为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统治作任何道歉，就取得了合法性和代表公众的资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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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怿伯担心的是，无论人们多么不喜欢他们所处的环境，但还是易于接受这种现状。他知道一些人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一丘之貉”，而且不只是农民有这种看法，城里人更易接受这样的观点，有人甚至改变措辞，用“都能胜任”这一词，支持不压迫他们的任何政权。他评论说：“未受敌人蹂躏的地方的同胞们，切莫以为敌人入境，不过是统治的变更，还可安居乐业，照常享受。”这种投降的观点将使人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动，张怿伯认为这简直就是“做梦”。9张怿伯愤怒地警告道，屈服于日本的统治，代价是高昂的。但他也有很恐惧的东西，那就是时间。时间能彻底改变一切，比如将稀奇古怪之物改变为司空见惯的东西，将零星侵扰改变为日常控制，将征服看成是下一个政权。时间能不动声色地让人们认为屈服于军事统治是一种错觉，而且时间也能使抵抗看上去是一种错觉。后见之明者向我们灌输，时间有利于抵抗派。抵抗派可以等到日本支配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野心破灭，也可以等到日本的军事力量在亚洲大陆的慢慢枯竭，而且确信，不管将来谁爬上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日本傀儡都将最终倒台。但这种情形在当时还不十分明朗，虽然没多久就确凿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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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利于合作者。“自治会”成员的高更换率表明，大多数人在“占领政府”里找一份工作比他们预期的要艰难得多。一些人能为自己在“占领政府”的官僚机构里找到一个合适的、舒舒服服的职位，一些人因参与“占领政府”而保护了自己的生意和家庭的利益。10更多的人，弄不懂战时政治的复杂性，不愿意站在入侵者的一边，当有一个更吸引人的选择出现时，他们就退出了，或者被迫退出。关于这方面的所有研究都表明，通敌者在抗日政权和占领政权两边都表现为政治上不可靠，道德上畏畏缩缩。对占领者而言，成功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的，成本在不断地增长，抵抗力量在不断毁坏新政权的所有基础设施。对被占领者而言，代价也极其高昂，合作者之间的勾结和竞争阻碍了一个政权合法化所必须经历的政治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合作是一种失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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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合作的原因多么复杂，与英勇的抵抗者以及设想的畏缩的通敌者相比，现实里的合作在效果上更模棱两可，在运作中更困难。模棱两可不意味着令人费解、无法解释，困难也不意味着合作对占领当局毫无贡献。模棱两可和困难意味着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情绪束缚的假想，或者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占领之初，谁能知道“占领政府”是在日本失败一天后倒台还是四年后崩溃？谁能知道它将被共产党政权所取代？谁能知道地方头面人物与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哪个派别的合作代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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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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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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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rhard Hirschfeld, and Patrick Marsh eds., Collaboration in France: 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 1940—1944, introduction p. 2, Oxford: Berg,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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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enrik Dethlefsen, “Denmark and the German Occupation: Cooperation, Negotiation, or Collabor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5: 3（1990）, pp.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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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emu Ruskola, “Legal Orientalism”, Michigan Law Review, 101: 1（October 2002）, p.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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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becca West, The Meaning of Treason. 1949, 1965, 1982, London: Phoenix Press, 2000,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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