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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东北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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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并没有完全使东北得以平定。东北军的余部、绿林式的组织以及共产主义激发的游击队，利用林密山深的地形来骚扰和打击日本人。中国媒体把这些五花八门的组织称为“东北义勇军”，日本人则把他们称作“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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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战斗的持续使蒋介石和张学良面临着政治上的尴尬。整个抵抗问题已经被高度地政治化了，东北的战士成了备受关注的军队，正如十九路军一样。中国民众对他们有强烈的同情，不抵抗政策及蒋—汪政府的反对者们高度推崇他们的功绩。到处都有人组织筹集资金活动来支持他们，特别是在《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十九路军的支持者们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北方。由游击队在东北发起的战斗与南京的不抵抗政策相比自然非常引人注目，蒋介石的对手谴责政府不去支持这些爱国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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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日本人既指责南京、也指责张学良向这些“土匪们”提供支持。日本当局要求南京镇压由在华团体组织的支持抵抗的募集资金活动。显然，从军事意义来看，义勇军是日本人的一个难题。绥靖东北成为一项成本巨大的投资，并且这类活动戳穿了日本在伪满洲国建立一块“王道乐土”的宣传。然而，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仍能将这件事变得对自己有利。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存在着关于满洲冒险的激烈争论：温和派希望抑制日本军方的势力和行动；激进派则利用抵抗者们的活动，将此作为加强在东北三省的关东军力量以及向热河与河北扩张的依据。他们攻击蒋和张纵容“土匪”，为采取更强硬的姿态对抗南京提供了理由。不少日本军方首脑还迫不及待地想挑战苏联在东亚的地位。为了这一目的，要求向伪满洲国增派部队，这可能会激起东京的反对浪潮。因而，“剿匪”为增兵（以便在日后用来对付俄国人）提供了一个更加可靠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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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是抵抗者的原型。由于1931年11月他在嫩江对日本人进行了短暂的抗击，以及他对齐齐哈尔未尽全功的防守，马被全中国赞颂为一名伟大的英雄，作为凤毛麟角的战斗者而受到了尊敬。但当马发现自己缺乏资金和物资，似乎接受了日本人的诱使而变节并参加了傀儡政权时，马很快于1932年2月失了宠。他与关东军军官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一次会谈，要求得到“先期的”资金和伪满洲国内阁国防部长的职位，其后，他飞到了奉天。关东军参谋机构对此非常满意。在中国本土，标有马名字的商品（像香烟和肥皂）很快被取了下来，通常被标签上印有蒋光鼐或蔡廷锴这些人的商品取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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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变节大概仅是一个策略。几个星期之内，他带着准备用来诱惑更多人变节的现金回到了黑龙江。1932年4月，他逃脱了出来，并带领一支小部队重新向日军开战。他给蒋介石和张学良发了一封长达5000字的电报，强烈地谴责了日本人。这封电文被送过了黑龙江，交到了在苏联的海兰泡中国领事的手上，从这里被发送出去。由于可能已经耍弄了日本人，马又成了英雄，形象更加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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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的行为的各种叙述是如此的偏颇，以致大概永远也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在那种背景下，他在各个阶段真实的意图。当他最初变节的时候，在他的头脑中很可能并没有宏大的计划。对他的这些花招的反应则是一清二楚的。被耍弄后的日军变得恼羞成怒，他们派出了一支大部队到达黑龙江，并打垮了那里的抵抗力量。马于1932年11月过江进入苏联，并通过莫斯科、柏林和意大利，乘船到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回到了内地。马在沿途中的每次逗留，都备受瞩目；他给华人团体做演讲，号召抗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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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于1933年6月5日到达上海，受到了盛大的接待。他的事迹使中国民众备感欢欣，因为日军最高司令部一口咬定说他在哈尔滨以北的战斗中被打死。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将军就是这样向裕仁天皇报告的；现在，出于面子的原因，东京不可能自己打脸。尽管如此，一个活生生的马回到中国却未必是南京的福音。作为一位被视为军事抵抗的英雄，他可能已成为政府的一个政治难题。粤系政客早就企图利用与他兄弟的联系，提高其高调抗日的可信度。让南京庆幸的是，马没有竭力利用他的声望来达到政治的意图。但出于对蒋的不抵抗政策的蔑视，他没有留在首都而是到天津定居，尽管他的职位是政府提供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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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名气最大，但马占山不是在东北抗战的唯一领导人。对日本人普遍的愤慨激起了抗日行动。义勇军战士的背景非常复杂，在他们中间有前张学良政权里的官员，有大刀会、红枪会这类秘密社会的成员，有土匪和投诚部队中的士兵。在大部分情况下，老东北军就像马占山那样反复地变来变去。有人对这些群体研究后认为，50％是无业的农民，25％是以前军队中的成员，20％是土匪，5％是知识分子。在1932年6月抵抗运动的高峰期，义勇军的数量大约有30万人——将近12.5万人分布在辽宁，大约有10.7万人在吉林，7万人在黑龙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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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学良确切的角色很难确定，但他似乎对义勇军给予了一些鼓励和支持。在张支持下建立的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把资金和物资运送给抵抗者们。张显然还批准了对东北民众救国自卫军指挥官们的任命，这支部队在靠近朝鲜边境长白山的作战区域非常活跃。该部队从张学良、大刀会、红枪会那里获得了支持。一个规模不大、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的中国青年党，支持抗战的军队，顺便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和南洋筹集了20万银圆运往东北，但常常落入土匪们的手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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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武装给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在1932年。例如在8月，一支部队摧毁了在奉天机场的飞机；9月，另一支部队破坏了抚顺煤矿。日军对此进行了回击，残酷地镇压这些部队。到了1933年春，像马占山这样的重要领袖，大多数逃到了苏联境内，战斗的规模极大地缩小了，剩余部队之间的协作极差。尽管抗日活动的数量继续保持很大的数字（每年13000起），但攻击部队的规模变得非常之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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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者们，经常抨击政府没有公开支持义勇军，甚至政府内部的许多人士也劝其领袖对抗战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例如，亲政府的《时代公论》在1932年8月19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政府奋起，速予援助东北义勇军！”(40) 蒋不愿这么做，因为南京面临着日本人更加强大的压力，甚至不允许私人组织为这项事业筹集资金。中国政府中的某些人可能也对抵抗者持有怀疑。例如，有人在《社会新闻》上撰稿认为，这个运动具有极大的问题。他警告说，义勇军缺乏政治领导、纪律不良。他对他们在整个战争中的战略作用提出了疑问。(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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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这些怀疑背后的不仅仅是担心义勇军会危及“先安内”的政策，还担心他们可能与共产党或中国青年党联系。尽管李昌西的研究指出，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共产党未能控制局势，且几无所获，(42)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组织松散和缺乏管理的军事组织一贯抱着猜疑态度。抵抗者们还依靠苏联，既是为了获得武器，也是为了在局面困难时渡过黑龙江紧急撤向安全地带。事实上，东北义勇军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成了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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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南京与抵制日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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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运动仍然是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有力挑战。在1931年夏万宝山事件期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获得了动力，并由于淞沪之战再次获得了能量。尽管国民党给予了谨慎的支持，但这场运动，特别是在1931年9月18日以后，主要由商人和无党派团体来组织。例如，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就是由诸如上海总商会的王晓籁、大资本家虞洽卿、众多的银行家和钱庄主这些商人领袖以及报纸主笔史量才这样的一些人领导的。但一些党和政府的人物也加入了进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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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运动取得了广泛的成功，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在1931年10月至1932年5月之间运动的高峰期更是如此。在这个阶段的多个月里，日本对长江流域的出口降到了上一年度的75％。日本在中国（包括抵制日货运动没有波及的满洲）销售的全部商品从1930年的40330万日元下降到1931年的25800万日元、1932年的27980万日元。尽管中国的水灾和经济萧条也减少了需求，但抵制日货运动肯定是主要原因。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可以从1930年日本对各国全部出口的146990万日元下降到1931年的114700万日元中反映出来。1932年，日本通过向英属印度增加出口的办法来弥补大部分逆差；它的出口总额反弹到141000万日元。但是寻找替代中国的新市场是非常困难的。为了渗入这些新的地区，出口商品的价格经常被压得很低，并导致了对倾销的谴责，引发了反对日本的抗议运动继续发展。抵制日货运动予日本商人以沉重的打击，东京强烈要求终止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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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运动曾是淞沪之战的一个深层原因。1932年5月，这次事件得到解决时，日本照会南京必须对这种运动进行镇压。1932年5月6日，政府命令停止抵制日货运动，不能公开使用纠察队员，停止没收货物，宣传变得缓和起来。“敌货”一词不能再使用了。在总商会的领导下，由于对特定事件的回应，运动曾有过偶尔的回潮。例如，1932年7月底，针对关东军轰炸热河朝阳，抵制日货运动有过短暂的复苏；1932年9月，当日本准备承认伪满洲国时，抵制日货运动更有复归的势头。(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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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民党的支持，这些重新兴起的抵制日货运动都未能维持太久。显然由学生力量支持的某些更加激进的抵制日货组织开始从事地下活动，转向了武装行动。1932年秋和1933年，全国发生炸毁出售日货的中国商铺的零星事件。(46) 这些武装行动对抑制贸易不产生作用。1932年7月驻中国领事馆的官员注意到，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天津和北平基本上停息了，而在汉口和广州则已衰落下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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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抵制日货运动的镇压是其衰微的唯一原因。当上海的战斗结束后，群众的热情消减了；日本商人采取了对策，把在中国出售的商品换了标志。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在日本出售的火柴上印着“打倒日本”的标语，这些火柴是为中国市场生产的，目的是规避抵制日货运动，但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激怒当地的日本官员。(48) 另外，更狡猾的诡计则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对诸如上海、天津和济南这些城市与日本有联系的商人予以保护。在特定情形下，直接的压力被施加到了当地的官员身上。中国商人领袖也认识到了日本人在东京的支持下向中国倾销商品，以竭力破坏抵制日货运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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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与抵制日货运动的关系成为抵抗争论中的另一个问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对者，抨击政府没有去推动这个看上去是中国反日有效手段的运动。1933年10月，一家亲抵抗的杂志的社论写道：“抗日运动不但在军事政治方面，已完全消灭，连经济方面，抵货的斗争，也早已偃旗息鼓。许多地方并且对于检查日货的，处以监禁枪毙。日货的进口，一天增多一天。……因此今年称为‘国货年’，倒不如称‘日货年’更来得切当。”(50) 一篇发表在与蔡廷锴有联系的《挺进》杂志上的文章也谴责政府屈从于日本的要求，禁止抵制日货运动，它写道：“人民方面以为惟有合力御侮”，但“政府却高揭‘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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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京在日本直接的压力之下对抵制日货运动的镇压，成了1932年政治争论的组成部分，就像东北义勇军的问题一样。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抵制日货运动得到了保守的和金融界力量的有力支持。南京不是因运动与共产党有联系而加以反对，而是仅仅为了阻止与日本人再次发生冲突才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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