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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南京与抵制日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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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运动仍然是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有力挑战。在1931年夏万宝山事件期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获得了动力，并由于淞沪之战再次获得了能量。尽管国民党给予了谨慎的支持，但这场运动，特别是在1931年9月18日以后，主要由商人和无党派团体来组织。例如，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就是由诸如上海总商会的王晓籁、大资本家虞洽卿、众多的银行家和钱庄主这些商人领袖以及报纸主笔史量才这样的一些人领导的。但一些党和政府的人物也加入了进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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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运动取得了广泛的成功，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在1931年10月至1932年5月之间运动的高峰期更是如此。在这个阶段的多个月里，日本对长江流域的出口降到了上一年度的75％。日本在中国（包括抵制日货运动没有波及的满洲）销售的全部商品从1930年的40330万日元下降到1931年的25800万日元、1932年的27980万日元。尽管中国的水灾和经济萧条也减少了需求，但抵制日货运动肯定是主要原因。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可以从1930年日本对各国全部出口的146990万日元下降到1931年的114700万日元中反映出来。1932年，日本通过向英属印度增加出口的办法来弥补大部分逆差；它的出口总额反弹到141000万日元。但是寻找替代中国的新市场是非常困难的。为了渗入这些新的地区，出口商品的价格经常被压得很低，并导致了对倾销的谴责，引发了反对日本的抗议运动继续发展。抵制日货运动予日本商人以沉重的打击，东京强烈要求终止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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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运动曾是淞沪之战的一个深层原因。1932年5月，这次事件得到解决时，日本照会南京必须对这种运动进行镇压。1932年5月6日，政府命令停止抵制日货运动，不能公开使用纠察队员，停止没收货物，宣传变得缓和起来。“敌货”一词不能再使用了。在总商会的领导下，由于对特定事件的回应，运动曾有过偶尔的回潮。例如，1932年7月底，针对关东军轰炸热河朝阳，抵制日货运动有过短暂的复苏；1932年9月，当日本准备承认伪满洲国时，抵制日货运动更有复归的势头。(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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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民党的支持，这些重新兴起的抵制日货运动都未能维持太久。显然由学生力量支持的某些更加激进的抵制日货组织开始从事地下活动，转向了武装行动。1932年秋和1933年，全国发生炸毁出售日货的中国商铺的零星事件。(46) 这些武装行动对抑制贸易不产生作用。1932年7月驻中国领事馆的官员注意到，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天津和北平基本上停息了，而在汉口和广州则已衰落下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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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抵制日货运动的镇压是其衰微的唯一原因。当上海的战斗结束后，群众的热情消减了；日本商人采取了对策，把在中国出售的商品换了标志。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在日本出售的火柴上印着“打倒日本”的标语，这些火柴是为中国市场生产的，目的是规避抵制日货运动，但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激怒当地的日本官员。(48) 另外，更狡猾的诡计则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对诸如上海、天津和济南这些城市与日本有联系的商人予以保护。在特定情形下，直接的压力被施加到了当地的官员身上。中国商人领袖也认识到了日本人在东京的支持下向中国倾销商品，以竭力破坏抵制日货运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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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与抵制日货运动的关系成为抵抗争论中的另一个问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对者，抨击政府没有去推动这个看上去是中国反日有效手段的运动。1933年10月，一家亲抵抗的杂志的社论写道：“抗日运动不但在军事政治方面，已完全消灭，连经济方面，抵货的斗争，也早已偃旗息鼓。许多地方并且对于检查日货的，处以监禁枪毙。日货的进口，一天增多一天。……因此今年称为‘国货年’，倒不如称‘日货年’更来得切当。”(50) 一篇发表在与蔡廷锴有联系的《挺进》杂志上的文章也谴责政府屈从于日本的要求，禁止抵制日货运动，它写道：“人民方面以为惟有合力御侮”，但“政府却高揭‘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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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京在日本直接的压力之下对抵制日货运动的镇压，成了1932年政治争论的组成部分，就像东北义勇军的问题一样。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抵制日货运动得到了保守的和金融界力量的有力支持。南京不是因运动与共产党有联系而加以反对，而是仅仅为了阻止与日本人再次发生冲突才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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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民众对不抵抗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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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闻报道是某种迹象的话，“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1932年主宰了民众的争论。在20世纪30年代阅读报刊的中国人中，有5%—10%的民众的情绪看上去是赞成抵抗日本侵略的，尽管证明这样一种假设性判断的各种历史资料尚显不足。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出版的期刊如雨后春笋，数量急剧上升。特别是在上海和其他条约口岸地区（在这里政府的审查力度较小），出版物体现出了所有的政治色彩。尽管观点五花八门，但很少有刊物对“先安内”表现出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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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刊物在批评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时最为锋芒毕露。上海的刊物《春秋》就是其典型。例如，1932年12月17日的一篇社论指责政府在面对日本人时的胆怯：“当日本人炮击南京时，政府就迁移到洛阳以避免事态的恶化。为了避免这样，它不向〔东北的〕义勇军提供资金支持。为了避免这样，它禁止抵制日货运动。为了避免这样，它完全破坏了反日组织。为了避免这样，它扼制和镇压反帝的群众。”(52) 这家刊物把“先安内”的论点颠倒过来，指出是南京的怯懦为外敌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不是中国的分裂。1933年1月7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不抵抗不仅是示弱，而且从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说，它实际上是邀请敌人来进攻。如果他们阻止当地的军队和人民来抵抗，那么他们实际上是邀请敌人向前推进。”(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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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报刊对南京的政策充满敌意已是司空见惯。不过，与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有联系的刊物对“先安内”政策也漠然视之，在某种程度上就很令人惊讶了。《时代公论》是南京的一家刊物，通常被认为与CC派有关联，其特点是经常发表南京大学(1) 教授们的文章。这家刊物大概以它的几个主要作者之间进行持续的争论最为著名，他们包括像赞成独裁、法西斯类型政府的杨公达，以及《独立评论》的作者们。后一种刊物在北平出版，由一位赞成一个更加民主的政府形式的自由派学者胡适主笔。(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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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公论》的编辑认同蒋介石的反共努力，不过在它的版面上经常满是力主更加强硬的对日立场的文章，并对中国政府的无能表示沮丧。1932年11月中央大学徐秀雄发表的一篇文章最为典型。他指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一年里，“中国先是奉行‘不抵抗’，然后奉行‘依靠国际联盟’，最后宣布‘长期抵抗’”。徐认为，所有这些言论都毫无意义。他说，最为重要的结果是收复东北，而在这个方面，似乎一无所成。(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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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必先安内”被说成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政策以便获取最终的胜利。不过，如果《时代公论》上的观点很典型的话，那么，蒋甚至未能使具有南京背景的知识分子信任他。学者们经常把政府描写成随波逐流，仅仅是对一个接一个的危机进行反应，没有明确的计划：近几个月来，蒋介石一直不在首都，拒绝对李顿报告这类问题发表评论；汪精卫正在“疗养”，并且一会儿复职，一会儿辞职。就像杨公达所写的那样：“我们需要尽快地确定一个抵抗日本的计划。现在我们处于一种没有战争、没有和平、没有生、没有死的局面。这种状况持续越久，我们将会越看到士气低落、群众支持的瘫痪。一两年以后，如果我们想号召抗日，它将是不可能的了。”(56) 在杨的态度中隐含着对蒋的政策的批评，以及对最高层决定性的领导力量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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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认政府在能够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之前，不得不先消灭共产党的威胁，不过他希望这个步骤尽快地完成。就像他在1932年9月25日给力行社的骨干们的一次讲演中所说的那样，“〔第四次‘围剿’〕战斗的第一步已获得了成功。‘鄂匪’已经被‘剿灭’。‘赣匪’已被包围。所以在目前，‘共匪’的势力很快就要被扑灭”。他认为政府可以立即把注意力转向东北局势。(57) 尽管如此，杨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的焦急，不应被视为反蒋。事实上，他把日本的威胁视为中国正好需要独裁的证据。在同一次演讲中，杨认为高度集中的领导将为抵抗提供必要的内部团结。(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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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评论》上撰稿的自由派学者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外国入侵的危机要求一个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本应有一个更加巩固的群众基础。在该刊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那一期上，胡适认为中国如果能幸存下去，它需要沿着西方列强的路线，培养出一个稳定的知识界和中产阶级，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社会。(59) 当时担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蒋廷黻着重强调，缺乏议会民主和责任感，造成了国家的积弱。蒋哀叹，甚至在“九一八”悲剧一年以后，中国人尚不清楚谁对他们的失败负责。由于缺乏负责的议会制度，国民党对这个问题不进行公开的争论，使公众一无所知，并助长了造成国家积弱的谣言的流播。(60) 蒋认为一个更加开放的政策可以汇聚群众对政府的支持。一次危机到来，没有什么人会想去推翻政府。如果能减少对党的控制，把军事与政党政府分开，南京可以把民众凝聚起来致力于它的事业。(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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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对南京的政治结构做了批评，但《独立评论》的自由派撰稿者们比较支持蒋对日本的谨慎态度。特别是胡适，违逆民意，并经常直言不讳地提醒其读者注意日本的军事优势。在评论上海的停战协定时，胡是少有的坦言中国已被击败而得到这样一个如此满意的协定实属侥幸的公众人物之一。(62) 他公开建议中国应该接受在东北问题上的调和方案。胡认为，伪满洲国可以废除，中国的主权要保留，但整个东北地区要实行非军事化，以保障日本人的经济权益。(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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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科学家、《独立评论》撰稿者丁文江，在日本问题上赞成胡的慎重。尽管许多学生组织要求对东京宣战，但丁警告他们说，中国尚未准备就绪，并缺乏对付如此强大的敌人的军事装备。当上海的抵抗振奋了许多中国青年时，他提醒他们那个城市已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丁看来，慎重是一种趋势。他劝告学生不要莽撞地去参加义勇军。他说，中国有足够的人力来当兵，但缺乏经过训练的学生来建设这个国家。“抗日和救国，不是几天的事，并且不是几年的事，是要有长期的决心和努力，才能够有成效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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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对长期抵抗的呼吁不能被视为是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支持。他在1932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公开质问蒋对共产党问题的军事方针，甚至建议南京把共产党看作是政敌而不是“土匪”。(65) 像胡一样，丁也批评一党统治的制度以及在中国缺乏自由。一个开放和民主的制度将会保证民众对政府的支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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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受到了压力。诸如《春秋》这样激进的刊物几乎对这个政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抨击。像《时代公论》这样与政府有联系的右翼刊物，似乎也急切地盼望对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独立评论》上撰稿的自由主义者们对试图挑战日本的问题更加同情，但不满政府的政治措施。没有人对南京的政策表现出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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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数月中，东北的沦陷和中国政治领袖的无能，对宣称自己是革命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政府是一个打击。长期抵抗的合理性，绝不能掩盖自国民党执政以来3000万中国人被奴役和大约四分之一中国领土沦陷这一事实。媒体上的批评反映了民众对这次失败的愤慨。但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国民党政权——对“民意”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国民党、官员们和军队的士气岌岌可危。终于，蒋介石不愿承受对他的不抵抗政策的批评，开始镇压他的批评者。南京与通俗刊物《生活》周刊的主笔邹韬奋之间的关系就说明了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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