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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邹韬奋与《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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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大概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通俗报业人士。他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坦率批评有助于他的几份出版物引领风骚。《生活》周刊在1932年的发行量达到了15万份的高峰，后来《大众生活》大概很快达到了20万份。这段时期中国期刊的发行数字很难获得，但《生活》似乎远远高出它的竞争者们。例如，《独立评论》每期仅售出7000—13000份。据许多资料显示，这些期刊的读者数量要远远大于其发行量，因为一份期刊经常会在许多读者之间传阅。而像《生活》这样的期刊就更是如此，它有一大批的学生追随者。书摊经常成为预约的图书馆，以便让个人花点费用就可以读到报刊。结果，《生活》的读者高达大约150万人，主要包括学生、教师、职员及其他“白领”和职业人士。邹韬奋因而成为20世纪30年代一个对中国民意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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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于1922年开始他的报业生涯。1921年7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从事过多种临时性的职业，包括上海棉货交易所的英文秘书和青年基督会的英文指导。次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起人黄炎培想找一名受过英文训练的助手来编辑该社的刊物。邹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并最终成为该社1925年10月创刊的新刊物《生活》周刊的主笔。这份刊物最初的发行量不满3000份，前景黯淡。尽管如此，邹编辑的内容非常活泼，包括了远远超出职业教育范围的有趣的社会话题。他最受欢迎的创新是与主笔的通信栏目，其特点是对学生问题、家庭事务及其他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到了1931年，邹每年收到2万—3万封来信，《生活》每期的发行量达到8万份。(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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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中，邹主持的刊物的温和声调彻底改变了。邹采取了坚决反日的立场，并竭力支持抵抗。早在1931年夏万宝山事件时，邹就引用“田中奏折”作为证据，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发出警告。当“九一八事变”真的发生时，他愤怒地谴责张学良的不抵抗。他还撰文说，国际联盟被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着，不可能公正地对待中国。(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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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的整个秋季，对抵抗的呼吁和对中国军事领袖的批评占据了《生活》周刊的主要版面。在1931年10月10日出版的那一期上，登出了要求中国对日宣战的信件。在10月17日的那一期上有人呼吁更有效地抵制日货，还有一期发表的一份关于东北沦陷区状况的调查报告也非常值得注意（当然，这些状况被描写得很严酷）。这份调查报告包含了更多的对张学良的抨击，它称，在9月18日夜，张没有收到最早的报告，因为他正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另一封来自一名曾到南京呈递请愿书的学生的信，对蒋介石进行了攻击，批评他在9月24日的演讲。邹本人大力赞扬学生示威者并谴责这场运动的反对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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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刊物还大夸马占山的战绩。嫩江战役之后，邹亲切地把马比作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英雄，并通过对比，对怯懦的张学良进行了痛斥。《生活》继续采取读者参与的方式，设立了为马的战斗捐献的基金。捐款源源而来，在1931年11月和1932年2月之间，就筹集了13万银圆。在定期登载马活动的同时，该刊还列出了捐献者的名单及其捐赠数量。数百人为这项事业提供了小额捐款（10—50银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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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淞沪之战中甚至变得更加活跃。其出版的增刊登载了来自前线的详细消息。募集来的资金提供给十九路军，他们的战绩在该刊的栏目中得到了赞扬。在宋庆龄的支持下，邹资助了一家医院来收治伤兵。(72) 1932年3月初，当上海前线崩溃时，邹的反应极其强烈，严厉地斥责政府不支持抵抗者并谴责蒋系与粤系之间的内讧。邹对官方的借口也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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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经费无着吗？从事国民所头疼的内战，尚能发行十余万万国民所不愿付的公债；谓有决心御外以卫国保族，便一筹莫展吗？试看十九路军始终仅得政府三万元之资助，国民资助该军之踊跃为何如？……据记者所闻，当军事会议开会讨论派援兵时，大多数赞成派援，蒋介石与何应钦两氏反对最力，谓不宜使战事扩大……如此违反民意辱族误国的政府。(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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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的文章显然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一个被称为“投降”的政策——的路线有冲突。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邹写道：“这过去的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虽然大家嚷着武力收复失地，几曾见政府派过一兵一卒到榆关以外？”(74) 邹加上来自《东方杂志》的亲抵抗的作家胡愈之以及一位受过日本教育的来自奉天的流亡工业家杜重远，均加入了对开战的呼吁。《生活》对蒋的抨击是不留情面的。该刊反日、反蒋的声浪似乎提高了发行量也就并非偶然了，1932年中期，发行量增加到15万份以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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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从来都不能很好地容忍批评，他们被中国广为传阅的刊物没完没了的批评激怒了。据说，蒋有一册装订好的杂志，他亲自用红笔在邹所有批评政府的内容上做了标记。(76) 毫不奇怪，在1932年夏秋，南京对这家桀骜不驯的刊物采取了镇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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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控制媒体的机制。1930年12月，南京公布了一项新的法律，要求所有的报刊出版商向内政部登记，而政治出版物则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登记。这项法律规定：“出版物禁止包含‘诋毁国民党和违背三民主义’的内容。”惩处的措施包括没收出版物、罚款和对编者进行拘禁。(77) 不过，通过法律和执行法律却是两回事，并且南京工于前者而拙于后者。直到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央宣传部直属的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30年公布的出版法规才得到有效的执行。该委员会开始了“一揽子”（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捉摸不定）控制和镇压中国媒体的活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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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阻止邹的企图受到了《生活》总部所在的上海公共租界的阻止。理论上，中国的法律可以施加于生活在外国管辖区的所有中国公民，并且，早期与列强订立的协定把在上海的中国法庭的控制权还给了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通过外国控制的警察在这些地区执行逮捕。在涉及共产党（对此，英、法当局很想把它除掉）的案件时，双方常常进行合作，但并没有十足的把握。(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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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有时使用不法手段来对上海施加影响。反对者们经常受到南京特工们的恐吓、绑架，或干脆被暗杀。(80) 尽管如此，1932年夏，蒋介石在上海的“不法权力”处于低潮期。在孙科政府辞职后到淞沪之战的这段时期里，党和政府组织依然涣散不堪。另外，许多国民党员，包括文官和军人，极为同情邹的抗日立场。甚至连蒋在上海的亲密盟友、青帮头子杜月笙——他在1927年镇压共产党控制的工人联盟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件事情上也不可靠。在淞沪之战中，他显然是十九路军的一名热诚的支持者。总而言之，在1932年夏，除掉《生活》是一个棘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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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试图限制该刊在上海以外的地区发行，南京在1932年8月拒绝为该刊提供邮送服务。尽管没有发布公开的命令，但这项禁令的存在很快大白于世。与此同时，政府迫令上海报纸零售业联合会不得发行该刊。教育当局被通令阻止学生购买或阅读《生活》。向《生活》供稿的作者私下里受到了打击，他们在较为同情政府的刊物里往往失去了工作。胡愈之失去了在《东方杂志》中的职位，《申报》的陈彬和被报社解了职。(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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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限制对《生活》本来应该是沉重的打击，特别是邮送禁令影响了该刊的大多数读者。与其订阅者关系密切的邹，不顾禁令，把他的支持者召集起来，为周刊的发行，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正义行动。旅行者们被动员通过铁路和轮船把各期携带出去。学生们则在可能的地方悄悄地发送该刊。期刊被重新装进各种奇形怪状的包裹中以迷惑邮政当局。邹的正义努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禁令。在上海本地，该刊设立了专门的电话热线和发送服务，以保障发行。为此，生活书店在1932年7月建立起来，用来发行邹的刊物。(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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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继续与蒋介石针锋相对。邹被南京镇压抗日运动深深地激怒了，而且他所感受到的是南京当局对合法行为的无情漠视，因而他在1933年1月与宋庆龄和蔡元培一道组织了民权保障同盟。该组织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非法拘禁及使用酷刑的问题。该同盟特意介入了丁玲和潘梓年——潘于1933年5月14日在上海外国人管辖的地区失踪，他的死疑窦重重——的案件。(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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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该同盟进行了回击。重要领导者接到了警告，要他们停止活动，否则就要面临被报复的危险。同盟的总干事杨铨在1933年6月18日最终被暗杀。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受过美国教育（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杨铨及其子在星期天准备开车外出时，在上海法租界的人权保障同盟的一座房子外面遭到了伏击。就在他被害前不久，杨曾通知宋庆龄，说他和同盟的其他领导人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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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租界的警察抓住了其中一名暗杀者，他当时就企图自杀，后来死于狱中。虽然没有其他的人被抓获，但南京的责任似乎一目了然。正如认识杨铨的费正清所写的那样：“这次事件代表了蒋介石的决定。”(85) 另有一种说法指出，蒋安全机构的头子戴笠通过上海的一个特工赵理君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据说，戴笠在狱中毒死了那名被抓获的杀手，以封其口。(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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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如何策划的，暗杀杨铨让该同盟和它的支持者们沉默了。邹知道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中，在朋友的劝说下于1933年7月离开中国前往欧美旅行。他在海外一直躲避到1935年8月。(87) 在邹流亡期间，《生活》面临着新的压力。南京当局在所能控制的中国范围内迫害那些发行这家刊物的人。当撰稿人胡愈之在1933年11月发表了一篇同情福建事变的文章时，南京下令关停这家刊物。其时，蒋对上海地区已有足够的控制以保证这样的命令得以贯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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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16日该刊的最后一期回顾了其奋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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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余以前，本刊经最高军事当局和中央党部密令，禁止邮递，当时即以为本刊末日即至，禁止邮递之后，必继以查封(2) ……内地销售本刊，时常受军警摧残，甚至许多学校的学生，有因购阅本刊而遭逮捕的。……本刊仍能按期出版，用半公开或秘密的方法，送达国内外的无数读者。直到最近为止，本刊的销数，仍能保持国内定期刊物的最高销数。(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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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的同事很快重新组织起来，于1934年2月创办了一家新的刊物《新生》周刊，这份刊物与以前的那份在指导方针、内容形式和人员方面实际上均保持一致。来自奉天、具有强烈的反日斗志的难民杜重远编辑这份新的刊物。邹的忠诚追随者们转向了《新生》，该刊发行量与它的前身基本相埒。这种在审查者与办报人之间鼠猫相戏的游戏在民国时期司空见惯。新刊物经常冒出来顶替被查禁的期刊，且使用相似的名称，就像《生活》与《新生》一样。(90) 杜重远在《新生》创刊号上宣称他的目的是维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以及铭记他的那些在日本占领下遭受苦难的东北同胞。(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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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生活》和邹韬奋的镇压是让“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对者们保持沉默的一种方法。不过，它却并不完全成功。尽管下达了对该刊的邮送禁令，且邹和他的撰稿同仁受到了恐吓，但他们并未沉默。这次镇压使他们与南京更加疏远，并使他们在许多人的眼中成为殉道者。为了维持发行量和在运动中播下种子，该刊的读者慢慢地被组织起来。暗杀手段的使用甚至显示了政府地位的虚弱，对赢得群众支持的无能为力。正如蒋廷黻在杨铨遇害不久后所写的那样：“暗杀不是政治，也不是党争，是杀人，卑劣的杀人，野蛮的杀人。哪一党，哪一派拿暗杀的手段来打倒敌党敌派仅暴露自己的弱点，仅宣告全世界：‘我靠我的主义，我的政策，我的成绩，我的组织，不能维持我的地位，所以我必须行暗杀。’”(92) 一个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的这些情绪，说明了20世纪30年代用镇压作为使民意沉默的办法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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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度过了1931—1932年的危机，继续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领袖。但日本问题削弱了他建立一个强大的、紧密团结的国民政府的努力。政府内外的许多中国人仍然对日本进攻的耻辱感到愤慨，他们痛恨南京的领导无方。在许多人看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仅是不作为的借口。日本问题不是使国民党的势力团结到一起，而是似乎让它们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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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这个问题引发了动荡。蒋自己的妻兄、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2年6月针对“先安内”政策公开威胁要再次辞职；孙中山之子孙科摆出了一副作秀式的亲抵抗立场。最为重要的是汪精卫，对蒋把维护绥靖政策的重担压在他身上非常恼火，并对自己缺乏政治权威感到愤怒，对张学良发起了抨击，造成了政府突然崩溃。在地方领袖中，汪的攻击使一直对蒋支持力度最大的指挥官张学良处境难堪。蒋的处境逐渐恶化，使阎锡山、冯玉祥和韩复榘，加上在福建、广东，可能还有广西的南方派系，结成一个可行的反蒋联盟，有了可乘之机。尽管许多地方领导人继续唱着反日高调，但有传言说日本本身非常支持这个反蒋联盟。有些流言甚至暗示汪精卫可能领导一个新的政府。因而，地方势力之间的平衡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多变的和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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