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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对热河危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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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海关和热河战事的整个过程中，各种团体呼吁南京采取更加积极的抗日态度。蒋介石继续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军队留在华中地区，他本人则继续留在江西。批评者们指责蒋作为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应该率领他的军队到北方去守卫中国的领土，因为北方的军事首领不能或是不愿这样做。蒋在3月热河沦陷后短暂的保定之行，也没有让这些批评者们停息下来。他在战事解决以前就已匆匆离去。日军向古北口和喜峰口（两个处于长城与热河边界相交叉的战略关隘）进逼，新增的日军开始抵达山海关—秦皇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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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分裂者们依旧是对蒋最严厉的批评者，猛烈地抨击他的每一次作为（或是不作为）。胡汉民谴责说：“在榆关陷落，热河危急之时，〔他〕藉口赣共猖獗一溜烟跑到南昌去了。我不是说‘共不当剿’，……则在今日的情势之下，抗日实尤重于‘剿共’。……则全国之兵，不下二百万，难道要全都齐集江西，为‘剿共’之用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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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的其他同胞批评蒋推迟去北方。“至三月一日前方非常紧急，多数要隘已入日手，而蒋尚安坐南昌，不调一兵一卒北上援热。”当他到北方来时，这“亦并非去抗日，乃是去……胁张辞职，而接收其政军两权！故始则逗留石家庄保定之间，不敢前进一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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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刊物满是虚张声势和夸夸其谈。1933年3月的《青年军人》写道：“只有战争才能恢复失去的东北和热河的失地……我们的青年军人勇敢、有热血，不畏死、不爱钱……我们认为南京政府容忍日本侵略的政策只不过是葬送民族的政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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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对蒋的批评也许是出于政治考量，可不予考虑，当一个人远离前线数百英里的时候，他肯定很轻易地主战。不过其他许多人也加入了要求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呐喊中（在南京审查的限度之内）。像上海第五军的总指挥及蒋的嫡系张治中在山海关事变后呼吁抵抗：“日本……现又侵占榆关，急图攻热，形势益趋严重。这个问题，绝不是什么外交方式，和平手段可以解决得了的。只有在战场上去求解决，拿我们的铁和血来与敌人争最后的胜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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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专栏作家杨公达在《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回应了这种情绪。“目前的形势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容忍的阶段。没有人可以来讨论和平的逻辑。任何对和平的渴望都是不可能的了。”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战斗，并且我们要求一场全面的搏杀。我们欢迎凶残的日军进行全面的动员来与我们战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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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呼吁也来自国民党中的左翼。依然受到许多人敬仰的宋庆龄，在3月公开要求至少把80％的中国军人向北派到前线。她警告说：“榆关已失，平津震动。”(24) 5月，在日本军队进一步推进后，她写道：“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人和任何其他帝国主义。蒋介石政府扼杀了这种抵抗……‘长期抵抗’的言辞无法再掩盖叛国、怯懦和不抵抗的事实，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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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和右派均呼吁蒋介石抗击日本人，来保卫北平和天津。许多撰稿者专门挑战蒋，让他放弃“剿共”战争，与共产党进行谈判，使得所有的力量都能用于对外战争。自由派专栏作家孟长泳写道：“目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将军，实际上是唯一一位能够赢得这个国家所有将军们的尊敬的人，并且也是唯一一位能够指挥在北方行动的人，却仍然在江西指导所谓的‘剿共’战役……不曾有一个师的兵力被派到北方，而仅仅让‘义勇军们’去与装备精良的侵略者战斗。”孟认为解决的办法是“中国的政治家应该利用这种势态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力量，包括共产党，团结起来，结成一个统一战线来抵抗外国的入侵……政府唯一的选择是停止‘剿共’战争，而与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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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像丁文江和蒋廷黻这些在前期就告诫抗日艰巨性的北平知识界领袖们，也开始批评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3年1月，丁发表文章力劝蒋通过与胡汉民修好，并与军事人物阎锡山和冯玉祥合作，来团结中国的所有派系。最为关键的是，蒋应该立即与共产党停战，并把中央军调到北方。如果有必要，南京应该与莫斯科接触，并达成一项协议，在这项协议下，第三国际将强迫中共接受停战。丁认为，最重要的是，蒋必须领导一个统一国家的防御。(27) 蒋廷黻支持丁的观点，甚至认为蒋的办法是适得其反。他指出“剿匪”本身在农村地区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实际上是驱赶农民投向共产党，所以蒋的“先安内”政策一无所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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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同样表示了对热河溃败的失望。尽管冷静地讨论了直接的崩溃原因——东北军的粗散状况、汤玉麟的腐败和张学良的无能，但胡没有为蒋辩白。胡认为：“中央不责成军事领袖蒋中正北上坐镇指挥，乃容许他逗留在长江流域作‘剿匪’的工作，轻重失宜，误国不浅。”(29) 因而，对蒋的批评来自各个方面——保守派、左派、自由知识分子以及他的政治对手。所有人都呼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抵抗日本新一轮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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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着批评和危机，但蒋介石仍顽固地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3年4月6日，蒋给他的军事将领们发了一份总的电报，宣布他已回到了南昌来指挥“剿共”战役，并为他的“先安内”方针进行了激烈的辩护。蒋重申：“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30) 4月10日，蒋在南昌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重复了这些观点，谴责那些要求在共产党的问题得到解决前在北方进行抵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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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返回南昌以及他对“先安内”的重新申述，引发了南方分裂者们新一轮的抗议。广东想让蒋的处境越发难堪，把蔡廷锴任命为名义上职位很高的粤赣闽抗日军队总司令。南方领导人誓言通过蒋的区域——如果有必要，就与蒋开战——北上抗日前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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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担任了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于1933年4月17日在一次答复广东的谈话中为蒋做了辩护：“关于蒋介石总司令最近在南昌的讲话，丝毫不应被视为蒋总司令不想抗日。”相反，他认为：“他的意思是那些抗日的部队与那些‘剿共’的部队都是为国服务，并且他们是同等重要的。”如果“剿共”的部队被派往北方抗日，汪警告说：“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将扩展其影响。这才是蒋总司令真正的意思。”(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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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继续为其政策辩护，大概是担心在他军队内部产生不满。1933年5月8日在南昌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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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的“土匪”，也就在这个严重情势之下，藉日本帝国主义炮火间接的掩护，竟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如从事实牵连的关系来说，日本的侵略，就是“土匪”所招致的。所以我们要抵抗日本，就先要消灭这个祸根的“土匪”。……日本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毒疮，“土匪”捣乱是内发的。……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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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明确地表示不改变其“先安内”政策的意向，但意识到了在充满怀疑声音的中国推销其政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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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长城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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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和粤系领导人对骂之时，沿着长城的战争爆发了。日军在横扫热河之后，继续向南进逼，在进入关外的河北地区时，在古北口和喜峰口两处关隘对中国军队进行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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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是时断时续进行的。许多关东军的头目急于利用他们的优势，希望尽可能占领更多的领土，并可能沿着伪满洲国的边界线建立一个华北傀儡政权。“九一八事变”中的一个关键的策划者板垣征四郎，1933年2月组建了天津特务机关。板垣与部下特工土肥原贤二在天津租界外进行活动，他们雇用了1000余名便衣特务在需要的时候，来挑起示威和动乱。板垣与几名旧军阀接触，商谈在伪政权下进行合作。大多数人予以拒斥。吴佩孚和孙传芳予以回绝，而段祺瑞则南下。板垣最终勾引了臭名昭著的皖系腐败老军阀张敬尧。张与宋哲元、张作相和孙殿英之类的人物进行了接触，替日本人许下重金。尽管包括宋在内的几位人物似乎愿意接受日本人的金钱，但平民以及军队中激烈的抗日情绪在蔓延，而且大部分军事人物对这类阴谋怀有警惕。5月7日，张敬尧本人被戴笠的特务刺杀，暂时中止了板垣的阴谋策划。(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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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板垣失败了，但关东军的侵略姿态让东京的保守势力产生了警觉，他们试图限制极端分子。结果造成了日本温和派和侵略派之间的持续斗争，后者则逐渐取得了优势。例如，1933年4月1日，在山海关—秦皇岛军营的日军向南发动了一场全面的针对何柱国将军的进攻，把防守者从滦河—滦州地区击退。4月22日，在东京的直接命令下，日军突然撤过滦河。包括天皇本人在内的温和派暂时限制了进攻。关东军军官抓住这次事件不放，并于5月7日发动了新的攻势。日军重新占领了同样的区域，并继续南进，直到5月底才被停战谈判所阻止。(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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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防守部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全都由何应钦松散地指挥。像何柱国率领的那些部队属于老东北军。而其他像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则是老国民军。中国青年党党员翁照垣曾在上海与日军战斗过，他指挥山海关附近的老东北军的一个师。该党对这支部队予以资金和装备上的支持。关麟征率领的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和黄杰率领的第二师两个师到达了该地区。他们驻守在环绕北平的北部至长城古北口的地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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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猛烈的战斗发生在喜峰口，宋哲元的部队在这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3月9日和10日，宋的部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在最后退却前，他们坚守了一个月。宋的抵抗尤其令人震惊，因为天津的特务机关确信宋将会倒戈，并支持张敬尧组织的一个傀儡政府。中国军队甚至取得了一场短暂的胜利。3月16—18日，宋部的一个师在罗文峪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并让进攻者后撤了好几英里。罗文峪是喜峰口以南的一个长城关隘，因日军想从侧翼进攻宋哲元而具有战略意义。日军被打得西撤后，在更靠东部的两个关隘——冷口和界岭口发起了攻击。到了4月初，大部分关隘失守，中国军队再一次退却。(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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