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63592
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长城抗战
1706763593
1706763594
在蒋介石和粤系领导人对骂之时，沿着长城的战争爆发了。日军在横扫热河之后，继续向南进逼，在进入关外的河北地区时，在古北口和喜峰口两处关隘对中国军队进行挑衅。
1706763595
1706763596
这场战争是时断时续进行的。许多关东军的头目急于利用他们的优势，希望尽可能占领更多的领土，并可能沿着伪满洲国的边界线建立一个华北傀儡政权。“九一八事变”中的一个关键的策划者板垣征四郎，1933年2月组建了天津特务机关。板垣与部下特工土肥原贤二在天津租界外进行活动，他们雇用了1000余名便衣特务在需要的时候，来挑起示威和动乱。板垣与几名旧军阀接触，商谈在伪政权下进行合作。大多数人予以拒斥。吴佩孚和孙传芳予以回绝，而段祺瑞则南下。板垣最终勾引了臭名昭著的皖系腐败老军阀张敬尧。张与宋哲元、张作相和孙殿英之类的人物进行了接触，替日本人许下重金。尽管包括宋在内的几位人物似乎愿意接受日本人的金钱，但平民以及军队中激烈的抗日情绪在蔓延，而且大部分军事人物对这类阴谋怀有警惕。5月7日，张敬尧本人被戴笠的特务刺杀，暂时中止了板垣的阴谋策划。(34)
1706763597
1706763598
尽管板垣失败了，但关东军的侵略姿态让东京的保守势力产生了警觉，他们试图限制极端分子。结果造成了日本温和派和侵略派之间的持续斗争，后者则逐渐取得了优势。例如，1933年4月1日，在山海关—秦皇岛军营的日军向南发动了一场全面的针对何柱国将军的进攻，把防守者从滦河—滦州地区击退。4月22日，在东京的直接命令下，日军突然撤过滦河。包括天皇本人在内的温和派暂时限制了进攻。关东军军官抓住这次事件不放，并于5月7日发动了新的攻势。日军重新占领了同样的区域，并继续南进，直到5月底才被停战谈判所阻止。(35)
1706763599
1706763600
中国的防守部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全都由何应钦松散地指挥。像何柱国率领的那些部队属于老东北军。而其他像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则是老国民军。中国青年党党员翁照垣曾在上海与日军战斗过，他指挥山海关附近的老东北军的一个师。该党对这支部队予以资金和装备上的支持。关麟征率领的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和黄杰率领的第二师两个师到达了该地区。他们驻守在环绕北平的北部至长城古北口的地区。(36)
1706763601
1706763602
最猛烈的战斗发生在喜峰口，宋哲元的部队在这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3月9日和10日，宋的部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在最后退却前，他们坚守了一个月。宋的抵抗尤其令人震惊，因为天津的特务机关确信宋将会倒戈，并支持张敬尧组织的一个傀儡政府。中国军队甚至取得了一场短暂的胜利。3月16—18日，宋部的一个师在罗文峪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并让进攻者后撤了好几英里。罗文峪是喜峰口以南的一个长城关隘，因日军想从侧翼进攻宋哲元而具有战略意义。日军被打得西撤后，在更靠东部的两个关隘——冷口和界岭口发起了攻击。到了4月初，大部分关隘失守，中国军队再一次退却。(37)
1706763603
1706763604
喜峰口的防守和罗文峪的短暂胜利（在北方仅有的可以称得上中国式胜利的一次交战）在中国媒体上得到了高度的渲染。宋的部队经常被比作十九路军，装备低劣且缺乏飞机，但有着取胜的愿望。士兵们被赋予了“大刀队”的称号，这支部队的领导人展示了对其英雄形象自我宣传的能力。日军伤亡的不实报道充斥了媒体。(38)
1706763605
1706763606
对喜峰口守军的大肆赞扬充满了政治色彩。这场战斗正好发生在蒋介石南返和重申“先安内”政策的时刻。通过赞扬宋的抗日行为，批评者们间接地抨击了蒋的方针。“起！起！一齐起来救国上前线去抵抗！上前线去抵抗！血染长城也荣光！”这就是《守卫我们的长城》歌曲的最后一句，估计是在宋的部队中得到传唱；它在一份与蓝衣社有关的《前途》期刊对战斗的报道中得到了转载。这篇报道在当时的媒体上司空见惯，甚至被视为忠于蒋的一个组织主办的期刊登载。(39)
1706763607
1706763608
批评者们有时更加直接地谴责蒋不支持抵抗者。大约2万人的中央军两个师被认为是杯水车薪和装备陋劣。批评者们谴责说，蒋派出了一些没有现代野炮或飞机的较差的部队。在喜峰口战役期间，日军显然从由中央军守卫的古北口西部战线调来了部队。批评者声称，如果黄杰的部队在罗文峪胜利之时能积极作为，中国军队的处境将会极大地改善。蒋的辩护者们指出古北口的士兵中有较重的伤亡，来证明他们抵抗得尽心竭力。实际上，第二十五师在古北口的战斗中已被击溃。(40)
1706763609
1706763610
北平的中国当局试图安排一次停战，但由于预感到民众的敌对反应，进行得很谨慎。4月末，何应钦授权蒋梦麟与曾经帮助安排淞沪停战的英国外交官蓝浦生爵士接触，但这次努力没有成功。日军首脑尚不满足，而令蓝浦生感到惊讶的是，他发现中国的外交部反对任何停战谈判。外交部长罗文干全面支持一条强硬的对日路线。(41)
1706763611
1706763612
1933年5月，北方的危机到达了顶点。5月7日，在东京已阻止了其反对者的关东军从山海关发动了第二次征服行动，5月11—12日重新渡过了滦河。5月14日滦州陷落，5月17日唐山失守。日军向南进逼天津。同时，在西线，日军突破了一条宽阔的防线并沿着它向北平和天津挺进。5月18—19日，密云（这个军事中心在北平与古北口的中间）失守。对北平和天津的攻击似乎近在眉睫。到了5月20日，日军离这个古都只有13英里，日军的侦察机经常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飞过，使得难民陡增的民众惊惶不安。蒋介石电告何应钦照会外国使节，在日军攻击时离开，并宣布外国人的损失将由日本人负责。5月22日，中国军事当局开始从北平向保定撤退，他们准备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指挥部。(42)
1706763613
1706763614
东京已下令关东军紧急停止攻击这两座城市，只批准采取有限的战斗迫使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并设立一个缓冲区。中国政府既不知道这一限制，也不一定能想到关东军首领会遵守这些命令，因为日本极端分子正试图扩大冲突。5月20日，由于局面的紧张已达到一个危急时刻，日本驻天津部队的司令官通过铁路派出了增援的部队来保护那里的日本公民。如果发生涉及这些部队的事件的话（未发生一起），关东军首领将有一个攻击北平的有利借口。天津特务机关为了深化危机，也在这两座城市中挑起了好几起恐怖行为。5月19日，一辆开往北平、载着中国士兵的火车在天津东站被炸。其间，板垣试图在滦州地区建立一个傀儡政权。(43)
1706763615
1706763616
从中国人，即那些在北方的一般城市居民的角度来看，天津和北平的失守似乎为期不远了。这个地区的中国军队在退却，火力远远不如装备着现代野炮和有空中力量支持的日军。在这3个月中（1933年3—5月），中国军队的伤亡很难确定，但可能至少有3万人。(44) 在这一关键时刻，南京寻求停火，极其希望日本的温和派能阻止关东军的军国主义者们。
1706763617
1706763618
1706763619
1706763620
1706763622
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黄郛与《塘沽协定》
1706763623
1706763624
蒋介石面临着来自五月危机的严重政治威胁。如果日本占领北平和天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南京的威望将受到巨大的打击。蒋将被迫放弃“剿共”军事行动，并亲自督导北方的局势。因而，他竭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来阻止日军推进。
1706763625
1706763626
蒋有两个目的。他首先要求的是一个阻止在北方发生军事灾难的停战协定。他的第二个目的是把停战协定必然给他本人带来的政治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这一点可以通过把协定地方化、尽可能地使详情秘不示人、并让其他官员为协定承受罪责来达到。因此，蒋将继续留在他的统帅部来指挥反共军事行动，而在和谈中几乎不担任公开的角色。
1706763627
1706763628
从蒋的角度而言，缔结一个停战协定是迫切的，但充满着困难和危险。当直接与极端的关东军打交道时，中国不得不依赖日本的温和势力。蒋不得不镇压国内强烈的抗日情绪，并消除那些不信任南京的北方军事人物的怀疑。至于商谈停战协定的棘手任务，蒋召来了黄郛，他大概是唯一一个具有足够的关系能够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中获得成功的人。自从他在济南事变后辞去外交部长以来，黄郛一直在浙江的莫干山山区过着半退休的疗养生活。他突出的人脉关系源自其独一无二的背景和经历。由于黄在日本受过教育，之后时常往返，并与政界和军界保持着牢固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黄在担任几届北洋政府中的职位时，经常与日本人打交道。黄从未加入国民党，甚至在1933年，在许多关东军极端分子认为国民党在激烈反日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1706763629
1706763630
黄也得到了蒋介石个人的信任。他们年轻时一起在日本学习，当时就非常熟悉。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黄在上海陈其美将军手下供职，其间，他与蒋介石结拜为“盟兄弟”。黄还与陈的侄儿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关系密切，陈果夫和陈立夫这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主宰了国民党的组织机构，并领导着CC派。黄甚至被看作与政学系成员如张群（另一位“盟兄弟”）和杨永泰更相像。
1706763631
1706763632
与这些联系同样关键的是黄与北方各种各样军事人物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与冯玉祥（在1933年其影响仍然非同小可）之间深厚的私交可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1927年，黄曾与蒋介石和冯及阎锡山之间的联盟谈判，导致了武汉左翼国民党政府的让位，并成功地结束了北伐战争。因而，黄郛可能是唯一具有足够关系来缔结一个协定的人。但他有自己的对手。那些赞成抗战的人把他看作亲日分子，且他与汪精卫的派系也不是特别亲近。不过，对于即将承担的任务，他与日本人、蒋介石、国民党内的重要派系以及北方的中国军事将领都有必要的联系，以便谈判达成停战协定，而这样的协定将需要所有这些派别的支持。(45)
1706763633
1706763634
蒋依赖黄郛及其关系来与日本人进行秘密和谈。1932年10月，黄与日本军部情报部门的头目进行了几次接触，并向蒋介石直接做了汇报。(46) 1933年4月，随着河北军事危机的加剧，蒋再次召见黄，这一次黄是直接承担商谈停战的使命。黄并不急于接受这项艰难使命，尽管何应钦的军事努力已经失败。最好的结果是他能够商妥一项协定，但极有可能激起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慨。最坏的结果是他可能失败，成为北平和天津投降的一方。蒋和汪精卫进行了艰苦的说服工作。他们亲自会见黄，并谋取几个政学系人物对这项任务的支持。黄最终予以同意。(47)
1706763635
1706763636
1933年5月3日，政府宣布成立北平政务委员会，从技术角度而言，它是设在北平的行政院分支机构（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由黄郛主持。这个委员会的管理权限包括北方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加上北平和天津自治市。其他成员包括五名省主席和两位市长。成立与何应钦掌管的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平行的独立机构，目的是把在华北与日本人签订的任何协定给中央政府造成的政治损害降到最低限度，并安抚那些不想承认南京在北方的直接权威的关东军头目。另外，南京誓言既不会在单边的基础上与东京进行公开的直接对话，也不会承认东北的沦陷。通过成立这样的委员会，并将此作为半自治的机构，任何北方停战协定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地方性的，与《上海停战协定》类似的军事安排。这个协定将无须进行条约性的审批。(48)
1706763637
1706763638
甚至在宣布了他的委员长职位后，黄郛仍旧留在上海，直到停战似乎有望实现的时候，他才愿意北上。他明白关东军头目想继续战斗，只有来自东京的压力才能阻止他们前进。直到1933年5月14日他接到来自日本军部的间接保证——停战协定是切实可行的，他才前往天津。(49) 抵达河北之后，黄对黯淡的军事局面感到沮丧，他发现甚至比自己预想的更糟糕。他与北方的重要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并与顽固的关东军头领展开对话。(50)
1706763639
1706763640
黄发现自己处于关东军的侵略要求、河北直接失败的可能性以及他所接到的来自蒋介石的指令的夹击之中。尽管黄在谈判中表面上似乎享有极大的自主性（以突出任何停战协定的地方性质），但在私下里他仍然通过电报与蒋介石和汪精卫保持频繁的联系，并获得两人频繁的指示。在黄告知蒋形势无望之时，蒋电告他要在谈判破裂前坚持到最后关头。与此同时，蒋督促黄，只要有可能，就不要留下文字性的协定（这一方法被日本人拒绝）；蒋和汪精卫均指令黄不要接受任何包含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或承认中国接受领土丧失的条款。黄的任务并不轻松。(51)
[
上一页 ]
[ :1.70676359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