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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五章 1934年南京的妥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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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以一种比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巩固的政治地位迈入了1934年。他已经击败或削弱了其大多数地方上的敌手。他把解决华北的棘手问题一直拖延到福建问题被解决以后。他开始了最大规模和最为成功的“围剿”，这次“围剿”最终把共产党从江西赶了出去。从1934年初到1935年初，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公众在《塘沽协定》之后的怒火熄灭了，南京启动了与东京的直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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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一开始东京就发出了各种各样的信号。斋藤内阁曾在1933年秋试图阐明一个总的外交政策方案，日本的军方强行加上了一个侵略计划。在军方的操纵下，东京采纳了日本及其军队要单独地承担起维持东亚和平责任的原则。就像詹姆斯·克罗利指出的那样：“到1933年12月，日本政府采取了一项以日本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以图削弱苏联、中国国民党政府以及英美国家的影响。”(1) 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1934年1月和2月日本国会的演讲上阐释了这个原则：“作为唯一的东亚和平大厦的基石，日本承担它的全部责任。我们的外交和国防就根源于这种地位及其巨大的责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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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日本的新观点并不排除向中国示好。在1月23日国会的一次演讲中，广田提到了关于中日关系改善的传言。他总结说，这些报道迄今尚没有什么根据，但他表示希望中国“能与日本常保善邻互助之关系，以贡献于东亚之平和及发达，不可不谓当然之使命。……若中国而谅解帝国之真意，帝国殊愿不吝以充分好意的态度报答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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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叛乱刚被解决，南京就向日本发出建议。蒋急于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第五次“围剿”上，并想平息外来的威胁。1934年2月21日，汪精卫会见日本驻中国领事有吉明，双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后，有吉告诉日本记者，他已了解到中国的态度“急剧地变得缓和起来”，“那些主导着中国政府的人，无疑正在真心实意地致力于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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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从1934年初直到1935年中期，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避免与日本发生进一步的冲突，并集中力量对付国内敌人，似乎很有可能。但即使在这“先安内”方针的“黄金时期”里，也并不是没有麻烦。东京坚决主张由日本主宰东亚，看起来无法解决的伪满洲国问题在关税、贸易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方面引发了一系列的争执，一次又一次地引起中国公众对日本的仇视。关东军极端分子并不支持和平，并连续策划新的骚乱。南京不得不经常为各种事件进行道歉、调整政府的政策和人事任命，解决突发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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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这些问题相当重要。例如，1934年1月初，当张学良从欧洲回到中国时，一个潜在的外交危机已经逼近。少帅此时以西安为中心，想重新执掌东北军，但日本领导人强烈反对他在华北产生任何作用。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私下里通知南京，并且，1月23日广田弘毅在国会的演讲中间接地提到过它。关东军头领们的批评则更为直截了当。蒋把张任命为汉口“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因而稳稳地使他离开了华北，这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关东军给予的压力。尽管如此，其政治代价是张和东北军将领们的疏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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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件的重要性相对较小，但仍然可以产生一种危机氛围。1934年2月中旬，一艘日本海军战舰在海南岛停泊，舰上的水兵开始在好几个地方拍照。这件事没有马上引发什么后果，但它造成了公众对日本人意图的忧惧。而伪满洲国问题一直都悬而未决，3月1日，尽管南京加以反对，但当溥仪正式加冕为伪满洲国的皇帝时，问题又出现了。似乎是为了与中国人在这件事上较劲，日本在天津的驻军司令部于3月3日在该市南部举行军事演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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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南京和东京之间关系的修复被连续不断的问题所破坏。但尚没有哪个问题接近“一·二八事变”或长城之战的危机程度，也没有哪个问题给蒋介石造成了不可克服的政治难题。不过，这种气氛给“先安内”的批评者们提供了一个习惯性的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在审查范围内）的契机。自由的批评者们继续抨击亲善的概念。例如，1934年1月18日，《中国评论》写道：“在其他国家，没有哪个政府在不放一枪的情况下，丢了两个省以后，还能维持二十四小时。但国民党的统治在失去东北两年以后，今天仍然维持着。”(7) 显然，这个作者并不乐意与东京进行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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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溥仪的加冕，专栏作家孟长泳呼吁蒋采取行动：“为什么蒋总司令一直留在江西呢？为什么他的能力及其用途仅仅被限制在江西的‘剿赤’战斗中呢？”自然，答案是蒋应该放弃“先安内”的政策。孟写道：“我们认为与共产党作些让步和达成某些谅解及协定不是什么耻辱。但当外国侵略者屠杀我们并占领我们的领土的时候，向他们让步并与他们签订协定则是奇耻大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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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由派的报刊，来自广东的谩骂声浪也是滔滔不绝。那里的领导人似乎把每一次新的事变都看作是攻击南京的武器。例如，1934年4月，邹鲁写道：“抗日军队全被消灭掉了。没有人奋起抗日……甚至民众反日的舆论也不能表达了。”(9) 左派团体做了附和。中国共产党也攻击不抵抗政策，无疑他们渴望转移第五次“围剿”的压力。1934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声明，谴责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反对《塘沽协定》，并反对与日本进行直接谈判。几天后，宋庆龄和其他赞成抵抗的左派领导人发布了一个总的抵抗方案，呼吁南京动用国家所有的武装力量来回击外国的入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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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34年中日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然遭到强烈的反对。不断的冲突依然为蒋的批评者们提供弹药。但蒋介石真的担心这类反对吗？他在乎“民意”吗？毕竟，他使得他的大多数地方上的对手中立了，且没有重要的政治挑战。实际上，对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开始影响到蒋最关心的一个群体——他自己的军官队伍。南京软弱的外交方针开始在军事将领中造成一种萎靡不振的气氛，这些将领们还由于日本的入侵，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羞辱感。这种不满甚至破坏了蒋的第五次“围剿”。尽管国民党的军队与共产党的相比，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但进展迟缓。在蒋的司令部任职的蓝衣社头子邓文仪回忆说：“军纪不良，许多中上级军官都希望北上参加抗日的战斗。因而他们在江西打了很长时间而未能获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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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无意退兵，而是准备对共产党进行最后一击。他试图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的斗争——新生活运动，来维持军队的士气，并向他们证明“先安内”政策的成效。1934年3月18—21日，蒋在南京召集了100名中央和省级主要领导人，以宣传总司令及蒋夫人植树的照片开启了这场运动。除了巩固其军队的意识形态信仰外，蒋还企图向他们推销“先安内”政策。在这次会议的一次秘密的开幕讲话中，蒋为这个政策做了辩护。他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临近，一场大劫难将于1936年或1937年发生。蒋确信这场新的战争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契机。如果中国加入战争时已获得了统一，中国将能够得以复兴，并由弱转强。如果中国加入战争时还是一个贫弱、分裂的国家，它将被消灭掉。因此，必须首先达成内部的团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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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蒋在维持其外交方针时还面临着可怕的政治挑战。这种政治上的威胁不像福建叛乱或冯玉祥抗日同盟军那样来势汹汹，但却丝毫不亚于后者。蒋不得不维持其军队和其政治上的支持者们的士气。他不得不向他们证明对日本忍耐和妥协的政策有助于国家的利益。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最佳时机，这也并不是项轻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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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天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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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蒋介石发出的要忍耐的号召将在这个春季受到严峻的考验。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著名的“不插手中国”的声明，被西方媒体称作“亚洲的门罗主义”。天羽声明引起了西方列强和南京的抗议，并在中国掀起了反对的浪潮。这场危机威胁着蒋在反共运动高峰期的政策，并且赞成抵抗的势力谴责南京默认了这个原则。事实上，政府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某些日本反对的财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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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羽声明不是政府的一项正式声明，而是天羽针对西方与中国的财政协定这个问题，对日本记者所做的口头回应。天羽提到了日本在亚洲的特殊作用，他得出如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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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们反对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响来反对日本的企图。我们也反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期望以夷制夷。任何外国列强采取的联合行动，即使是以技术或经济援助的名义，在这满洲和上海事变后的非常时刻，肯定具有政治含义……所以，日本必须把这类事情作为原则问题来加以反对。个别国家与中国进行的经济和贸易问题的谈判，可能在事实上帮助了中国。但其结果将威胁东亚的和平，日本必须反对这类援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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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要求控制所有涉及中国的援助和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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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伦敦和其他西方政府对这份宣言进行了抗议，认为无法接受，且该宣言破坏了以前的协定。东京后来在4月26日发表了一个重述性质的并略为和缓的修正声明。西方政府认为天羽声明是一个新的原则；但就像詹姆斯·克罗利和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天羽只是把现存的日本政策应用到特定的情形中。广田弘毅早就阐明了东京独立承担东亚和平责任的原则。尽管如此，这位外务大臣的演讲显得宽泛，因而没有引起西方政府的注意。天羽则是对外国援华的这一具体问题做出了反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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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外交部于1934年4月19日表示了抗议，反驳东京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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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无一国家得在任何地方，主张有独负维持国际和平之责任。中国既系国联会员国之一，对于提倡国际合作，促成国际和平与安全，认为其应有之义务。中国于努力达到此项目的之际，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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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的声明相对温和，并且是辩护性的——对于许多要求采取更加强硬行动的批评者来说，显得太过温和。一名观察家写道：“全国上下的中文报刊对日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自1933年夏日本入侵华北以来，在激烈的程度上不可等量齐观。”(16) 即使是谨慎的胡适也写道，天羽主义造成的“严重性必定比‘二十一条’还更严重，也许比‘九一八’以来的任何事件还更可怕”。果如所料，胡汉民抨击南京软弱的反应，指出中国本应求助于1922年2月的《九国公约》，并召开一次签字国的会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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