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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天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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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蒋介石发出的要忍耐的号召将在这个春季受到严峻的考验。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著名的“不插手中国”的声明，被西方媒体称作“亚洲的门罗主义”。天羽声明引起了西方列强和南京的抗议，并在中国掀起了反对的浪潮。这场危机威胁着蒋在反共运动高峰期的政策，并且赞成抵抗的势力谴责南京默认了这个原则。事实上，政府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某些日本反对的财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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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羽声明不是政府的一项正式声明，而是天羽针对西方与中国的财政协定这个问题，对日本记者所做的口头回应。天羽提到了日本在亚洲的特殊作用，他得出如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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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们反对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响来反对日本的企图。我们也反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期望以夷制夷。任何外国列强采取的联合行动，即使是以技术或经济援助的名义，在这满洲和上海事变后的非常时刻，肯定具有政治含义……所以，日本必须把这类事情作为原则问题来加以反对。个别国家与中国进行的经济和贸易问题的谈判，可能在事实上帮助了中国。但其结果将威胁东亚的和平，日本必须反对这类援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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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要求控制所有涉及中国的援助和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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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伦敦和其他西方政府对这份宣言进行了抗议，认为无法接受，且该宣言破坏了以前的协定。东京后来在4月26日发表了一个重述性质的并略为和缓的修正声明。西方政府认为天羽声明是一个新的原则；但就像詹姆斯·克罗利和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天羽只是把现存的日本政策应用到特定的情形中。广田弘毅早就阐明了东京独立承担东亚和平责任的原则。尽管如此，这位外务大臣的演讲显得宽泛，因而没有引起西方政府的注意。天羽则是对外国援华的这一具体问题做出了反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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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外交部于1934年4月19日表示了抗议，反驳东京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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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无一国家得在任何地方，主张有独负维持国际和平之责任。中国既系国联会员国之一，对于提倡国际合作，促成国际和平与安全，认为其应有之义务。中国于努力达到此项目的之际，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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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的声明相对温和，并且是辩护性的——对于许多要求采取更加强硬行动的批评者来说，显得太过温和。一名观察家写道：“全国上下的中文报刊对日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自1933年夏日本入侵华北以来，在激烈的程度上不可等量齐观。”(16) 即使是谨慎的胡适也写道，天羽主义造成的“严重性必定比‘二十一条’还更严重，也许比‘九一八’以来的任何事件还更可怕”。果如所料，胡汉民抨击南京软弱的反应，指出中国本应求助于1922年2月的《九国公约》，并召开一次签字国的会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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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危言耸听者的呼声很多时候意味着不同意蒋的“先安内”政策及与东京的和谈。1934年4月24日，北平的《晨报》宣称：“国人应从今兹日本宣言，而痛感中日关系，决非一时敷衍所能改善。我愈退让，彼愈侵迫。”(18) 《中国评论》认为天羽揭示了“日本想把中国变成一个保护国，并终结国际相互合作的阶段……她对主动出击的简要宣示，应该使南京认识到了拖延不作为的必然后果”。(19) 许多人担心如果接受了天羽声明，中国将永远失去来自日本以外的援助，并永远无法进行防御。王芸生发表在《国闻周报》上的文章，注意到了这个新原则“破弃国际公认的门户开放主义，公然宣布关闭中国的门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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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羽声明也是东京早期反对宋子文及其政策的运动的高潮。这名被日本人视为亲西方的前任财政部长，在前一年里，试图施行一项广泛的反日经济计划。他的方案中所有的内容，如国联的援助团、美国棉麦借款、从西方银行家那里获得财团贷款的努力、新的关税，已激起了东京的愤怒，并加速了宋的辞职。日本继续施压以扭转宋的政策。对天羽声明的争论将凸显日本在1934年这场争斗中获得的成功。南京改变了宋的倡议中最令人反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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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把国联的技术合作和援助团视为宋的政策中最为头疼的部分。自1931年以来，国联曾派出各种各样的专家来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他们最初与全国经济委员会一起工作。由于中国政府长期缺乏资金，大多数国联的专家仅从事调查和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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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联盟规模不大，但其与国联的关系令东京深恶痛绝。日本（在1933年2月）退出这个机构后，就把国联看作是西方列强的工具，并下决心破坏中国与日内瓦的联系。当时，东京还痛恨国联援华团团长波兰人路德维希·W.罗杰曼博士。罗杰曼与宋子文一直过从甚密，1931年9月他曾在南京，其时他显然在“九一八事变”后，帮助说服了蒋介石向日内瓦发出吁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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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反对，但宋在他1933年的国外之旅中，促使国联扩大了该项目。7月，日内瓦组建了国联与中国合作的技术合作特别委员会。东京派遣国联前官员杉村阳太郎来华，其目的是逼迫南京反对这个项目。与这一举措相呼应，东京军事当局呼吁日本采取强硬措施，预先了结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旧的西原借款。(22) 日本报刊向南京警告了国联计划的可怕后果。有消息说：“这样的合作，只是导向政治干预的一个阶梯，它必然造成列强共同统治中国。”(23) 日本在南京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照会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认为技术合作和援助团是反日的阴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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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成功地破坏了这个计划。即使在天羽声明以前，中国已开始逐渐控制来华的专家人数。传回给日内瓦的消息说，蒋介石对这个援助团并不像宋子文那样热诚。汪精卫在他1934年3月与有吉的谈话中显然做了说明。1934年4月底，蒋在南昌通知政府领导人，说国联的计划将被废除。其间，英国政府由于从情报网络获取了蒋的态度，因此急于安抚日本，向日内瓦建议中止罗杰曼的使命。国联的秘书长约瑟夫·阿维诺希望弥补日内瓦与东京之间的裂隙，便欣然同意。1934年夏，罗杰曼恢复了在日内瓦的职务，而中国技术合作项目则名存实亡。1935年春，当在国联指导交通和运输项目的罗伯特·哈斯访问中国时，他受到了冷遇。作为为“先安内”政策付出的部分代价，南京悄悄而又巧妙地接受了东京的要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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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还攻击宋子文在1933年安排的美国棉麦借款。这项借款的收益被指定用于国联的计划及与宋有关的全国经济委员会，这加剧了日本对这项美国业务的反对。日本在南京和华盛顿均强烈地抗议过这笔借款。在1933年7月的一次声明中，日本外务省声称这笔借款会用来帮助中国抗日和反对伪满洲国，因而是东亚和平的障碍。1933年7月19日，大阪《每日新闻》声称其资金将被用于军事装备及抗日活动。(26) 粤系也抨击这笔借款，暗示它将被用于内战。日本报刊重复这些批评，东京甚至把它们收进了给南京和华盛顿的声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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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宋子文下台后，东京再次施压以削减这笔实物借款。借款措置中的严重问题帮助了日本。因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推进他的抗日计划，宋签订了一份有瑕疵的协定。按照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美国人阿瑟·N.杨格的说法，宋可能意识到了潜在的问题，但认为美国的借款将提高中国政府的士气，并在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有利于其总的财政局面。(27) 宋安排贷出方在美国市场上采购价值4000万美元的棉花和1000万美元的小麦与面粉。但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在中国售出这些来清理这项账目吗？据理查德·C.布什的研究，宋是基于中国棉业巨擘荣宗敬的估计来决定中国的市场容量的。也许是荣希望把棉花价格拉下来，他似乎给了宋一个过高的估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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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个因素共同形成了反宋的力量。中国的城市经济在1933—1936年进入萧条阶段，造成棉纺织厂停工歇业，并引发制成品价格大跌。与此同时，中国本身出产了大量的棉花，造成了棉花交易价格下降。因而，南京出售这批美国棉花时遭到了严重的困难；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后，开始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清理物资。小麦出售也遇到了麻烦。政府进口的与本地的产品直接竞争，造成了国内的商品市场停滞。(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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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孔在出售实物中最大的困难是日本的反对，特别是在棉花市场上。美棉的质地优于中国本国的棉花；棉纺厂使用进口产品生产细纱，而使用本国商品的棉纺厂生产比较便宜、粗支的产品。让南京感到遗憾的是，在中国大多数生产细支产品的棉纺织厂是日本人开设的；大多数中国人的工厂集中生产粗支产品。为了售出美棉，南京不得不向日本人的工厂兜售。如果价格有利，日本厂主是乐于购买这些棉花的，但东京发布了因“国家原因”禁止购买的明确命令。日本的这项举措是最后一击。到1934年初，南京已远远落在其批准的采购量后面。最后，它重新出口了这批棉花的大部分。1934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把借款协定从5000万美元减少到2000万美元。当1935年4月物资采购完成后，中国实际上仅使用了1710万美元的贷款，即1000万美元的棉花和710万美元的小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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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甚至在天羽声明发表以前，日本削弱美国借款的行动也获得了明显的成效。东京不允许日本人控制的工厂购买棉花，加上1934年春南京不愿意采纳违背日本意愿的经济政策，这些因素共同破坏了借款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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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还阻挠宋子文与其他国家签订对华借款的努力。在1933年出国期间，宋曾试图创建一个新的财政咨询委员会，以替代1920年旧的财团。以前的机构是为了阻止任何一个国家控制中国经济发展而设立的，其中有日本的代表，而新的委员会将只接纳中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让·莫内，即后来的欧洲之父，同意主持这个新的机构。而分别担任这个财团美、英组织首脑的J.P.摩根家族的托马斯·W.莱蒙特与香港和上海金融公司的查里斯·阿迪斯爵士，均拒绝了宋的邀请。由于东京毫不含糊地表示反对这个项目，这两人表示不愿得罪日本。阿迪斯收到了日本组织首脑强烈反对新委员会的私人信件，而莱蒙特则说他关注J．P.摩根家族与日本的实际业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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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勇敢地面对失败，在辞去财政部长后，他做了新的努力。在与1934年初抵达中国的让·莫内商讨后，宋开始筹设一家中外投资者合股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这家机构是作为一个私人公司来创办的，以便在建设项目中利用外资（非日本的）。日本强烈反对莫内的计划。事实上，4月17日的天羽声明是东京就此事给有吉电报的摘要。日本官员公开和私下里均声称不能接受外国人参与这个计划，尽管东京不反对一家纯粹的国内公司。南京默认了。当1934年5月底这家公司成立时，宋宣布所有的股东和官员都是中国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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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天羽声明是对日本采取的具有一定成效的现行政策的一种公开表述。东京曾在1933年阻止宋的计划，促成了他的下台，并在1934年竭力向南京施加压力，以终止所有现存的令其不快的政策。蒋在那时急于与日本调和，基本上满足日本人的要求。尽管如此，日本人的成功还不算大获全胜。中国建设银公司在1934年夏成立后，基本上作为国内资金的渠道，但宋从未彻底放弃对外资的寻求。例如，1935年6月，宋接待了一个由著名投资银行家W.卡梅伦·福布斯率领的美国商务代表团。这个美国团体由私立的全国对外贸易委员会资助。福布斯、宋和孔祥熙讨论了美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公司之间可能的合作项目。然而，这三人都意识到了日本的影响力；美国国务院此前召回了一名代表进出口银行的代表团成员，声称由于担心会疏远日本，这个代表团完全是非官方的。宋也提醒福布斯，日本人参与任何项目都是不予欢迎的，但在这种形势下可能是明智的。无论如何，福布斯的努力胎死腹中。美国国务院担心投资计划遭到日本的反对，因而华尔街拒绝进行投资。美国国务院的内部人士认为日本的反对将是美国对华投资的主要障碍。(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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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在1936年春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他促成中国建设银公司与有着中国背景的英国同业联合投资，借款110万英镑以改善京〔宁〕杭铁路。1937年，这个组织为湖北和广东的铁路筹集了两笔较小的借款。在东京和伦敦（它担心会疏远日本）的反对下获得这些借款，意味着对天羽主义的违背。这些贷款中，宋成功的关键部分是他与以沪、港为中心的英国金融集团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借款没有触犯财团的协议，因而让伦敦和东京较少反感。即便如此，日本强迫中国的铁道部长允许日本人参与这些铁路借款的筹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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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不成功的方面是抑制南京与纳粹德国的经济往来。蒋介石曾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德国军事顾问帮助训练他的中央军，德国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希特勒上台后，德国与苏联的贸易关系开始瓦解，它想找个新的合作伙伴，而中国似乎具有灿烂的前景。随着德国重新军事化，它需要像钨和锑这类关键的金属矿，而中国是拥有这些矿石的屈指可数的国家之一。1934年，奥托·沃尔夫公司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分公司，并扩展对包括铁路建设在内的各种项目在德国的购买信贷。尽管是一家私营公司，但它的信贷主要由德国政府担保。1936年中期，冯·莱希劳将军访问中国，并通过由德国国防部控制的一家名叫合步楼的联合公司签订了一份贸易协定。这家公司向中国提供贷款用于购买德国货物，而以易货贸易的方式，主要是运送金属矿来抵债。从各种资料来看，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贷款总额可能达到4000万美元。(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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