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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关税和贸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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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4年的前几个月中，随着天羽争论的展开，东京还在关税和贸易问题上给南京施加压力。当1930年5月最后一个在关税问题上松口的列强日本同意时，中国重新获得关税自主。作为代价，东京要求在棉纺织品和海产品这类对日本出口商有特殊利益的产品上，保证给予三年低税率的协议。这份协议到期后，宋子文于1933年5月22日立即宣布了一项新关税，终结了这些产品的优惠税率，并极大地提高了多种商品的税率。南京十分依赖关税收入，宋子文希望新关税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尽管如此，在一些地区，政府计划用税率来控制贸易，并保护国内的工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大概是唯一一次系统的尝试。中国官员坚称这种关税不是反日的，而仅仅是结束了日本以前优越的地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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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把这种举措连同美国的借款、国联的代表团及莫内的创议，视为宋抗日总方案的构成部分。具体说来，日本官员把新的关税看作是宋企图对失败了的抵制日货运动的补偿。日本对华贸易在1931—1932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中遭到了打击；但在东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后，南京国民政府渐渐地限制这场运动。1933年1月，宋也施行了一项要求所有进口货物明确地标明其来源国的规定。因而，日本对1933年5月的关税日程表做出了强烈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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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和在中国的日本报刊立即把关税作为宋长期抗战计划的一部分加以攻击。日本的学者指责这种关税意在阻止日本的对华出口。有吉直接向汪精卫和蒋介石抗议了这些修改。尽管宋辞职后，到处谣传说有一项新的亲日的低税率关税，但在天羽争论爆发时，1933年5月的税率仍然有效。(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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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最终屈服于日本的劝说，在1934年7月3日公布了一份修正的关税。据海关官员魏尔特说，新关税“与上一年贸易保护主义者的修改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次新关税极大地降低了许多日本对华出口的主要物品的税率”。(38) 这类物品包括日本占绝对优势的棉布、匹头和鱼产品。相反，为了补偿损失，南京提高了其他许多产品的税率，特别是籽棉、煤油、化学品和木器的税率。新税率对美国极为不利，因为那些主要由美国输入中国市场的产品的税率，幅度提得最大。以前保护某些民族工业的努力在1934年的修改中基本上被抛弃了。东京还迫使南京无限期地推迟最初的国土要求。(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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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中国的观察家们把1934年的修改称为是亲日反美的，但日本的评论家们对这些变化仍不满意。南京国民政府总的关税仍然偏高，许多日本人要求回到以前的水平。不过，日本在反制宋的方案上的成功开始见效。在新的关税下，日本在中国市场中地位的反弹主要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中国（不包括东北）从这两个国家进口比重的变化如表1所示。由此可知，日本的市场份额开始恢复，尽管仍然低于1932年以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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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不包括东北）从美日两国进口比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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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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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美国 日本 1933年 21.9 9.9 1934年1—7月 27.8 10.6 1934年8—12月 23.6 15.0 1935年 18.9 15.6 1936年 19.6 16.6 资料来源：柯博文：《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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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关税的修改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比针对南京在日本的压力下废除宋氏方案中的其他内容更为强烈。关税变化比其他悄悄所做的让步更清楚地揭示了绥靖政策。例如，国联的计划是慢慢停止的，没有做出公开的取消，且罗杰曼在日内瓦的复职似乎是国联的事务。财团问题和棉麦借款都是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是多种因素混合导致的。在关税问题上就没有这些纷繁复杂的东西罩着，日本的影响路人尽知。商业团体、金融家、专栏作家和政治家们抨击政府屈从于日本的压力，抛弃了贸易保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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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人领袖中的泰斗虞洽卿告诉记者，新关税“对中国是沉重的打击”，因为日本产品的价格将被进一步降低。上海总商会、中国纱厂联合会和其他团体通电反对，均认为新关税将严重地损害中国的民族工业。(40) 专栏作家汪仲芳写道：“可以说，日本人未发一枪就取得了另一场对华胜利。这一次，鉴于他们成功地从中国政府那里逼取了让步，这场胜利甚至更加势不可挡，将最终使他们实现长久以来的建立对华经济霸权的梦想。……他们急于迎合日本人。”他认为，中国的亲日官员“准备以他们可以分得一杯羹的价格出卖祖国”。(41) 甚至通常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国闻周报》也表达了对这项关税的失望。这些变化的亲日性质似乎是明摆着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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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批评者们在关税问题上一如既往地最为仇视南京国民政府。《三民主义月刊》上的一篇社论把这种政策说成是向东京投降，敞开国门供人倾销，以摧毁中国的民族工业。其他广东撰稿人把这个举措看作是日本摧毁中国工业基础的总计划的组成部分。在日本的控制下，东京将实施一项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政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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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极力压制这些批评。孔祥熙在1934年7月19日会见重要的棉纺织厂厂主，说服他们鉴于日本对政府的压力接受新的关税。蒋介石亲自发布命令，强迫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审查人和报纸编辑禁止对新关税做任何不利的报道或评论。报刊必须终止对其亲日性质或商人团体反对关税修改所做的所有评论。政府甚至审查海外电报以阻止外国记者发出揭露在关税问题上民众普遍不安的报道。在其权力能够达到的任何地方，南京对关税的抗议均予以镇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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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权力鞭长莫及的地区，日本人对当地的官员施加了直接的压力。例如，由于抵制日货运动在湖南依然活跃，日本驱逐舰在1935年6月中旬开到了长沙。海军军官与控制该省的何键将军交涉，强迫他解散抵制日货委员会。日本海军帮助分发日货，迫使中国商人中止抵制日货运动。因而，压力既施加给了南京，也施加给了各省，从而提高日本的贸易地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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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蒋介石在1934年维持了“先安内”和对日妥协的政策，但代价是高昂的。南京不得不在经济决策上牺牲其自主性，因为东京要求中国抛弃宋氏方案中的主要内容。如果宋能够在诸如保护关税和外国借款及中国控制下的技术代表团方面维持其努力，南京的建国努力本来是可以被巩固的。中国也许能够建立起统一和独立的民族经济基础。但日本坚持使中国的经济依附于日本的政策。这并不说明1934年政策的改变极大地降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世界大萧条和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的影响，扼杀了中国在这些年里重大的经济起飞。尽管如此，退让的政治代价更大。南京未能保护中国的经济利益，使商业和银行部门与政府关系疏远，并削弱了它的民族主义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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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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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羽争端和经济问题威胁到了中日亲善，华北局势依然不稳定。1933年12月末和1934年1月初，关东军决定完成向察哈尔省东南部推进的行动。由于几周前已从冯玉祥手中夺回多伦，日军打算保护长城延伸进入该省的那块地区的安全，因而发动了包括空中轰炸的重大进攻。在多伦加入冯的大业的刘桂堂从察哈尔逃到河北和河南，他在那里与国民党正规军发生了冲突。与此同时，孙殿英在宁夏的军阀混战爆发了。所有这些行动说明了华北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同时，日本在天津的驻军司令部开始修建一个靠近南开跑道的机场，这引起了该地区中国人极大的关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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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当局利用悬而未决的局面逼迫黄郛谈判，暗示他如果继续拖延，就要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中国本土与东北之间恢复通车通邮是主要问题。关东军曾在塘沽及随后的大连会议（1933年7月）和北平会议（1933年11月）上，就这个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日本不仅寻求铁路和邮政服务的联结，而且也寻求电话、电报和商务航空交通服务的联结。若满足日本人的全部要求将会危及南京不承认伪满洲国的政策，并在中国公众中引发强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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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在1933年底曾推迟解决这个不得人心的问题，当时既面临着福建事变，也面临着来自孙科系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和立法院的反对。事实上，中央政治委员会表决限制黄郛在铁路和邮政问题上谈判的权力。南京对这个问题老练的处理，表面上传递了北平会谈已经破裂的印象，而实际上它已经说服了日本人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下一年春季。(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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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会谈间隔的几周里，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并没有从报刊上完全消失。负责与日方直接谈判铁路安排的平奉铁路负责人殷同，于1933年12月来到南京，与中央政府商讨这个问题。他的到来再次引起中日亲善的反对者们的关注。方秋苇在1934年1月1日的《时代公论》上撰文质问：“是谁在寻求建立铁路、邮政和海关的服务？是谁在拼命地争取这些？”方断言，答案显然是日本人，而不是南京认为将从这些联结中获益的东北人民。“东北人民现在寻求的不是从铁路和邮政服务中得到任何的便利，而是希望有人能解除他们的疾苦，把他们从奴隶般的锁链下解放出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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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当黄郛南下江西与蒋介石商量这个问题时，铁路和邮政问题上的举措变得明朗起来。在公开场合，南京否认任何未定的协议；而蒋本人则小心翼翼地保持缄默，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反对非常强烈。交通部长朱家骅——恢复与东北联系的反对者——在4月12日重新确定了阻碍的政策；次日，孙科主导的立法院表决反对黄郛的谈判。立法院终结了黄郛主持华北外交的权力，并下令阻止所有关于铁路连接的会谈，因为它断言这样的举动将导致对伪满洲国的承认。在邮政问题上，该机构提议承认日本人而不是伪满洲国在占领区域发行的邮票。这个建议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被占领的比利时使用邮票的实践。这表明仅是承认军事占领，而不是在外交上承认一个傀儡政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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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内部如此强烈地反对，南京本应无限期地拖延这个问题，可关东军当局却不等人。4月13日，他们指责中国在执行《塘沽协定》时“无诚意”，并警告说，如果中国不议定通车通邮，这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关东军头目坚称铁路和邮政问题是塘沽口头谅解的组成部分。同时，日本在平奉铁路沿线增加兵力，并于4月11日在北平东郊、4月17日于丰台举行军事演习。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在北平激起了一阵关于日本即将采取军事行动的谣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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