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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攘外必先安内”的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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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4年夏季和秋季，蒋介石似乎已经稳定了中日关系，而第五次“围剿”也趋于成功。谈判延伸下来，并化解了一些问题，如铁路和邮政问题及日本人破坏宋氏经济方案的决心。即使是像横生枝节的天羽问题的突发性打击，也通过谈判得以控制。尽管如此，蒋这几个月中在控制日本问题上的成功，直到事后才显现出来。这一次充满了危险，潜在的中日危机原本可能随时爆发，迫使蒋延缓了其反共军事行动。最大的风险绝不是来自像关税或与伪满洲国的铁路连接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南京已经预见到了，并谨慎地控制住了。最大的威胁是那种突发性的“事件”。在中国的中日紧张气氛中，总是存在着单个的挑唆者可以采取行动从而造成局面突然升级失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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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件的潜能是巨大的。在中国某些地方，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没有突发性的事件。在6月初发生的事件可能具有典型性，当时在天津的中国海关检查人员企图登上一艘名叫“昌平丸”的日本轮船。他们被手持刺刀和手枪的年轻日本人阻止了。在大多数这样的场合下，中国提出抗议，但通常在日本的压力下屈服，这次也是如此。(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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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副领事藏本英明在南京的失踪，是这些事件中最为危险的一次。仇视在短瞬之间就迫在眼前。事件开始于6月8日夜，在有吉明对南京的访问结束时。在有吉离任的欢庆中，藏本不见了，他的失踪在次日早晨才被发现。当时日本官员照会中国的外交部，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寻找藏本。南京警方进行了全面的搜寻，悬赏15000银圆给提供线索的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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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没有明显的证据）均把责任推向对方，这就是1934年6月中日关系的状态。日本官员和记者立即把它看成是中国的一个阴谋，认定这位领事已经被中国逮捕以向日本的外交官施加压力。中国人则肯定这个事件是日方的一个阴谋，是用来制造军事行动的借口。许多人想起了为日本人进攻东北提供了托词的中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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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领事馆明确地把责任推给了南京，为失踪事件向中国政府做了强烈的抗议。在一份正式声明中，副领事田中把这件事说得极为清楚：“证明了中国政府无力保护日本人民的生命和财产。”(77) 领事馆让日本海军派军舰到南京以强调其不满。从上海向上游开来的“对马”号巡洋舰和“苇”号驱逐舰，与另外一艘来自汉口的驱逐舰相会合。(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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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新闻报道坚定地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一场阴谋。联通社从上海发回的报道讲述了最近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日本领事官员的无礼事件。联通社声称藏本最近曾抱怨被中国警察跟踪。日本记者立即谴责中国警察的监视，并同时把它作为中方责任的证据。在这个框架内，一个阴谋理论可以很快被塑造出来。6月11日，东京《朝日新闻》在报道中写道：“在藏本先生不明不白地失踪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宪兵曾对日本总领事馆的官员进行盯梢。所有那些游荡在日本总领事馆官员身边的中国人都被认为是蒋介石领导的臭名昭著的蓝衣社控制的特务……因而，藏本先生很可能是被这些特务绑架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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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日本报纸甚至更加直接。例如，东京的《时事》称是中方的责任，并对仅是由于特殊原因的说法进行质问。“不论是什么动机激发了中国人的愤怒，导致了藏本的失踪，不论它是由中国内战而引起的政治阴谋，抑或是一场针对藏本个人的恶意行为……中国必须明白问题是非常严重的。”(80) 6月13日的《报知》写道：“如果藏本事件系中国政治阴谋所致，那它给全世界提供了一堂有关中国真实现状的实物教学课。在那里，再也找不到哪个镜头比现在当前的事件更能再现中国乱七八糟的状态了。”(81) 日本的右翼组织对这个事件大加利用。6月12日，国体拥护联合会的头目向外务省发出呼吁，要求日本采取强硬的行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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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当这位走失的副领事被发现藏在靠近明孝陵的小山上时，藏本事件便突然告终。在赏金的激励下，当地的农民向中国警方报告了他的所在之处。中国警方在把藏本送回给日本当局前与他进行了谈话，并报告他躲到山上显然有自杀企图。藏本可能遭受了情绪上的困扰和事业上的困难，在有吉访问南京的过程中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由于公使的离任，藏本明确地被指派去管理行李。由于受到了侮辱，这位副领事溜到了郊外，在那里准备绝食自尽。在对他询问之后，藏本被送还给了日本当局，他们很快把他带走，用日轮把他送到上海进行治疗。最后，藏本被隔离起来送回了日本，整个事情被东京隐瞒了起来。(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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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藏本的现身，南京国民政府如释重负，一场潜在的危机被消除了。中国媒体对结果感到很高兴，因为东京似乎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相当愚蠢。日方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阴谋，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正如《中国每周评论》所写的那样，藏本“不仅活着，而且是一场国际事件中的主角，这场事件给了日本帝国政府以绝顶的讽刺。最具讽刺性的是在中国的日本外交、海军和军事方面的官员，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藏本的失踪夸大成一场重要的外交事件，他们对此负有主要的责任！……仅仅一个副领事就使他的国家备受讽刺，而所有日本的军事力量也将无法阻止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嘲笑，对于一个卑下的日本人而言，它依然如故。”(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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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没有马上原谅中国。国民通讯社的一篇评论写道：“外交大臣活着被发现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其冒犯的政治性质……因为一名在中国首都特别警卫队护卫下的外交官，是不能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弄丢的。”(85) 最后，日方慢慢地接受了中国警方的说法，藏本是由于个人原因单独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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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初的喜悦消退之后，许多评论家反思，这次事件是如何导致中国濒临灾难的。正如汪仲芳所写的那样：“我们一想到万一他真的被……〔杀〕接踵而至的可怕后果，就不禁要战栗。只要有他失踪或发现已死的事实，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将成为一个充分的借口，对此，日本政府可以采取任何它认为合适的过激行动。”由于军官中村被杀就足以入侵东北，那么，一名副领事的死亡“将肯定被当作实施他们策划已久的征服全中国的一个千载难逢之机”。(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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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写道：“五天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上下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并充满了紧张和焦虑的气氛。”他回顾说，在此期间，“政府债券的价格急剧下跌……〔但是〕，一当他被发现的消息传出后，证券市场立即回升”。汪写道，现在威胁结束了，但第二次这样的事件则随时还会发生。“我们总是处于日本威胁的危险之中。”(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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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许多中国人仍然相信整件事是日本的一个阴谋，一次悉心策划的挑衅事件。迟至1981年，一份国民党官方有关该事件的报告称，藏本“告诉警方，说他是奉命失踪，以给日本提供一个干预中国事务的借口”。(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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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藏本事件持续不到一个星期；这次危机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这次事件暴露了蒋“先安内”方针的脆弱。一个人——似乎是出于个人原因采取的行动——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日本媒体大都对蒋在实施绥靖政策中的政治牺牲视而不见，宁愿立即对蒋和蓝衣社进行谴责。日本官员似乎乐于使用军队作为胁迫的首要手段——海军会集南京就是证明。中国确实幸运。藏本显然打算自杀，但缺乏进行到底的勇气。假如他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死了，来自右翼势力对东京的压力可能迫使日本采取侵略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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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直留在江西的军事指挥部中直到危机的平息，6月15日他回到了南京。蒋和其他南京官员似乎被新一轮日本侵略的可能性所吓倒。在这件事之后不久，蒋批准了对伪满洲国开通铁路业务；几天后，7月3日，南京公布了新的亲日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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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藏本事件和进一步的对日妥协后，再次为他的“先安内”方针进行辩护。面对他在江西军官们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赞成一个更加强硬的对日立场——的低落士气，蒋于7月23日和24日在庐山向军官团做了秘密演讲。在这些讲话中，他强调日本的绝对优势及其战争准备，与中国的不备战进行了对比。他号召其军官予以更大的投入和奉献使中国备战，而他同时劝告要忍耐并理解“先安内”的必要性。中国军人必须致力于“恢复我们军人的人格和灵魂，……完成吾人安内攘外复兴民族之革命使命”。(89) 蒋警告说，由于日本已经占领了长城，每一位军人都必须更加努力工作，献身于民族大业。他劝诫说，鉴于以前每人每日工作8个小时，他们现在必须工作12个小时。(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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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警告说，这种紧迫感并不意味着马上抵抗，时机并没有成熟。他说：“敌人的情形，就军事上来看，可以说无论那〔哪〕一方面，都准备齐全了；他的陆军，到于〔如〕今已有三百三十万人，海军已有一百二十万吨，空军……现在已有三千架了，他们对于战事上一切的准备，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那〔哪〕一项都已准备好了。”蒋通过对比说，就中国形势而言，“不仅是在物质上和实力上没有具备，就是在我们思想上、精神上也没有统一。我可以断言：现在如果我们和日本打仗，一定有些恣睢灭裂的反动派来乘机捣乱”。(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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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蒋并不认为形势无望。他提醒军官们，中国是一个由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引用孙中山的话）。因而，日本不仅必须挑战中国，而且必须要打败所有的西方列强，而日本缺乏完成这个目标的力量。蒋评论说，事实上，中国绝对没有给日本造成真正的军事问题。他说：“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因为“中国不配做他军事上的目标”。中国太弱，以至于日本最高司令部无须认真地考虑其军事威胁，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美国、苏联和英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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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蒋警告他的军官们不要理睬企图利用日本问题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反革命分子的诽谤”。蒋重申孙中山早期的警告：“如果我们中国没有得到时机，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可以在十天之内占领中国一切重要地区，就可以灭亡我们中国。这句话就是我们总理〔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苦心警诫我们一般国民的话，后来一般反动派，说这些话是我讲的，就说我是怕日本人，不敢同日本人宣战。……反动派尽管帮助敌人来攻击我国政府。”(93) “现在这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所以今后我们要抵抗倭寇唯一的条件，就是统一。”(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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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回应了蒋的观点。“闻得有些同志将‘剿匪’与御侮看做两件事，以为‘剿匪’为轻，御侮为重，这是很错误的。……犹如要向前方去打仗，必须肃清后方。国内的‘匪患’，如果不能‘剿除’，那么，我们步步受着牵制，有何方法去抵御外侮呢？”汪称这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个问题。(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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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如此不得人心，但在1934年，“先安内”仍然是蒋汪政权的政策，并且，它收到了成效。中日冲突避免了；11月10日，国民党军队进入了江西苏维埃政府的首都瑞金，蒋介石已把中国共产党逐出了中国南方。但代价依然高昂。为了迎合日本，蒋介石不得不极大地改变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废除国联的项目，削减美国的棉麦借款，并降低对日本产品征收的关税。在华北，蒋不得不批准与伪满洲国的交通连接，这就软化了不承认的立场。所有针对日本要求所做的这些妥协，在政府内外弱化了南京领导人民族主义的公信度。蒋介石面对着江西军官团中的不满，不得不持续地用演讲和运动来鼓舞他们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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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六章 敌乎？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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