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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六章 敌乎？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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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解〔力〕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终究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中山先生曾经说：‘如果东亚没有日本，中国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1) 这些表述中日合作必要性的言论，出现在徐道邻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段落中。这篇文章的标题为《敌乎？友乎？》，写于1934年10月，发表在一家与外交部有关的《外交评论》12月的增刊上。实际上，这篇文章的要旨是蒋介石授意其秘书陈布雷，由陈撰写了最终的样稿。正如蒋后来叙述的那样，由于政治原因，“不便”以陈的名义来发表。为了偷梁换柱，民国初期著名的亲日政客徐树铮之子徐道邻被署成了作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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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作者身份被偷梁换柱，但这篇文章被大量地转载和讨论，它的官方色彩已是路人尽知。日方把这篇文章看作是蒋介石对其观点的表达。正如一位日本的观察家尾崎秀积在该文发表后不久评论的那样，这篇文章“作为一种试探性的气球很值得注意。作者是徐道邻，但据传他写这篇文章是与国民党评论家陈布雷合作的，系根据蒋介石的授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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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乎？友乎？》中，蒋介石表达了中国迫切希望与日本建立和平关系，并在实际上对广泛解决中日之间的困局列出了和谈的要点。作者建议，中国应抛弃以前依赖国际联盟的政策，并开始双边会谈。由于在江西的反共战争已到了最后关头，蒋显然希望解决他的主要外交难题，以集中全部力量追歼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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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开始就坦率地承认南京政府的政策走进了死胡同。蒋写道：“〔中国政府〕目前所标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在只足以表示当局的无办法。”中国人也不会希望出现一场解决其问题的世界大战，尽管蒋在以前的演讲中曾这样说过。“现在更有一类人，悬想到俄日或美日开战时，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中国将何以自处……因此可知，中国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守住中立，或希望从中取巧，得到什么利益，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作者总结说，中国唯一的希望是消除战争的可能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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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指出和平也非常符合日本的利益。尽管日本具有军事优势，但如果战争爆发，征服中国并不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日本有能够封锁中国沿海的海军力量；但由于中国是一个次殖民地国家，其他的外国列强在中国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并将反对日本。因此，日本与英国、美国或是苏联开战就成为可能。如果日本入侵内地，它很可能会组织一个第二和第三个傀儡国（在华北和内蒙古），但这将要在财力和人力两方面付出代价。民众在伪满洲国的抵抗还在继续，故日本必须在那里留下相当规模的军队；相似的情况也会在中国其他地区出现。即便日本能够在常规战争中轻易地打败所有的中国军队，但城市、港口或重要交通枢纽的沦陷也不会击垮中国或其自然经济。人民将幸存下来，并进行战斗。日本将不得不征服中国每一寸土地。蒋认为，尽管日本的力量强大，但它为了自身的利益仍然要建立一种和平的关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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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篇文章以别人的名字发表，蒋坦率地承认南京以前的对日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蒋承认南京本应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与日本直接进行谈判。没有这样做的结果是，与日本温和派达成协议的任何希望注定要落空，并使军国主义者坐收其利。(6) 蒋还认识到中国官员缺乏试图找到解决办法的胆量。“九一八事变”已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反日情绪，而中国官员担心违背民众的意愿。他们没有认识到革命的外交不同于一般的外交。作者引用了列宁在以前的世界大战中大胆地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的事例，从短期来看是付出了代价，但最终拯救了十月革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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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日本真的希望和平，那么，它也将不得不做出牺牲。中国人民乐于把日本人视为朋友，但只有在他们抛弃了侵略方针的情况下才会这样。蒋警告说，中国不会接受东北的永久沦陷，因此，为了与中国进行文化合作的方针，日本应该放弃使用武力。它应该在与中国达成更大和解的背景下，归还劫掠的中国领土。蒋认为，对他们来说，中国必须愿意与日本和解，必须认识到狂妄自大、拖延、裹足不前、感情用事及不理智的想法根本不能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如果双方能够清楚地认清这些，那么，中国和日本可以变得非常近密，甚至可以永远和平共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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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敌乎？友乎？》表达了蒋的态度：希望全面与日本和解，但也认识到任何中国政府都不可能做出某些形式的牺牲。这篇文章被大部分中国报纸转载，并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它的半官方性质是众所周知的。它发出了蒋介石愿意把中日谈判引向全新的和更广泛的基础的信号。像对“一·二八事变”或长城抗战这样地方性的和直接性的问题的讨论将不再设限。一个总的和平条约似乎是可能之事。因为它暗含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方向，这篇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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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政府的文人迫不及待地拥护这个新观念。1935年初，陈公博在一家刊物上撰文称，国家不像个人，不可以有永久的敌人。关系太复杂，且影响世界的和平。陈认为，中国应该改变其早期的立场，并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9) 然而，随着《敌乎？友乎？》之争的持续，在蒋和陈公博这类的汪精卫系之间，分歧日益凸显。蒋和汪之间从来没有谐睦过。这两人均同意与日本进行谈判，但汪显然对蒋不更加公开地支持这项政策心怀不满。蒋经常离开首都，迫使汪独自地实行一项不得人心的政策，且蒋甚至不愿以陈布雷的名义来谈论《敌乎？友乎？》这个问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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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日报》主笔、汪系中的一员林柏生在1935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了对蒋的方针的某些不满。林写道：“我读了徐道邻君《敌乎？友乎？》一文之后，我所最佩服的……我以为到了今日，中日两国人士，都应该有徐君一样的态度，不为环境所驱，不为情感所闭。”不过，林认为徐（即蒋）没有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日本很可能将不会同意归还东北的领土，甚至很可能还会继续侵略。那么，中国该做些什么呢？林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和谈”的政策——一项与汪精卫及《敌乎？友乎？》中抨击的方针有关的政策。林告诫说：中国“一面要努力准备，一面要充实国防，一面要运用外交”(1) 。如果日本不准备主动采取行动，那么，中国应当坚持它的现行政策。林确实表达了希望日本停止其军事进攻并进行正式谈判的想法，但是——可能是为汪执言——他告诫说：《敌乎？友乎？》可能把和解的期望提得太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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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对《敌乎？友乎？》的反应毫不含糊，它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三民主义月刊》在提及徐和林柏生的文章时，将其斥为南京官员的“投降路线”：“为什么这两篇文章值得我们注意呢？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正确，而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极为荒谬。他们各自代表了南京政府中的某位人物的外交计划。前者〔徐〕代表了蒋介石的对日路线。后者代表了汪精卫的立场。”作者嘲讽了徐对蒋的外交政策的叙述。文章称，蒋以“不抵抗将军”闻名于世。他镇压反日的抵制日货运动，并且，甚至不允许谈论抵抗。(12) 至于林，作者抨击其路线是卖国的。林曾指出日本不愿归还东北省份，且如果没有一场自取灭亡的战争，中国基本无法改变这种局面。《三民主义月刊》断言，这个路线表明汪精卫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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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独立评论》一如既往地发表了更加理性的评论。在1935年3月3日出版的那期刊物上，傅斯年对中日合作问题进行了评说，他说这是以前的两个月被大量讨论过的问题。傅指出，日本和南京领导人必须明白东北一定要归还，越出国联报告的任何东西实际上都不能被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加以接受。傅断言，日本必须放弃不断镇压抗日活动的要求。这不过是被用来作为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借口。最后，南京必须在任何对日条约中，避开任何领土的和经济方面的利益集团。因此，傅的态度成为对南京新的对日倡议持谨慎和怀疑态度的一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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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本人表达了相同的、悲观的看法。出于对一位日本记者问题的回答，他称他不相信“中日两国关系真趋好转。因为两国间的友谊的根本阻碍至今尚未除去。此根本阻碍即是伪满洲国之存在”。胡警告说，政府无法按日本人的要求制止抗日活动，因为人民敌视的态度已经根深蒂固，只要日本占领着中国的领土，就无法改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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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蒋的试验气球在中国遇到了含糊的对待，无法给像胡适这样的温和派留下印象，并现出了蒋和汪精卫之间的嫌隙。尽管如此，《敌乎？友乎？》这篇文章主要是意在东京而非中国的民众。在日本首都受到的对待，将决定关于永久和平的试验性的暗示是否是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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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中日亲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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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乎？友乎？》在中日关系的风风雨雨中出现，并展现了对用条约解决问题的短暂希望。日本新闻记者松本重治甚至在他的回忆录中把这几个月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时期”。1934年秋季和冬季，汪精卫数次会见日本公使有吉，包括一次餐会交流，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友好的外交关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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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日本和中国媒体均不断猜测正式的外交谈判已然逼近了。日本在南京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在1月21日会见了汪精卫，并对记者说，中日关系正在绝对地得以改善。次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国会中说，中国政府似乎缓和了其反日立场，并且，“目前在中国人民中间正在形成一种感激日本真正动机的趋向”。广田称，为此，日本将“用一切办法来鼓励这种倾向”，并且，他希望中国将在那个方向上一同努力。(17) 报刊报道指出，广田提出了在条件改善前需要中国人给予满足的两个重要要求。第一，中国必须制止所有反日的情绪和怒潮。第二，南京应该与东京和伪满洲国合作，组成一个共同的经济集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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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报纸立即把广田的讲话解释成改善关系的信号。就像东京的《日日》报道说：“中日局面现在进入了这样的阶段，如果双方政府分别〔原文如此——译者注〕加以控制，将在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中看到巨大的变化。在日本，外务大臣在国会的讲话，在中国，汪〔精卫〕博士的姿态及蒋介石和有吉公使的会谈，均指向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方面。”(19) 这场吉兆在1935年的整个春季得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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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黄金时期”潜在的障碍是日本的军队，它们一直反对任何可能强化南京的总协定。日军特别是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要求把北方从国民党统治下分割出来。我们还记得，1933年11月，日本军方曾强迫斋藤内阁签署一个日本从政治上推动中国分裂的计划。1934年12月7日，在军方的不断施压下，冈田内阁在批准一份题为《关于日本的中国政策问题》的文件时，重申了这项政策。这份文件谴责南京应对华北的反日情绪负责，并要求削减其在那个区域的权威。中国不是被看作一个国家，而是几个地区，南京仅被视为一个地方性的政权。关于国民党政府，这份文件强调镇压反日情绪的必要性，并巩固日本在中国的商业地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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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外务大臣广田和军方追求着两项不同且矛盾的政策——广田想与南京达成一个总的协定，这个协定事先设定了南京政府作为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军方想分裂中国。(21) 12月7日的会议之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均把华北独立的计划升级。(22) 日军的行动，尤其是下述的察东事件，显然与1935年早期外务省积极的声明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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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2月7日的文件秘而不宣，但中国报刊仍分析出广田并没有得到军方对其中国建议的全面支持。例如，1935年1月14日的《国闻周报》注意到，尽管日本外务省发表了对华外交政策，“但同时，一部分号称强硬派的军人，把关东军和与驻华武官打成一片，指摘〔责〕中国当局对日之无诚意”。《国闻周报》总结说，“外务省虽有意要把对华外交，拉到常轨，……而实际上至少华北的外交，是在日本军人之手”。(23) 两周后，在评价广田在国会的演讲时，由于日军在察哈尔的行动明确显示了对广田和平方针的反对，《国闻周报》重申了它的悲观论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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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军反对，但南京政府和东京的外务省仍在推进和平进程，大概是希望形成不可阻挡的和解之势。1月29—30日，蒋介石接见了有吉，当时告诉记者说，他认为广田在国会的演讲中很诚实，且双方应该力图改善对待对方的态度。目的就是敦于睦邻。(25) 2月14日，蒋对大阪《朝日新闻》的一位记者说，中日关系似乎正在改善。数日后的2月20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一次讲话中说了同样的话。汪说：“要想实现‘统一’和‘建设’，必需要长时间的和平，……中国对于任何友邦都愿意在平等互助原则之下，保持增进友谊与和平的关系，何况对于在地理上、历史上、文化上、种族上和我国有密切关系的邻国日本呢。”汪特意提到1924年12月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所做的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这位已故的领导人号召中日进行合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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