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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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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东军已控制了华北的局势，但天津华北驻屯军中的极端分子掌握着主动。不仅这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竞争，而且日军“皇道派”强硬路线成员酒井高桥大佐也赞成对华采取强硬的立场。在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去伪满洲国参加一次会议期间，酒井乘机向中方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远比梅津或东京所批准的那些要强硬得多。5月29日，酒井和高桥坦向何应钦发出了最后通牒（但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要求清除在河北的国民党政权。次日，天津驻屯军在于学忠的官署前围上了装甲车和机关枪。(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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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井在5月29日提出的要求范围极为广泛，并在随后的6月4日和6月9日与何的会议中得到了强化。酒井称，如果反对伪满洲国的活动继续下去，那么，天津和北平将可能不得不被并入非武装区。他威胁说，如果再有像天津谋杀之类的事件发生，就要采取军事行动。酒井要求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所有机构从河北撤走；像蓝衣社之类的反日组织必须解散；所有中央军，包括蒋孝先率领的驻扎在北平的中央宪兵第三团、黄杰指挥的第二师部队及关麟征指挥的第二十五师，必须从河北撤出；被认为是反日的天津市市长和其他官员必须被撤职；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必须被撤走，而他的五十一军，即原先属于东北军的3万部队，必须离开河北；河北省政府也必须迁到保定。最后，酒井要求蒋介石放弃其表面上喊着友好关系而暗地里却准备着对日战争的双重政策。6月9日，酒井特别强调，必须在全中国而非仅在河北根除反日活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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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蒋介石在成都指挥“剿共”战争时，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蒋通过电报与何应钦、汪精卫、黄郛和张学良进行商量。南京与东京进行接触，企图给天津驻屯军以釜底抽薪。蒋作宾大使通过广田弘毅表示关注河北的问题。尽管如此，日军坚称最后通牒纯属外务省职权以外的军事问题。因此，广田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商谈。(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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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断定何可能不得不接受最后通牒，但指示他不要签订任何正式的协定，只在口头上接受。何企图改变日方的要求；但酒井把压力公开化，对记者说：“如果中方认为目前日军的示威……纯系威胁，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日方再也无法容忍中方的背信弃义了，从而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秩序。”(64) 其时，关东军在山海关部署了一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并在锦州部署了两个空军中队。天津驻屯军把军营安在了唐山和天津，准备立即采取行动。事实上，6月9日当于学忠部队的几名士兵烧掉了属于华北驻屯军的一根电话杆时，战事一触即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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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也采取了一种威胁性的态度。在报道酒—何会谈时，东京的《朝日》写道：“事态的发展不能不说华北的局面是南京当局的过失，它对日本一直实行双重的政策。”东京的《报知》对这种情绪做出回应：“由于于学忠将军莽撞的行动……国民党和蓝衣社无视《塘沽协定》、采取恐怖行为和反日行动，华北正处于极为严重的局势中。”大多数日本媒体采用了军方的说法，认为广田“软弱的”对华政策使蒋介石的态度变得强硬。东京的《日日》报道说：“让局面恶化的是蒋介石将军的态度……没有迹象显示他会采取行动来解决争端……在我们一度本应进行戒备时，我们已经过多沉湎于中日亲善的谈判中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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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井在6月9日的会议上采取了一种反常的威胁态度，结果，何决定立即接受日本人的所有条件。6月10日下午，他在口头上予以接受。由于最后通牒是以梅津将军的名义发出的，这次谅解通常被称为《何梅协定》。当于学忠不愿放弃他的职位时，执行协定的障碍产生了。于曾在5月25日同意把河北省政府从北平迁到保定，企图对日方先行让步，但他不愿再做其他退让。蒋介石曾要求在汉口的于的老长官张学良进行干预。据某些报道说，张最初支持于，但在最后同意打电报劝于辞职。(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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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南京于1935年6月10日发布了《敦睦邦交令》(4) 。这项法令禁止反日活动，尽管没有具体指明日本。法令中说：“睦邻尤为要着，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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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史学家认为，中方退让得太轻率，而天津的华北驻屯军缺乏对最后通牒支持的力量。例如，黎令勤指出，何应钦没有恰当地区分驻屯军和关东军提出的那些要求。在他看来，“南京向天津驻屯军的让步是一个判断上的败笔”。(69) 事实上，日本在某些方面对驻屯军的支持确实很弱。按照詹姆斯·克罗利的看法，日本海军担心可能有西方列强卷入华北的新危机，且对这样的冲突没有准备。军部也告诫梅津不要采取军事行动。因而，克罗利断定南京软弱的反应鼓励了极端分子。他写道：“天津驻屯军轻易地使河北的国民党政府妥协了，并没有逃过总参谋部情报部门的眼睛。”(70) 另外，南京几乎无法依赖来自温和派或西方列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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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的口头谅解并没有终结“何梅”问题。高桥坦在6月11日强迫何签订一份正式的文件，但蒋通过电报反复要求必须维持口头上的谅解。另外，在6月11日的书面文件中，高桥加进了三点声明，何认为这极大地超出了6月10日口头协议的范围。这三点是：第一，“对于有再度渗入之嫌疑或有妨害中日关系之虑之人物或组织不得重新进入〔河北〕”；第二，那些临时性或地方自治层面的官员应该是那些不会“妨害中日关系”的人；第三，日本可以对局面进行检查和监督，以确保协议被执行。这三个新的条件将把河北的地位降低成日本的保护国。为了避免对这几个方面施加进一步的压力，何于6月13日离开北平来到了南京。(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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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官员继续逼迫何做出书面声明。最后，在7月6日，何寄了封短笺给梅津：“径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5) 关东军头目后来争辩说这份书面声明包含了所有三条总的条款。中国人认为仅涉及了非常有限的要求，而不是三个总的条件。另外，对协定的调和性质感到难堪的国民党领导人甚至否认《何梅协定》的存在。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对一群抗议日军进入华北的学生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所谓的‘何梅协定’事实上并不存在。”在蒋看来，何与酒井之间的会谈以及何与梅津之间的短笺并不等同于日方大肆渲染的《何梅协定》。即使在今天，像梁敬錞、李云汉这样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学者及何应钦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称之为“所谓的‘何梅协定’”，就像它真的不曾存在过。(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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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何—梅的戏剧在河北上演时，关东军同时向邻近的察哈尔省进军，寻求推动其对内蒙古的蚕食。1935年6月5日发生在察哈尔张北的一次事件，通称为“第二次张北事件”，被用作向察哈尔政府提出新要求的借口。在这次事件中，4名日本特务从多伦去张家口旅行。由于没有护照和旅行证明，6月5日下午他们在张北的北门被扣留。据国民党的资料，“日人仅被扣留了八个小时，并未受到侮辱”。(73) 但日本史学家岛田俊彦称，他们“被关押起来不给食物和居处，被人抽出大刀和刺刀威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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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地的中国官员最终报告了在北平的宋哲元时，他下令把日本人释放了。关东军官员立即抓住这次事件，称这是对皇军的侮辱。他们声称，宋在第一次张北事件时就同意日本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察哈尔旅行。6月11日，张家口的特务头子递交了一封强硬的抗议信，要求惩罚那些曾经参与的人，并要求宋亲自道歉，还要保证不再发生侮辱事件。(75) 其时，6月11—12日在宋的部队与日本人的傀儡部队之间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日本人称之为“第二次热西事件”，而中方称之为“第二次察东事件”。(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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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现在有了所需要的借口，它唯一要做的就是决定向宋提出哪些具体的要求。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特务机构中的许多人想让宋的二十九军全部撤到黄河以南。但东京总参谋部表示反对，称这个要求过于强硬。在把于学忠及其五十一军驱逐出河北的同时，再强迫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京担心可能会激怒西方列强，并引燃中国的大众舆论。某些日本领导人也对宋哲元怀有矛盾心理。他们尽管谴责他的军队抗日，但认为宋比于学忠要好得多；而且某些关东军头目还希望把他收罗进一个亲日的“自治政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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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将军召集主要领导人物，并于1935年6月18日，煞费苦心地想出了一个与宋哲元谈判的方案。非武装区将进行扩展，以并入察哈尔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宋的二十九军将撤出这些地区（后来决定宋的部队事实上占领于学忠撤出的河北部分地区）。土肥原贤二将与宋进行谈判。(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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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河北做了重大让步的南京，希望在日本人行动前阻止他们对察哈尔提出要求。6月18日，南京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用秦德纯来代替他，并命令涉及第二次张北事件的部队向南调动。尽管如此，这些让步毫无成效，因为在6月23日土肥原贤二向新主席提交了关东军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把非武装区扩展到察哈尔境内，把二十九军撤到该省的最西南端，通常在张家口的南部和西部；二十九军的领导人必须为他们的抗日行动道歉；犯罪团体必须予以惩罚；并且，必须在察哈尔全省废止诸如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这样的反日组织。所有要求必须在两周内予以满足。最后，中国必须阻止所有从山东向察哈尔的汉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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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要求在6月18日被关东军首脑批准。另外，土肥原向秦德纯提交了一份未经南次批准的第二套要求，这些要求与土肥原组织一个由德王领导的独立的蒙古傀儡国家即所谓的“蒙古国”有关。实际上，土肥原企图威吓秦以支持这样的行动。他要求察哈尔政府不要干预日本和伪满洲国与蒙古人共事，支持日本在内蒙古诸如像铁路和公路建设这样的项目，要对日本在该地区的旅行予以便利并帮助修建日本的军事设施，同时要聘请日本人作为军事和政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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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纯被土肥原要求的范围惊呆了，他拖延了好几天，其间与南京进行了联系。土肥原威胁说如果要求不能被满足，就要采取军事行动，并且，关东军在热河边境进行集结。因此，6月27日，秦交给高桥坦一封信，接受日方的要求。尽管如此，最终促成《秦土协定》的确切原因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的书面资料中，国民党一直都认为秦仅是接受了第一组要求。土肥原和日本学者争辩说所有要求都被接受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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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能弄清楚的是，《秦土协定》后，宋哲元仍然担任二十九军的总指挥，其部队被分了开来，3万人调到平津地区，2万人留在察哈尔的张家口。秦德纯做了北平市市长，而张自忠成了1个月内察哈尔省的第三任主席。一支自卫军被组织起来担任察哈尔非武装区的警卫，其中包括两支部队，一支由汉人组成，另一支由蒙古人组成，总数达4000人。关东军对这些安排并不完全满意，8月5日，强迫汉人部队的总指挥允许蒙古伪军守卫察哈尔北部的6个县，该地区有与蒙古国的交通联系。(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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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入察是它策动蒙古独立运动的步骤之一。日本轻而易举地唬住了南京，并没有让德王有所损失，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左右逢源。德王曾于1935年5月访问伪满洲国，商讨在伪满洲国、日本和“蒙古国”之间可能的合作。《何梅协定》之后，他越发亲日了。在察哈尔取得成功后，关东军于1935年7月25日制定了新的内蒙古政策。这份文件大致说明了日本支持德王和其他领导人的计划，以发展和训练在察哈尔的自卫军，并扩大其在绥远省（察哈尔西部）的影响。这份文件最后断言内蒙古宣布独立的时间将取决于河北、山东和山西独立运动的进展。(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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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一直等到1935年底才在察哈尔采取新的行动。察哈尔多伦周围的地区已经由伪满洲国来统治了，并且，土肥原已经建立了一支由汉化的蒙古人李守信率领的蒙古伪军。因对察北的非武装区感到不满足，土肥原让李的部队于1935年12月8日对察北6个县发动了一次进攻。李部得到了关东军的坦克和飞机的支持，不过后者被装扮成了伪满洲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尽管东京限制日军直接介入这场冲突，但李军很快击败了非武装区的自卫军，并占领了察哈尔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12月29日，李到达该省西南部的张北，离张家口北部和长城仅数英里之遥。此时共有8个县被占，并开始使用伪满洲国的货币，接受伪满洲国的内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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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伪军的胜利把德王进一步推向了土肥原的阵营。1935年底，他访问了新京，在那里会见了南次将军，并接受了日本的武器和资金。德王最终于1936年2月12日宣布蒙古从中国独立，并使用了新的国旗。他在张北建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由他本人担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尽管德王不是一个完全驯顺的人，但这个新机构中有无数的日本顾问。许多日本领导人更想把这个新的地区并到伪满洲国的蒙古族地区，而德王则想要一个独立的地位。尽管许多蒙古王公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并向西逃到绥远，但新的安排是日本人对内蒙古进行操纵的一个重大胜利。(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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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显然强化了日本对河北和察哈尔的控制，对南京政府则是一个灾难。在渲染了好几个月的对日和平总协定的可能性之后，南京发现它的努力付诸东流。许多中国人开始相信中日关系的稳定可能要基于南京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尽管让许多人反感，但傀儡国显然存在，并且中国不可能去“解放”这些领土。因此，许多人认识到铁路和邮政联结的恢复是这种困难环境中最好的政策。尽管如此，1935年6月的事件表明，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并不足以让日本军方满意。它的意图在于河北和内蒙古，并可能是整个华北。南京的妥协似乎还没有让日本人感到满足，只不过是增加了它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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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南京在河北和察哈尔对日军的轻易屈服，在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失望。一位敏锐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日本记者松本重治注意到了国民党党内和党外，在《何梅协定》和《敦睦邦交令》后突然重新爆发的对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抨击。南京采取各种手段想压制反蒋和反汪气氛（就像松本描述的那样）。(82) 政府企图限制关于谈判的信息，一直没有公布关于《何梅协定》的任何正式文件（事实上它否认其存在）。特别在6月10日的《敦睦邦交令》后，政府加强了对中国媒体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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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并没有全部收效。关于谈判的消息从许多渠道透露出来。日本媒体对谈判进行了全面的报道，这些报道被在华的外国媒体采用。何—梅和秦—土会谈所要求的部队调动与人事变更被公布出来，正在华北发生的主要政权的转换已大白于世。在许多情况下，南京对媒体的控制，更多的是增加而非消除了不安。由于政府没有公布准确的协议文本，并且没有明确地发表中国的政策声明，推测和流言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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