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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蓝衣社在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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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求清除华北的抗日活动中,日本人主要对准蓝衣社。日本军方与媒体均把这个组织看作是一个秘密的、抗日的机构,并指责他们策划了在中国几乎所有被认为是仇日的事件。对蓝衣社排山倒海般的谴责,时常忽略了中国的政治现实,把他们与日本所反对的中国某位政治人物联系在了一起。(130) 对蓝衣社的指责还被用来把蒋介石与抗日活动直接联系起来。1935年8月,在重要刊物《支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华北事件与蒋介石的责任》的文章。文章断言,由于蒋直接领导了蓝衣社,他对华北局势负有直接的罪责。(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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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说法如果仅限于公开的言论,它们可以作为纯粹的宣传而予以禁止,但它们还出现在日本政府内部发布的秘密情报中。例如,日本外务省调查部岩井英一的一份研究中,就重复了对蓝衣社的许多公开指责。他把该机构描绘成坚决抗日、积极领导抵制日货运动的组织,以支持在满洲的抗日力量而著称,并参与了暗杀与日本进行合作的中国人。岩井指出,蓝衣社设计了一个长期的抗日计划,从而对日本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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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写于1934年的情报,指责蓝衣社在吴世昌领导下在伪满洲国的行动,认为他们对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一系列抗日恐怖活动负有责任。这份报告称,蓝衣社配合了东北抵抗力量的活动。在天津的机构也积极刺探日方情报,并参与暗杀,派人潜入伪满洲国。至于北平,这份报告援引了被视为蒋介石堂弟的中央宪兵司令蒋孝先的话。1934年的这份报告,列出了它说是在1934年2月潜入伪满洲国破坏铁路的特工的具体人名。4月11日,另一批10余名恐怖分子从南京被派到了天津(名字被列出)。蓝衣社已悬赏50万银圆购买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脑袋,而对各个军事和政治合作者也都定下了数目稍小的赏格。(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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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935年的一份政府报告《蓝衣社的组织及其反满抗日活动事例》中,对蓝衣社甚至予以更加强烈的谴责。它称,蓝衣社参与了抗日恐怖活动,与抗日的全国救亡联合会密切合作。蒋介石利用了最近的河北和察哈尔问题实施了抗日反满的活动,包括一系列的暗杀。这份报告捕风捉影地称,蓝衣社的核心是复兴社,该社是运动真正的前线组织,拥有10多万名成员。这份报告张冠李戴地说何应钦是一位重要的领导人;但它确切地把蒋介石说成是运动的首脑,并查明了其他领导人如刘健群的身份。(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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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继续写道,伪满洲国新一轮的恐怖活动,从1934年7月25日的一次会议后数量有所增加。在这次会议上,徐会之被任命为蓝衣社东北局的头目。报告称该局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在东北的抗日活动和恐怖行为。包括一些有组织的朝鲜人在内的暗杀团在天津进行行动,并试图潜入伪满洲国。蒋介石也亲自派遣蓝衣社的铁血团成员到北方从事恐怖行为。有50名成员已经来到了北平,有半数进入了伪满洲国境内,另一半在通向奉天的铁路沿线领导了一场暴动。(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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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过于夸张的谴责,但这份报告指出了日本人在与蓝衣社打交道中的成功。1934年4月,当这些特工潜入山海关时,许多人已被捕获。当铁血团特工的暴动被镇压时,他们被抓了起来。不过,这份报告称,威胁仍然存在。1935年1月,一名蓝衣社的特工已着手实施在奉天地区支持抵抗的计划,并且,还有一次企图在溥仪赴日途中对他进行暗杀的活动。(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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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认为,蓝衣社仍然控制并指挥着在伪满洲国的主要抵抗部队。它列出了吉林、黑龙江、奉天和热河将领的具体姓名,并暗示他们的部队仍然是伪满洲国的一个威胁。蓝衣社还在华北和满洲指挥着反日的抵制日货运动与媒体的活动。这份报告援引《大公报》4月刊登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伪满洲国的动乱的,另一篇是关于鸦片的,作为蓝衣社成功地传播抗日情绪的例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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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该报告附上了一长串属于蓝衣社特工策划的具体暗杀和暗杀企图的目录。这份目录包括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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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应为5月——译者注〕暗杀张敬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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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在天津刺杀吴天民,出于他所谓的日本关系(吴曾在山海关地区率领一支亲日的傀儡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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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在罗隆基写了一篇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后,将其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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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吕律被捕并死于监禁中,吕是一名前天津政府中反对蒋介石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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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枪杀与胡汉民有关系的报纸主笔刘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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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胡汉民的另一名关系人黄少谷之死(此处的指责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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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16日暗杀热河的前官员姜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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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3日在天津刺杀两名报人,促成了《何梅协定》。(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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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责十分广泛。蓝衣社——暗指蒋介石——真的是华北和伪满洲国一揽子抗日活动的背后主谋吗?日军似乎接受了这种说法,并把它提高到作为在中国采取行动的借口。在1935年6月的谈判中,日本人喧嚷的废除蓝衣社的要求,说明了他们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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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即使是对这些情报粗率的解读也显示出其威胁被极大地夸大了。各个不相干组织的抗日行动总是千篇一律地被归入蓝衣社的名下。例如,《大公报》刊登的关于东北骚乱和鸦片的调查文章,与蓝衣社基本上不相干。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一向由张学良的追随者控制着,并得到了中国青年党的支持;它不是一个由南京领导的机构。蓝衣社对满洲此起彼伏的抵抗基本上不负有任何责任。根据李昌西的研究,国民党几乎没有给抵抗者任何支持,而他们的数量在1932年最多时达30万人,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降到了仅有2万人。李认为,1935年这些部队的影响确实增强了,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之后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共产党增强了对抗日军队的领导,而非蓝衣社。(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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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日方的情报中明显地夸大蓝衣社的作用呢?不论是军队的,还是政党的,大多数日方的情报机构支持日本对华采取强硬的路线。情报部门不是想通过与蒋介石谈判,将他在北方的政治地位合法化,而是希望削弱他。因此,尽可能多地把他的蓝衣社说成是插手了反日事件,对他们来说,在知识上和策略上非常便捷。因为,如果蓝衣社被牵连进了这些事件中,那么蒋作为他们公认的领袖,要对伪满洲国的抵抗和华北的不得体事件负责。蓝衣社的活动证明了蒋对其和平建议的“无诚意”,显示了其“两面性”的政策,并迫使日本竭力孤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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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蓝衣社的谴责还可以为日本激进分子的大亚洲主义进行辩护。如果日本在满洲创建了一方“王道乐土”,在那里,所有亚裔人种在日本的庇护下能够和谐地向前发展,那么,谁能够解释持续不断的抵抗呢?外面的煽动者必须对此负责。如果有人真的相信大亚洲主义的思想,那么没有本土的抵抗才是合乎情理的。所以,蓝衣社的阴谋为“王道乐土”中持续不断的“麻烦”提供了一个适当的解释。它还顺理成章地为日本在中国进行的军事集结提供了合理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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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日本特工在高估蓝衣社时,也许说的是实话。许多人似乎真的担心该组织可能会振兴国民党,并在南京创立一个更为强大的政权。这类担心有时近乎癔想。日本的情报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正如迈克尔·勃恩哈特对日本情报搜集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日本特工经常出错,更为严重的是,当局参考情报几乎总是用资料来支持先入为主的成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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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日本特工可能由于认为蓝衣社是和自己一样的组织而误解了它。诚然,关东军激进分子追求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促进扩张主义的目标。相比之下,蓝衣社的目标更广。蓝衣社运动是一场企图复兴国民党和按照法西斯模式的路线来重建中国社会的活动。(141) 蓝衣社的目标是建立强大而有组织的党和国家,这个目标要求解除日本对中国的统治,它是在这种程度上反日的。尽管如此,在具体实施中,蓝衣社似乎完全效忠了蒋介石及其“先安内”政策。他们大部分的重心,特别是戴笠领导下的其“特务”分支机构的重心,是控制国民党阵营内的亲共势力以及蒋介石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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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起源于1931年底和1932年初,当时一场爱国的热情席卷了全中国,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中国青年的呼声和抗日团体的暴增,为共产主义的传播创造了一个成熟的环境。按蓝衣社的重要领袖邓文仪之子、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邓元忠的说法,1932年初蒋介石在接见新的蓝衣社领导人时,对其观点进行了解释,认为中国尚未准备对日开战,但必须从精神上进行重建以备抗战。因此,蓝衣社接受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精神,并献身于长期抵抗的准备中。邓元忠说,他们相信抗战的最后胜利有赖于内部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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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尽管蓝衣社特工试图阻止中国与日本合作,并参与刺探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计划,但抗日活动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大部分蓝衣社的情报活动似乎是针对共产党和其他中国人,而非日本人。(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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