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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中日经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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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提携”一语是1935年两国外交会谈中一个持久的特色。广田弘毅在他的对华建议中着重强调了这种思想，而南京则经常把这个想法传来传去。尽管如此，随着会谈的进展，双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南京企图利用这个问题获得东京在军事和政治问题上的让步。随着在华北的走投无路，南京讨价还价的唯一筹码是向日本提供经济利益的含糊承诺。对南京政府来说，经济领域中的让步在政治上较少令人反感。从日本的角度来看，经济提携似乎是一种确保日本对中国经济领域进行控制的很有希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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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互利的结果，1935年秋，双方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成功却最终与谈判者擦肩而过。日本军国主义再一次成了主要的祸首。由于对所有可能会巩固南京的协定的怀疑，他们对经济条约很冷淡。与此同时，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企图削弱南京政权的财政基础，并破坏它的金融。至1936年底，这在经济上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南京和东京之间恶感的源泉。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赞助经济机构以增加日本对中国的渗透。由于缺乏资本和经济学专家，他们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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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也在经济问题上造成了某些紧张。11月，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启动了币制改革的一揽子计划。尽管南京与东京进行了谈判，但南京把它的经济关系向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开放，以便阻止日本操纵中国的经济。由于那是东京政府的确切目标，日本反对这些关系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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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经济问题上与东京理顺关系，1935年10月在孔祥熙安排下，南京派出了一个由中国金融和商业领袖组成的高层代表团来到日本。代表团以吴鼎昌为首，包括徐新六、陈光甫、钱永铭和周作民。这些人不仅是中国金融界最著名的一些人物，而且许多人与政学系关系密切，蒋越来越依靠他们来实施他的绥靖政策。代表团参观了主要的经济中心，会见日本商业、金融和工业领袖。在日期间，代表团为中日贸易协会的成立进行了安排，该协会既研究中日贸易中的问题，也为促进中日贸易而开发项目。该协会的总部设在东京和上海，中国从日本获得技术知识和领导力量以发展中国的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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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投资开始了。南京批准成立了一个河北经济委员会，以吴鼎昌和周作民为首，其中包括天津和北平总商会的银行家与官员。该委员会表示，愿意雇用日本的顾问并在完成其工业计划时与日本合作。其间，日本于11月20日设立了兴中公司作为一家合股企业以推动中日经济提携。它在北平和大连设有总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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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的目的相当含糊。如果中日之间的分歧真的解决了，它们本可以成为经济提携计划的基石。然而，几乎就在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挑战所有的行动，在日本媒体上对这种企业散布怀疑论，再次提出中国的“诚意”问题。在报道蒋设立河北经济委员会时，《国民新闻》称：“外部原因使他企图从经济上与日本合作……但某些日本观察家说，这是一堵阻止日本在华北扩大影响的墙壁。如果是这样，这就意味着蒋总司令一方对培育真正的中日亲善缺乏热情。”(49) 另外的批评说中国资本家本身没有诚意，并且是反日的。正如《报知》所报道的那样：“浙江省的金融家们……处于宋子文先生的影响之下，〔因而〕其组织活动对日本不是件好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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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方对华北的经济计划也在提携的类别下发表出来，比东京—南京的计划要直接得多。关东军1935年7月制订的计划，着重强调中国、日本和伪满洲国之间三方的合作投资。这个计划指导日本军方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合作，以在日本的控制下发展华北的经济。最初阶段着重于改善货币流通和发展采矿业及棉花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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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集中地使用资本，关东军的计划瞄准河北。仅是在以后的阶段，项目才向其他地区扩散。直接的计划包括疏浚塘沽港以便让海轮到达天津，并完成冀南的石家庄至河南郑州的铁路。最终的目标包括改善青岛、秦皇岛和塘沽的港口，及在整个华北扩大铁路的修筑。兴中公司（主要由满铁投资）将设立分公司来发展商业、工业和航运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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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关东军的计划全部被实施的话，将要确立日本对华北的经济霸权。改善了的港口和铁路可以用来向日本运输棉花、食品和矿物，并有助于日本制成品在中国的分销。并非巧合的是，万一与南京或与苏联开战，它们还可以提高日本向这个地区运送军队的能力。不过，尽管抽调了满铁的资源，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从未寻找到资金来完成其1935年7月的这份计划。满铁和关东军均因伪满洲国的开支在财政上捉襟见肘。(51) 然而，在中日谈判中，“经济提携”的概念直接变成了日本军方竭力分裂华北的同义词，给1935年10月中国经济代表团的来访盖上一块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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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签订经济协定的最大障碍是1935年11月中国的法币改革，这是在日本的竭力反对下施行的。这次改革根源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历的严重的货币问题。作为最后一个仍然使用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的重要国家，当西方国家放弃金本位、推动银价上涨时，中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后来在1934年6月，美国签发了《白银购买法案》，进一步使白银的价格攀升。每盎司白银的价格从1932年的0.27美元上升到1935年4月的0.65美元。这样的急剧上涨几乎使中国银圆的外汇价翻了一倍，使中国已经受到大萧条打击的出口失去了世界市场。经上海口岸的出口额，1929年达56720万元，1934年下降到仅有27190万元。因而，银价的上涨加剧了大萧条对中国的影响。(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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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居高不下的银价导致了中国白银的外流，这是由于上海的外国银行把它们运送到海外以囤积居奇。尽管中国政府竭力把白银输出宣布为非法行为，但它仍然继续流出；并且，中国承受着严重的货币和流动资产的短缺。这种人为的紧缩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进而要求采取行动。1935年11月3日，南京政府宣布法币改革，三个重要政府银行的钞券变成了法币。公民要在3个月内把手中的白银兑换成法币。这次改革立竿见影，因为钞票在中国普遍被接受了。这对南京政府也是一件幸事，它开始用印钞票来填补其长期的赤字。尽管后来导致了中国战时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但在1935—1937年这个阶段，它抵消了人为的紧缩，并促进了长江下游的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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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几个层面上反对法币改革。总的说来，东京对巩固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增加其声望的措施非常警觉。日本军方十分担心南京的钞票可能在华北被普遍使用而阻止自治运动。尽管如此，最让日本恼火的是大不列颠积极参与了南京实施的措施，而没有与东京商量。伦敦曾派出弗里德里希·李滋罗斯爵士作为它在东亚经济事务的正式代表。李滋罗斯曾短暂地访问过东京，然后在1935年9月到达中国，他在那里滞留了好几个月。他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问题提供咨询，并让英国政府对在华的所有英国公民发布了国王令，接受法币政策。由于英国在上海和香港的外国银行中的优势地位，这项法令对早期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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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关系激怒了日本。广田的三原则之一就是中国不能利用西方列强来反对日本，而天羽主义宣称日本必须成为东亚的经济霸主。在东京看来，南京与李滋罗斯的关系已经触犯了这两项政策。(53) 日本官员直言不讳地表示了对改革的反对。日军在上海的武官矶谷廉介公开攻击英国的角色，并警告说，如果北方的中国人把他们的白银运送到南方，将对其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东京的日本最高司令部和外务省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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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对改革进行抗议。由于11月3日的通告仅在枪击汪精卫的两天之后，一些日本资料指出这两件事是相互关联的。正如大阪《朝日》的社论所说的那样：“如果枪击事件没有发生，且如果汪先生一直真正地掌控着中国的事务，无论如何南京政府在着手货币改革的计划以前，要考虑适合日本，并试图与日本达成谅解。”这篇文章推测说：“南京政府中亲西方的势力利用汪先生不在其位，以便让政府按照它所用的方式来改革中国货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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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人抱怨，但他们对改革的不满仅是对华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土肥原贤二向冀鲁的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对改革不予配合。至11月10日，多数签发了禁止向南方运银的命令。与此同时，这场改革使土肥原和其他日本军国主义者认识到了自治形势的紧迫。(56) 正如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喜多诚一所说的那样：“如果货币改革生效了，造成白银大量流入南方，那么，北方军队高层领导人关于实现日—‘满’—华经济提携的计划将成为不可能的事。”喜多称，为了这个缘故，日本不得不阻止白银向南方流动，并立即着手清除南京在北方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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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多断言：“在华北的局势没有从政治上加以解决以前，一切都无从说起。在目前的形势下，南京政府控制了一切，这将破坏日本在华北的所有事业。南京政府仍然坚决倾向于依赖英美。最近的货币改革计划就反映了南京对它们的依赖。”在谈到对局势的看法时，他认为：“只要华北在南京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与华北达成任何理性谅解的企图都是无用的。”(57) 土肥原和关东军领导人与喜多有着同感，在货币改革之后急于完成他们的自治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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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中，日本的强硬派面对着既成的事实。由于法币改革在南方获得了绝对的成功，日本居民团体开始使用以日元为基础的纸票作为反对中国货币的一种手段。至1936年1月，发行了将近200万日元之数。除了在上海的日本人社区中使用外，在日本企业中的中国人也以这些纸券付薪，并鼓励他们在别处使用。(58) 在南方和北方，日本人均竭力阻止南京巩固其政治和经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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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1935年11—12月的自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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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贤二企图在1935年11月完成他的自治计划，部分原因是受到南京货币改革的刺激。尽管最初的设想是五省方案，但由于阎锡山对山西和绥远的统治，这个方案显得难以完成。因此，土肥原就着重于河北、察哈尔和山东。他企图迫使宋哲元在冀察、韩复榘在山东宣布脱离南京而自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宋在11月11日给南京领导人打电报要求第五次党代会终结党的训政阶段，并施行宪政。尽管没有说出自治的计划，但宋的电报中隐含的对南京的批评被看作是为自治运动搭建了舞台。多田骏抵达天津向韩复榘施加压力，韩当时也给代表大会发了份类似的电报。(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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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觉得有必要增大压力以迫使宋和韩配合这项计划。结果，关东军头目调动了1.5万名士兵，在包括两个轰炸机中队的空军支持下，进入山海关和古北口地区。11月18日，土肥原给宋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在11月20日宣布自治，要么关东军占领河北。让宋和中国政府幸运的是，土肥原做得太过分，东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并不准备在这个时候冒战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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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完全是超越了自己的权力，期望像以前一样，中国能很快投降。东京的日军司令部致电其在中国的代表：“华北自治运动必须作为一个征服国策的组成部分来实施，非陆军所能专断。尽管有传言说华北自治运动将在本月二十日前后宣布，这件事必须慎重考虑，并在我们听取对有吉大使意见的反响后，以及根据它将要对〔伦敦〕军事大会产生的影响并根据其他外交考量做出决定。”(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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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一切皆不明朗。中国、日本和西方等许多观察家均认为土肥原将会成功。日本媒体确实反映了这种看法。《日日》报道说：“几天之内，一个自治的华北政府将要诞生了。这件事将成为中国北部省份8000万人民的一个喜庆的消息。新政权致力于为所有生于斯的人民创建一片王道乐土。”《报知》称：“人们所熟知的巨大而富饶的领土‘华北’很快就要脱离南京政权而完全自治了。自治的最后决定已在北平举行的华北政治和军事首脑们的会议上做出。河北、山东和察哈尔省已经加入了这场运动，而山西和绥远也将会预期跟从。”《报知》认为，这场运动不仅将在北方建立一方“王道乐土”，而且还有助于在南方消灭国民党。“新政权的出现将被证明是对南京致命的打击，迄今为止，南京的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赖北方的财政来源。”(61) 因此，土肥原让许多人相信这个计划的成功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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