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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日本支持下的华北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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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支持下的华北走私是另一个激起中国民愤并导致1936年夏初中日关系走入僵局的问题。走私问题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因为关东军首领长期以来一直鼓励这种活动，帮助向华北输入种类繁多的货物，而不向中国海关纳税。这既破坏了南京在这个地区的权威，也打击了中国海关机构。海关税收几乎占了南京政府收入的半数，且是一件性命攸关之事。东京的许多政党领袖长期以来一直抗议中国的关税率太高，并在私下里支持军方的行动，作为迫使南京削减关税的一种方法。海关税收也是潜在的外国借款的担保，削减这项税收将缩小中国的选择余地。(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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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伪满洲国之间的贸易恢复后，南京在关内建立海关机构时，关东军中的军国主义者们一如既往地开始干涉中国的海关行政，竭力反对对日本人、朝鲜人或是伪满洲国公民的任何检查。1935年9月，日本人实际上解除了中国海关机构的武装，并禁止海关的任何船只进入河北非武装区的沿海水域。来自伪满洲国的走私者们可以沿着这条海岸径自卸下他们的货物，而不担什么风险。(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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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土肥原贤二的华北自治计划失败后，日本的阴谋家们支持一个范围广泛的经济战方案，利用冀东自治政权获取利益。榆关的特务头目竹下义晴少佐负责这次行动。(65) 因此，1936年初，在华北发生了中国人所说的“走私狂潮”。(66) 大量的船载货物卸到了非武装区的港口，然后通过铁路或卡车运入华北。海关官员无法阻止走私的泛滥，因为走私者们得到了日本军方的支持。现随意选取一件事例，1936年2月18日，走私者攻击榆关海关机构，抢回了一船被没收的烧酒。包括几名日本人在内的走私者，在日本领事馆警察的眼皮底下，殴打了手无寸铁的中国海关官员。所以，到了仲春，中国海关官员已被彻底镇吓住了，并已停止行使职能。(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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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这种贸易合法化，并增加收入，1935年3月，殷汝耕的冀东政府施行了它自己的关税政策，税率远低于中国政府的税率。如以煤油为例，中国征收4.30元的关税，而殷的政权仅征1元。自5月至8月中旬，137万加仑的煤油被输入到中国，而没有缴纳中国关税。控制着煤油贸易的美英公司，业务经历了严重的下滑。由于日本支持殷的较低关税，走私者们缴纳这些税收；而冀东政府每月从它的海关中获得400万元，减轻了资助该政权的日本人的某些负担。当中国的机构企图阻止违禁品通过铁路输入天津时，日本人不让他们检查列车上的货物。(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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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走私问题，南京政府的收入遭受严重的损失。在1936年的头4个月，华北的海关收入下降了40％。整个说来，走私到中国的货物价值可能占有记录的进口值的20％。因而，走私潜在地夺去了南京总收入的近10％。(69) 输入华北的大量廉价商品既损害了中国人，也损害了外国人的合法贸易。日本人利用这种局面获得了对中国北方几家大企业的控制。如1936年7月19日，天津的两家重要纱厂出售给了日本的同业。至7月底，六大中国纱厂中仅有两家幸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因此，走私活动是日本人从经济上统治华北的更大的计划的组成部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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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部分走私活动是通过冀东来进行的，但有些活动则是在日本海军的暗地保护下，从台湾直接进入粤北和闽南。在厦门，煤油的合法年度进口额，一年之中从185万桶下降到仅有31万桶。(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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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关检查的崩溃，在河北地区的毒品交易也开始增长起来。尽管很粗略，但有证据显示在华北的日本特工利用毒品交易的收入来资助他们的活动。鸦片曾是伪满洲国的财政支柱及华北军国主义分子的传统收入来源。此时海洛因的生产进入了天津的日租界，而在大连则开始盛行起来。鸦片与海洛因贸易均得到了日本当局的保护。(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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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不断地就日本支持走私问题向东京提出抗议，但没有任何效果。外国势力也参与进来。英国曾一直控制着中国海关关务，英国人梅乐和爵士那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开始担心海关税收的下降可能要减少用于偿还外债的基金。弗里德里希·李滋罗斯爵士于1936年4月与川越会晤时，代表英国政府要求日本采取行动制止走私。但川越谴责说这个问题是中国高得离谱的关税所致，并拒绝采取行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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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问题进一步激起了中国的大众舆论，催生了学生和救亡者的抗议运动。左派团体既抨击日本支持走私活动，也抨击南京政府未加抵制。如邹韬奋的《永生》称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救亡运动支持的全国范围的抵制日货运动。该刊指出，以前的抵制日货运动在未被中国政府禁止以前，有力地打击了“友邦”。(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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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救亡团体这类的批评是预料之中的事。但越来越明显的是，尽管有《敦睦邦交令》，国民党的消息人士，甚至政府官员，也开始就走私发表极其直率的声明。被视为亲日的外交部长张群，在5月25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他用了“走私狂潮”的字眼，断言：“如果日本真的期望与本国相提携，它只要采取一种简单的举措就会立即中止这种悲哀的局面。”(75) 像《上海党声》这类国民党刊物重复了这样的谴责。该刊断言：“通过容许日本国民在河北走私，日本已经妨害了我国的海关业务。”(76) 因此，越来越多的反日语调展现了中国方面强硬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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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对走私问题的报道引起了日方的关注。5月22日，一名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官员警告张群，日本认为这违背了《敦睦邦交令》。广田弘毅也告诉中国驻东京的领事，中国媒体对此事的不断报道阻止了这个问题的进展。广田暗示，如果中国降低其关税率，并且在华北和福建的中日经济提携得以改善的话，走私问题可以加以解决。(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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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问题置蒋介石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如果放任自流的话，它势必将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这个基础即使在最佳时期也是很弱的。如果对这件事加以限制，南京可能要力图阻止河北本身的走私泛滥，不是派武装人员北上，就是让宋哲元直接挑战日本对中国海关官员的干涉。不论哪一种举措都要冒与华北方面军发生冲突的严重风险。第二种途径就是直接承认在河北的败局，而当货物向南进入河南和山东时，则尽力阻止其流动。这条途径将减少与日本发生冲突的风险，但等于承认南京已失去了对河北的行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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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对上述两种途径的要素都加以利用，到1936年夏末，极大地降低了走私货物的数量。事实上，1936年上半年，南京对走私问题的态度，比对中日关系中的几乎任何其他问题都要果敢。毕竟，走私问题意味着金钱的流失。为了保住其军饷，蒋介石宁愿冒险。但在其切身利益较少的地方，他似乎更乐意妥协。在华北的退让将给他造成一个政治难题，但这些退让不会危及他的权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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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识到在河北强化海关的困难，中国官员悄悄地致力于控制走私货物输入该省。武装的海关人员开始登上津浦线和平汉线上的火车车厢，查扣没有中国关税缴付证明的货物。(78) 东京对这种方法提出抗议，谴责南京的检查政策正助长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并违背了《敦睦邦交令》。(79) 尽管有这种抗议，但南京不为所动，并开始控制货物的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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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拥护南京政府对走私问题展示出新的决心。1936年7月，他的部队清除了天津火车站的武装走私分子。1936年底，当后者转向公路以代替铁路向南方渗透时，南京开始在公路沿线驻扎武装卫队。中国的新态度非常强硬，殷伯克写道：“到1937年4月，中国政府的态度变得如此坚决，以至于所有的货物，不论其国别，都被置于正常的海关控制之下。”(80) 因此，1936年的夏季坚定了蒋介石和宋哲元不做重大退让的决心。尽管南京对走私的立场成功地减少了非法货物的流通，但中国和日本却越来越走向战争的边缘。蒋介石发起的外交活动与他的“和平内阁”似乎注定要失败。1936年5月底，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对记者说：“局面摆在这里，现在中国必须在与日本相互依赖，还是与日本开战中做出选择。我已向蒋总司令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尽管中国领导人曾说过，他们想解决与日本存在的分歧，但须磨称，“他们尚未显示出这么做的真实意图”，相反，“他们却正在以所谓的走私问题向日本发动攻击，并对日本增加其华北的驻军力量表示莫名其妙的反对”。(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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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南京、日本和北平——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局面一触即发。7月10日，当一名日本商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外的某处被人开枪打死后，日本海军将领立即把军舰调往该地区，并开始部署海军陆战队。(82) 日本的右翼媒体马上说中国怀有阴谋，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时事新闻》报道说，对日商的谋杀“发生在反日示威日趋激烈之时，肯定不会是由私人的恩怨所造成，而是中国蓄谋已久的阴谋所致”。(83) 《中外日报》写道：“最近的事件是中国缺乏诚意及其反对日本和日本人民态度的明确例证……在中国的反日情绪像野火似的蔓延。”这篇文章称：“在目前的局面中，日本必须采取断然的措施。”(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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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36年夏，中日关系似乎向全面崩溃迈进。蒋介石和宋哲元为高涨的抗日情绪所限，而日本的强硬分子把所有的抵抗斥责为南京策划的阴谋。在中国的整个领导层中，越来越觉得“最后关头”已然逼近。(85) “和平内阁”的倡议显然已名存实亡。不过，蒋介石仍执着于“剿共”内战，并想尽可能地推迟与日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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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国民党政治与抵抗问题（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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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对日政策从来都是中国国内政治中一个有争执的问题，而1936年春则走到了极点。广州的分裂者领导人尖锐地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这一立场顺带为其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合理的理由。1935年底正在高涨的群众反日运动和迟迟未决的北方危机，与穗宁之间紧张的加剧同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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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这次摊牌的诱因是蒋介石对广州越发强硬的态度。蒋已渐渐地强化了他对两广周围各省的控制，威胁了它们的自治。福建反叛者的瓦解、中国共产党被赶出江西以及中央政府的军队进入贵州和四川，消除了广州和南京之间的缓冲地带。然后，蒋迫使贵州的鸦片贸易从广西改道，剥夺了该省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南京的法币改革也危及了地方货币。蒋甚至向胡汉民提供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主席的职务，企图把他引诱到南京。(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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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至1936年初，两广的自治岌岌可危。南方领导人进行了反击，对蒋介石的一个最弱的软肋——他的软弱的对日政策——展开抨击。胡汉民拒绝了蒋提供的职务，对记者们说，只有在政府采纳了他的包括抗日在内的“全国救亡”方案后，他才会前去南京。(87) 德高望重的国民党领导人邹鲁警告说，日本正在福建策划一场自治运动，以与河北的自治运动相呼应，而南京不但不抵抗，反而在镇压爱国行动。(88) 4月17日，广西军队的总司令李宗仁呼吁开展全国范围的救亡战争以抵抗日本。(89) 因此，抗日的高调仍然是南方领导人的立足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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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汉民于1936年5月12日死于脑出血时，穗宁之间的争吵发展成了一场突发的危机。蒋介石显然告诉南方领导人，随着胡的去世，他们现在必须服从南京的权威。(90) 南方领导人通过抨击蒋软弱的反日政策及组建他们自己的抗日救国军加以对抗，准备通过宣布他们自己的战斗意愿来逼蒋抗日。他们还期望这项政策将使得南京中止其对南方的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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