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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第二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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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诺曼底登陆一样,中共在西南开辟“第二战线”,号召城市居民起来对抗国民政府,并代为反美。11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公开谴责国民党欺骗民众、发动内战,并向全国发出动员令:“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223]11月7日,中共特地在十月革命节当天召开抗议美军武装干涉中国大会,会议主题包括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224]19日,郭沫若在重庆应声发起成立反对内战联合会,号召国统区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然而,20日,信奉自由主义的重庆《大公报》却发表主笔王芸生的社论“质中共”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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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也许要说有兵是一种手段,是一种不得已。但天下事,绝不可不择手段,手段错了,则一切全错;天下事也绝不可诿诸不得已,原谅了不得已,就一切都得原谅了。中共可以说,我们的兵是“人民的武力”。这是值得一辩的。兵是国家的,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也无所谓人民的武力。若使人民自己可以有兵,则你是人民你有兵,我是人民我也有兵,虽说是“人民的武力”,而实际是私兵。举国纷纷,尽是私兵,则国家必然大乱。我们主张军队国家化,就是只许国家有兵,不许人民有兵,也不许党有兵。[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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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在中共看来,国统区舆论很有“统战”的必要。11月21日,延安广播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同胞,起来响应重庆反内战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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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陲的春城昆明,在过去数年中,由于“云南王”龙云奉行与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的政策,共产党在滇省得以迅速发展,昆明随着中日战事而崛起为继上海、香港之后的国际左派重镇,与延安形成北呼南应之势。早在1943年周恩来就派南方籍党员华岗化名林少侯,以大学教授的身份作掩护,常驻昆明,与以郑伯克为首的中共地方组织一起,“统战”左派知识分子。华岗一到昆明就有意结交了费孝通、闻一多等知名教授,并根据周的指示,利用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扩大“民主同盟”、“民主青年同盟”为中共“党的强有力的外围组织”,尤其是“通过各种活动促使更多的人认识了美国杜鲁门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反共反人民政策的反动本质”。[226]他们以西南文化研究会名义,密切联系,时常聚会,传阅的却是西北毛泽东的著作。[227]11月22日,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依据延安广播内容,决定组织昆明四所主要大专院校学生于25日集会,以“揭露美蒋制造内战的阴谋,并在学生群众中酝酿”。[228]当日,刚刚晋升为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的费孝通突然发表了《美国你不应这样──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将挑起内战的矛头直指美国政府。这位35岁的年轻教授将之与法西斯相比:“你们政府不惜以你们的子弟,提了枪,坐了坦克,不久之后,甚至会驾驶飞机,帮助国民党以武力来解决华北和东三省的共产党……你们若想在军事上保证安全……必须控制全世界,消灭一切有威胁你们的可能力量……德国和日本的失败原因在哪里?”[229]费来出头,并非偶然。他适旅美两年归来,是民盟云南支部的重要成员,他的话在学生中更有说服力。而且,费孝通的长兄费振东是中共早期正式党员;三哥费青曾是共产党青年团的小组长,此时亦在联大任教。[230]由于受到左翼哥哥们的影响,费孝通在少年时即热衷革命,留学期间又与国际左派往来频繁,也多次参与过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因此他和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31]这可以解释他为何一面对美国政府赞许信赖有嘉,一面又在关键时刻率先公开反美。[232]中共“有严密的部署,布置了一线二线三线,组织没有暴露”。共产党通过其各线组织对青年学生施以强势的影响。在昆明市44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中,国共双方实力对比为8∶20,其余16所虽为中间派,但也有与中共学校合作的可能。[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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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蒋中正则趁龙云滇军主力由卢汉带赴北越受降的机会,令嫡系杜聿明(字光亭)发动军变夺取云南。龙云下台,蒋正式任命三迤元老李宗黄任职省党部主任、代理省主席;10月26日杜聿明调任东北保安司令,他的乡党老上级、黄埔系的抗日名将关麟征改派云南警备总司令。这个李宗黄在春城素有辣手之名。1927年,南京初克,唐继尧殒,李即奉蒋令返乡整理党务,不久龙云在混战中胜出主滇,李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旋在“清党”中因龙袒共而渐生龉龃,李宗黄曾亲自拔枪上阵,威慑学生“驱李”集会。因此,李宗黄与龙云、中共皆有宿怨。1945年7-8月间,蒋介石曾四度见李,秘商削龙,口头许他“回滇主政”,并说是暂由卢汉过渡,“到了相当的时间,再为伯英兄真除”。于是,李宗黄10月7日上任伊始,即大刀阔斧地改革省政、平抑物价,并谓“华北风云紧急”,尤以“迅即严密防范奸党活动”为要。[234]就在延安广播号召各地响应重庆“反内战”运动的11月21日,李宗黄的工作刚获一点起色,蒋中正却正式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并定于12月1日就职,李则改任民政厅厅长。他心中不快,向蒋请辞。23日,李又获报延安广播中有暗示将在昆明举行对己不利行动的内容,更受刺激。[235]24日,李主持云南省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下令“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并派人警告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不许借至公礼堂给学生作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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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中共遂假昆市西郊的联大草坪按期集会,并请陕籍老同盟会员张奚若教授出面游说关麟征:学生集会时会守规矩而不游行。[236]19时,昆明大中院校超过3000名学生有组织地聚集在草坪周围;他们自备了蜡烛、汽灯,中共联大总支书记袁永熙指派了学生纠察队。受到邀请的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先后讲话。其中,尤以费孝通题为《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的演讲最富鼓动性。演讲期间,关麟征为防止学生游行,命戒严部队关闭城门,封锁至联大西门主要街道。会场外时有鸣枪,费孝通便号召大家鼓掌,将集会推向高潮,与会者随之发出共鸣:用我们的声音来反抗枪声。[237]继费孝通演讲之后,中共按预定计划在会场上宣读了《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告美国人民书》和《致美国政府书》等,重复了多项要求,包括“[军队]不得以任何理由作为推进之借口”,“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等。国民党省党部原作操纵会场打算,但未实现,最后在主席团近旁的党部监察委员、调查室主任查宗藩不得已亲自申请以老百姓的身份发言,说抗日胜利后当“戡乱”等语,即被拉扯下台。翌日,在中共的领导下,学联以联络员串联的方式通知全市罢课三天,计有34校参与。[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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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国民党党部在李宗黄的直接领导下则采取“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针锋相对的方针,激化了矛盾。中共以联大为核心成立了学生造反组织“罢课委员会”,铅印出版物《罢委会通讯》,组织学生散发。[239]国民党就由驻滇第五军军长邱清泉负责成立“反罢课委员会”,遍街张贴反共标语,如“从CP[中共]到CY[青联]的外围同学们!罢课不可怕,怕的是CP的圈套”、“共产党制造内乱”等。针对共产党的反美宣传,国民党云南的党团组织进行了反苏宣传。例如,秘密三青团员以“联大政治系1946级”名义,宣传“赞成反内战,在昆明、重庆、延安都要反内战;要求美苏撤退在华驻军”,并在联大学生中产生影响,以致工学院全体表决《告全国同胞书》时竟以73∶138而未获通过,迫使中共方面将口号修改为“谁发动内战,我们就反对谁”以及“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要求撤退在华美军”,终获通过。当中共派出宣传队、宣传组上街宣传的时候,国民党则派出打手队,当街追赶、殴打、逮捕。[240]27日,李宗黄、关麟征召集昆明大中学校校长训话,责令翌日无条件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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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白宫发表了马歇尔将军将作为总统特使访华的任命。对于马歇尔,蒋中正知道因为史迪威事已生过节,心中颇为忐忑,蒋很清楚他将直接影响美国的对华决策,而美国势必进一步对华施压而促成国共和谈、联合政府。在随后月余,马歇尔来华一事时常压在蒋的心头而无法释怀。[241]昆明学潮既为共产党渗透,蒋介石当然不想在马歇尔抵华之时授之以柄。美国驻昆领事也本能地注意到了国民政府的这种担心:关麟征不但派他的副参谋长专程拜访领馆,仔细询问是否收到过学生致美国政府的信件,还派其他代表去美国新闻处。一周后,关麟征本人在拒绝接见联大教授代表的情况下,却亲自与美籍教授长谈达四个小时。[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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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政府不但要顾忌反美,亦不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苏运动。由于新疆伊犁三区事件适获平定、东北苏军又重申撤兵日期,蒋中正一方面仍寄希望于斯大林能够信守诺言,“并不愿因共党关系而阻碍我中俄邦交,非至其组织傀儡政权,则决以极端忍耐处之”;另一方面还打算以苏制美,“在此美国强硬态势之时,我国对俄方式,应示以宽和,不宜竣拒”。[243]他身边的幕僚们亦主对莫斯科持谨慎态度,而不敢与苏联决裂。[244]因此,蒋中正只想尽快了结学潮,遂派高教司司长周鸿经“前往劝导复课,如开导无效,即不惜解散”。[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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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到了28日,昆明事态出现恶化的趋势。上午10时,西南联大学生开会时曾就是否复课问题“发生争执”,场面混乱而告中断。[246]罢委会80余名代表在云南大学泽清堂集会,决定无限期扩大罢课规模,并鼓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同时喊出了五六年后国人耳熟能详的警句:“美国要想代替日本来统治中国”。[247]29日,联大召开全校大会,教授们即动员学生次日复课。此前罢委会已有反对教授会之标语,其代表更当场激烈反驳,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封给教授公开信“由学生一人朗诵,用挑战口吻,措辞婉转而激昂,听众热烈鼓掌,继续罢课”。[248]当民盟的左派教授闻一多、吴晗等也提出适时复课的主张时,中共云南省委立即派人做思想工作,联大总支书记袁永熙并暗示这是南方局的意思,还劝解道:“罢课刚刚开始,学生的要求一条也没有实现,此时若无条件复课,无异示弱于暴力,不但学生难以接受,对整个斗争也不利。希望老师们理解”。民盟方面表示接受。[249]因此,在中共云南党委的组织下,学生对复课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抵制,罢委会宣传队继续上街宣传,并拓展了范围,“第一日[29日]尚在校内附近,第二日扩及全市”,在昆明南大门近日楼张贴大壁报,演出以25日集会为题材的活报剧,并将《致美国政府书》等送入美国驻昆领事馆及美国新闻处等机构。[250]青年学生一经鼓动起来,“一再要求举行游行示威”,29日更加“跃跃欲试,要求即刻游行”,连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郑伯克也承认“左的倾向在群众中潜滋暗长”。中共的“反内战”宣传再次发挥了影响,无论如何,比国民党抛出的“反内战的便是共产党”要更有号召力,而且已经获得了城市中下层的支持和赞助。[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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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宗黄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共与龙云、卢汉一派的势力相勾结,正欲酝酿针对他个人的大规模暴动。过去反共的经验告诉他,要先下手为强。对于学潮,蒋中正早有令在先:“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252]李宗黄对此清楚了解。从11月28日开始,国民党军、党、团干部和共产党学生宣传员之间多次发生暴力冲突。尤其是11月30日下午,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学员(即待业军人)周海泉等奉命在南屏街美国新闻处门口枪击联大学生何泽庆右臂,经由惠滇医院取出子弹。[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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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大规模流血冲突终于发生。根据各种资料的描述,虽然对于某些细节还不清楚,但事情发生的可能情形大致如下。上午8时,李宗黄将卢汉迎入五华山省府,举行交接仪式。9时,李来到省党部,以主任委员身份,亲自动员党团骨干:“过去我在昆明办党,学生们也闹事,打到门口来,当时,我手下的干事宁伯晋他们就是不怕,他们也打了出去。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这是大家效忠党国的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讲话后,李叫他们不带证章、暗藏武器、准备出发。[254]10时,有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三个中队穿着制服的学员300余人,携木棍、锄头等物,列队来到凤翥街附近的联大新舍北区门口。学生由于事先获得消息,已用黑板、桌子等物堵门,并准备了石块,隔墙扔向门外。两边遂成互掷局面。军官学员强夺路旁面店板凳及摊贩的扁担作武器,领队以口哨指挥猛攻校门,并成功地砸出几个大洞,有四五名学员持木棍趁势钻入,攻击学生,被后者群起用石块击出,其中一名叫崔俊杰的(胸标述字第1025号)被捉。两面复隔墙以石块对打,有学生缘梯与墙外言和未遂。11时20分左右,墙外学员王斌持手榴弹,拉火欲投,被适时赶来的联大教授高崇熙上前阻止,领队遂将手榴弹夺去丢在南区校舍以外;南菁中学出纳、兼职教师于再(拥有国共双重党籍)本来此理发,已遭板凳殴打,不幸又被弹片重伤头部。午后12时许,三青支团秘书周绅、国民党部登记科长杨灿率领便服干事约30人,闯入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破坏校舍,并向食堂前院西北角扔手榴弹一颗,未伤人;但当他们进入食堂后,学生躲在食堂与隔壁昆华工业职业学校相通的两扇窗户的窗台后面,向入侵者投掷石块,国民党党团干事们被迫退出,有四五个学生持木棍、石块紧追其后,忽然,又有两颗手榴弹在门内爆炸,联大文科二年级生潘琰(国民党员,后亦被宣布为共产党员)胸部受伤,复被人以利器猛刺腹部;师专学生李鲁连、昆工学生张华昌(注册姓名荀极中)被弹片重伤头部;联大文科三年级生缪祥烈重伤左腿。伤员被抬至云大医院等处救治,途中李鲁连殒命,于、潘、张三人当晚不治,缪君截肢。当日亦遭暴徒袭击的,还有云大门口、联大附中、联大工学院办公室及宿舍等处,另10人重伤住院、轻伤者14人。国民党军官学员及党团干事方面伤者人数未详。整个过程军队和警察都未出面制止。[255]事后,联大国民党团负责人姚从吾教授感慨道:“捣乱者希望的惨案,他们竟代人家造成了!”[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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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既已发生,而国民政府随后的处置方式却又蠢笨至极。卢汉只能大呼不幸,关麟征自认倒霉,随即向蒋报告。地方当局更严密防止消息外泄。蒋中正坚持了他对待学潮一贯强硬的立场。12月2日晚,蒋经侍从室获悉事态扩大,于次日晨下令关麟征枪毙投弹凶手。[257]4日,昆明最高军政当局未按司法程序,由卢汉、李宗黄、关麟征等组成临时军事法庭来审判“一二·一”案疑犯,谁知漏洞百出,匪夷所思。最后的审判结果是:军官总队全部9名被告无一获罪,另推出陈奇达、刘友治、陈云楼3人顶罪,陈奇达更供出手榴弹系日前刚刚认识的一个自称姜凯者让他投向师院的。且不论你信不信,反正法庭是信了,而且在不问姜凯“籍贯、年龄、住址”及“相貌身长”的情况下,就匆忙于一周后拉了两名人犯去黄土坡枪毙结案,陈云楼送渝继续军法审判,对于“姜凯”二字则一直通缉下去。[258]尽管这个结果,蒋中正也不满意,屡令卢汉公布姜凯指使详情,但最终也无可奈何。蒋本人对李宗黄、邱清泉的责任非常清楚,他在日记中写道:“虽为共匪所主持与煽惑,而我党干部军政当局之无智识、无能力竟造成惨案,徒供反动派之口实”。[259]他囿于人情面子,难以展开对案件调查处理,而一味追求学潮的尽快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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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命殁,中共云南省委正好以苦主身份大做文章。人称“傅大炮”的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市闹得不亦乐乎”。[260]首先是停灵。出于明显的政治目的,四位死者的遗体被陆续抬至联大图书馆内。从12月2日入殓至次年3月14日入土,尸体(除潘琰一人火化外)一直停放棺内,且布置了灵堂,开始中国式“哀悼政治”。据估计最开始的一个半月参加祭吊人数达到15万(约当时昆明半数人口)。其次是广播。在情感或者主义的驱使下,昆明知识阶层以极短的时间,制造出大量较为通俗的政治及文艺宣传品,包括壁报、漫画、歌谣、话剧、挽联、挽诗、文告、书刊等,这些宣传的主旨在于“从昆明血案联系到反动派全国性的内战政策;从四烈士牺牲联系到要求民主自由”。为了扩大影响,从2日开始,中共进一步动员人力,每天组织1000-2250名学生分赴全市各处,选取人烟稠密的地方,“先行唱歌,待市民集中后,再行讲演。然后又唱歌,又演讲,如是继续下去”。唱的什么歌呢?有人记得这么两句:“民主是哪样?民主是哪样?民主是一杆枪”。[261]中共地下印刷厂开足马力,使得学联主要刊物《罢委会通讯》的发行量超过了昆明当时任何一份报刊,出版物之多,仅《“一二·一”惨案实录》截至15日就印发了逾50万份。再次是结果。2-6日,昆明大中学教师共298人签名宣布罢教直至学生复课。蒋中正迫于压力,将自请处分的关麟征于10日停职。通过宣传,学生在运动初期博得了社会广泛同情。至14日,共收到各界捐款近3000万法币,几乎都用来弥补巨额的运动开销。国统区的重庆、上海、成都、遵义等地也举行了小范围的声援活动。[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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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平息学潮变得越来越必要。首先从运动的大本营联大渐渐涌现出不同意见。4日上午9时至下午3时,联大教授82人开会6小时,“精彩紧张,可谓空前”,已经暴露出教师群体的分化。其间,以闻一多为首的左派教授坚持继续罢教,而以周炳琳(字枚荪)为首的多数教授主张逐渐复课,最终付诸表决,结果19∶61,否决罢教,改为停课7日,校方“迅速设法劝导学生复课”。[263]其次来自国民政府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蒋中正命教育部正副朱部长(朱家骅、朱经农)妥善处理学潮,复令卢汉“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学校,另将学生集训”。[264]在蒋看来,“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宥也”。[265]7日,他亲自发表通告,含蓄地责备学生不辨是非而为人利用,“课业中辍”而“自误误国”,视其为“国家之羞”,务必“导学生于正轨”,“切不可任令罢课风潮再有迁延”。[266]另外,蒋特派青年军编练总监霍揆彰中将暂代昆明警备司令,暗示要对罢课学生用狠。两位在外的联大常委傅斯年(4日)和梅贻琦(12日)相继赶回昆明,在前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的指挥下,迅速形成了主导复课的核心力量。12日,傅斯年分电朱、蒋两位领导,提出“若星期一仍不复课,地方人士必大起反感,教授或不少辞职,如此,学生将尽失同情与立场。再不复课,自不妨考虑其他办法”。[267]14日,傅主持联大常委会议,决定下周一(17日)起照常上课;卢汉照此报告蒋中正,但已做该日复课无望准备,电请决定“最后之处置”。[268]15日,侍从室唐纵电告正在北平视察的蒋中正,建议政府不能解散学校,但可开除拒不上课的学生。[269]朱家骅也替校长和学生们求情:“希望在执行最后处置办法之前,能有数日缓冲期间”。[270]次日,蒋表示同意。但昆明方面尚不知悉,连闻一多也再度动摇。他找到联大中共代表袁永熙,请示道:“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罢课不要拖得太久,过去我们在教授会上说话,多数人都支持,现在会上我们成少数派了。教授们从学校利益考虑,都希望早些复课”。[271]17日限期已到,昆明阴雨,复课仍旧未遂;傅斯年转变方法,“加压力于学生”,约梅贻琦辞职,其他教授相劝,商定如20日学生不复课,即总辞职。[272]傅闻两人更争吵起来。19日,教授会向学生发布忠告:“如坚持罢课,则前途演变恐有不忍言者”。[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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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民众也发生分化。据中共云南省委的统计,12月9日成为运动盛衰的分水岭:“联大新校舍(即校本部)参加罢联工作的学生,约为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十二月十日以来逐渐下降到四分之一左右,一部分工作人员已从工作中退出,一部分在职工作人员有疲倦的感觉。不少中间派同学对运动逐渐冷淡,坐茶馆聊天,瞧电影消遣,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中间派已有厌倦情绪”。[274]20-24日,有一二成学生陆续复课,但学生会“加以阻拦”,并“采取行动,剥夺同学应得权利”。[275]其间,普通民众对血案的意见也发生分歧,昆明国民党中统9日前后的一份情报显示:“老百姓有骂学生乱闹行死者,有骂第五军官士兵仗势杀人者”。[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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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学潮是由延安中共中央发起、昆明中共云南省工委执行、延安最终了结的。中共重庆(南方)局最晚在12月3日已得知惨案的发生,并居中发挥了信息传导作用。[277]12月上中旬,昆明原本派王汉斌、程法伋带着“惩凶”和“无限期罢课”的意见,去重庆汇报工作。南方局按照刘少奇的口头指示,立即命令“必须复课”,并要他们买机票赶回;为保险起见,还动用了其他渠道即时通知了昆明方面。12月20日左右,郑伯克收到南方局来信,接着罢委会不再坚持李宗黄必须立时撤职的复课条件。25日,中共云南省委正式向罢委会下达了停灵复课的决定。[278]26日,罢委会宣布次日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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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接着引导青年学生将政治宣传转入乡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中共长期有效的群众动员方式,毛泽东早在抗日初期就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279]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一直重视国统区青年学生假期下乡的组织,亲自起草各项指示,“主要是播散反蒋斗争种子,学习与群众接近,而不是一下子就希望开花结果”,而这种动员是双重的,起到“向群众作宣传,锻炼自己”的效果。[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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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即将访华也对中共的政策产生了影响。血案发生后,美国在中共的攻击次序上,很自然地降到了次要地位,宣传方式上也更为含蓄,貌似不经意地提及。例如,12月4日昆明罢委会发表的一篇由10句话组成的檄文中,只有半句兼及美国,谓执政当局有“友邦的军队和物资的支助”。[281]12月9日,周恩来借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的机会,突然公开表达了对美国久违的善意。“中华民族渴望独立的精神,不仅是中国几千年来民族的传统”,他接着话锋一转,“而且是从世界上先进的国家——美国的独立战争中学来的,希望美国政府以平等友好的精神来看待我们,才能有很好的中美合作”。[282]同日,周致电重庆董必武、王若飞:“赫尔利政策失败,马歇尔来华在方法上有改变可能”;并赶在马歇尔赴华前一天的16日抵渝,表示了积极合作的态度。[283]重庆南方局也随即否认反美,并撰文驳斥中央社,称“他们把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运动歪曲为‘反美’(见《中央日报》5日,《和平日报》1日),欲以离间中美人民之间的友情”。[284]是故18日,刚刚调任昆明的美国领事石博思向国务院汇报说:“总领事馆还没有观察到学生中有反美情绪的迹象……学生们对早先提出过的美军撤离中国的要求已经几乎不再提及”。27日罢委会复课宣言的“对国府当局要求”中,也抹去了“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一条。[285]这本是学潮最根本最主要的诉求之一,直至12月6日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还明确列出。罢委会在解释自己妥协原因时,也包括了“国际局势转变”一点,即“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强调中国必须和平民主,不再支持中国反动派进行内战……因此这几天随着马歇尔□□来华,国内大规模的内战多少是抑止了,延安代表飞渝,国共两党都表示愿意停止内战,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286]其中□□两字,现已辨识不清,但可以想见,应该是有关头衔的敬称。我们从另一封1946年初以昆明学生联合会名义致“美利坚合众国特派驻华特使马歇尔元帅阁下”函的起首几句,可以体会到当时中共对于美国政府既恨且慎的矛盾心情:“贵国大总统杜鲁门以大政治家的远见,于十二月十六日明白宣布了对华的外交政策,清除了前大使赫尔利所给予中国人民的忧虑。阁下恰于敝国国共内战烽火连天之时,荣膺新命,远涉重洋,光临敝国,我们在此,表示热忱的迎迓与崇高的敬意”。[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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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还是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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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共突如其来的攻势,仍沉浸在胜战喜悦中的美军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华盛顿觉得,不应在二战后还为中国人的纷争(civil strife)去损失美国的人力和声誉,然而,在“冷战”继起的情况下,中国又有着鸡肋般的战略价值。11月1日,作战部询问国务院:“考虑到盟军在日本的权力,我们是否设想过接受对远东大陆事务的某种必然性参与?从军事观点看,这决定必须设计何种军事步骤去抑制东方无法接受的侵略。例如,远东尤其有关满洲、内蒙、华北和朝鲜发生利益冲突时,就美国将坚守的至低限度发表一个确切声明,会极有价值”。[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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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心系美军战后归国“魔毯(Magic Carpet)行动”的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询问魏德迈华北海军陆战队员可以撤离的最早日期。[289]魏德迈的回答是11月15日。同理,他回绝了蒋中正突然提出将原赴青岛的第八军和赴台湾的第六十二军改运至塘沽的请求,因为这样将增加后勤困难并推迟他的遣返计划。[290]11月6日,作战部、国务院和海军部协商对华政策,基本由活跃的作战部次长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发言,他指出:“根本上需要决定的是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蒋统一国家的努力”,而“我们已经为这一政策做出相当的投资”。然而,在苏联动向不明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就变得格外谨慎而举棋不定。“如果俄国决定给予中共有力支持的话”,麦克洛伊说,“那我们就真的麻烦了”。国务卿贝尔纳斯主张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但仅限于此。而刚刚接替史汀生就任作战部长一职的柏特森(Robert P.Paterson)倾向于采纳一线将军魏德迈的意见。[291]三天后,魏德迈又拒绝了蒋中正利用美军运兵至东北纵深的要求。[292]14日,魏德迈正告马歇尔在现有政策下不应再继续帮助国民党向北运兵,因为那势必激化与中共的冲突。“目前的计划是基于没有共产党军队的情况下,由平津向北推进并控制满洲的关键地区”,魏德迈慨叹道:“美方的形势评估表明中国中央政府完全没有与共产党作战而占领满洲的准备”。他尚且乐观地认为已经运至平津秦一线的第十三、五十二(秦皇岛-山海关)、九十二(北平)、九十四(天津)四个军足敷战略控制华北及遣返日人之用,现有美海军陆战队员可以撤回,而不应被中共作为挑拨、煽动和宣传的素材。他向蒋中正建议说:“中国应立即决策,在进入满洲之前,巩固长城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及其陆上交通线”。[293]当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巴贝(Dan Barbey)中将私自告诉蒋可以运兵时,魏德迈声色俱厉地说,假使委员长想让巴贝中将做其参谋长,他可以让贤。[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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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当时建议的是,华北第一。在随后给蒋的备忘录中,他明确了国民党军当前的任务:“吾人须稳定长城以南至越南边界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这未尝不是雅尔塔遗留下来的美国在华势力范围。接着,他详细地分析中国各个区域现状的差异及美苏不同的政策,指出:“应当集中力量控制华北,并迅速实施政治及行政改革……委员长及其中国参谋人员并未充分考虑国民政府军队在满洲中心的补给和安全保障措施。基于上述事实再加上缺乏足够的兵力和运输设备,我建议委员长,做任何占领满洲打算之前,应当致力于恢复华北并巩固他在那里的军事政治地位”。[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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