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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难包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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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月12日雅尔塔密约的解密,中国各地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反苏运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莫斯科自觉东北是块已经咬在嘴里的肉腩,要它再吐出来实在心有不甘,这种不甘化作对美国乃至国民政府的深深怨恨。3月初,苏联开始由东北撤军。从1945年8月算起来,占领期已超过半年以上。但直至此时,斯大林仍没有下定决心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去打败国民党,偏偏在东北的苏军又大开方便之门。2月23日,苏军再次鼓励中共“应大批增强东北干部,增调主力,确保对东北的控制”。[78]中共中央积极利用了国内的反苏浪潮。毛泽东准确估计到“苏军在东北似乎又暂时可放手一些”。3月5日,延安指示东北局“乘此时机”,要求苏军配合迅速剿匪,并尽可能将中小城市尤其是“南满南段、中东西段某些城市”交予中共。当苏联从抚顺、铁岭乃至沈阳撤退的时候,他们只通知中共东北局去接收,并针对国民政府的反苏言行指出“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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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苏军的态度促使毛泽东大胆重拾占领大城市的信心,从3月中旬开始火药味再度浓烈。3月9日,沈阳卫戍司令科夫通突然接到上级命令:“最迟3月11日从沈阳撤退,将全部政权移交给中国人”。[80]一方面,特罗增科(Троженко)告知锦州国民党代表团苏军将于15日撤离沈阳,“无须办正式接防手续”;[81]另一方面,沈阳苏军将13日撤空的消息通知中共东北局,希望他们“迅速攻入沈阳”。彭真和林彪“照顾友方意见”,立即制定了包括切断沈阳电源、粮食、燃料供应等内容的大型破坏计划,并请示延安。然而,刘少奇因奉行早先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政策,命令彭真“沈阳不必去占”,“水、电厂应加保护,不得破坏”。而毛泽东则在致重庆及东北局电中以支持的口吻,着重强调“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东北局诸同志不过是反映这种意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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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刚刚访问延安的马歇尔以为局势缓和,返美述职,东北事态失去了原本有限的监督。此时在东北的中共正规军已达341200人,包括南满105501人、西满76011人、北满73115人、东满57125人、直属队12600人、朝鲜师等16000余人。东北局复又命令4月5日前在当地征兵19000人。[83]彭真报告说,苏军批评他们对美国人过于礼貌,并称不能让国民党控制长春以北地区,“东北友人态度甚硬”。3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东北的苏联友人态度强硬,重庆的苏联友人态度过于软弱,不要全听”。[84]16日,苏军再次明确表示凡其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希望中共“放手大打”。彭真在未获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已同意黄克诚部夺取四平。[85]17日,毛泽东电令彭真:“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时间愈快愈好,“造成优势,以利谈判”。[86]延安继而呼出口号“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87]毛泽东此时的意图就是以实力证明中共可以守住北满,赢得苏联的支持。因此,小小四平在毛泽东的眼中就是大半个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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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是长春的西南门户,位于松辽平原和东南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是随着近40年来铁路交通的兴起而形成的枢纽,南满铁路贯穿其间,向东可达梅河口而西至通辽,四通八达。鉴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蒋中正已确定为辽北省的省会,但驻守的只有空降的省主席刘翰东和6000多名收编的前伪满洲国士兵,国民党军主力尚驻沈阳。前国民党印缅远征军、全美械装备的新六军、新一军从华南或空运或海运,已至南满。按照蒋3月13日下达给新一军代军长郑洞国的命令,国民党军应于4月2日开入四平。新一军现军长孙立人,毕业于马歇尔的母校弗吉利亚军事学院,曾随史迪威一起征战缅甸丛林,1944年夏由新三十八师师长升任此职,此时随商震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会议。[88]而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出身黄埔六期骑兵科,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机械化骑兵专业,原和孙立人一样属史迪威、郑洞国辖下,同一时间由新二十二师师长扩编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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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中共原苏北(新四军)部队开始进攻四平飞机场。苏军帮助林彪由长春运兵南下。次日,战斗正式开始,四平守军难以抵挡中共主力军队的猛攻。中共顺利于17日占领四平。3月19日,沈阳国民党军主力一分为二,新一、第七十一军从两个方向上进发四平,新六军的目标则是南满重镇本溪。由于春季冰雪初融,道路泥泞,再加上中共军队毁坏了铁路和桥梁,国民党军的机械化部队行速缓慢,到了3月24日北上部队才推进至铁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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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东北停战谈判仍在艰难进行中。按照延安当时的打算,在占据有利地位后谈和,而美国则帮忙要价。正如周恩来3月19日报告所称:“美国要中国安定才能借给大笔款项,目前蒋不敢表示破裂”,“故我们目前的方针是把握蒋美矛盾及蒋之两面派弱点,用全力打击其反动一面”。[89]3月23日,毛泽东命令东北局利用“美方急于解决东北问题”的心理,在可能的协议达成以前,“你们应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同时空前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90]24日,毛泽东在“美苏、中[蒋]苏关系业已改善”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放弃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铁路全线的打算,命令东北局“速与辰兄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如得允许,则“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黄[克诚]李[富春]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91]26日,周恩来与马歇尔留守代表吉伦(Alvan C. Gillem)中将谈判,指责“政府在东北不断增兵,扩大内战”,要求“马歇尔在美交涉[国民政府]借款一事,最好在改组政府、修改好宪草后实现,否则现在借款会使顽固分子更嚣张,政府改组更困难,必影响整军的进行”。[92]3月27日,国共美三方签订《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采纳的是中共的意见,是个“调处”协议,并无停战规定,与3月11日马歇尔的建议相去甚远。共产党方面充分利用这个软弱无力的协议,命令东北局在苏军撤退一两日内抢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一经占领,则停战小组即便派往亦只能承认既成事实。[93]吉伦后来对重庆调来的苏联驻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抱怨说:“[国共]双方对自己承担的义务都没有责任感……在执行部,他们签署自己并不打算履行的文件。美方除了签上名字外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可做,还不知道这些协定文件并不具任何实际意义”。[94]中共中央向来要求所属部队“灵活执行”执行部所发出的命令。[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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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军完全控制了事态的节奏。国共美三方协议签字当日,苏军特罗增科中将即通知国民党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将于四月三十日撤完,至长春以北地区,不能等待国军到达接防,只能将防务交予地方现存武力”,明显“对东北北部五省别具怀抱”。[96]莫斯科再度玩起两手,一面对中共东北局提出接管长春的要求“未能允许”,另一面又告诉他们“现在应彻底破坏长春以南的铁路”,并积极运输中共军队布防。[97]蒋中正获报:“四月三、四等日由哈尔滨开长春北德惠之布海站下车十三列车,载‘共军’约一万五千名,哈拉屯六列车,载‘共军’约一万八千名,四月四日由双城开至德惠‘共军’一列车”。[98]蒋中正所不知道的是,哈市苏军4月25日撤离的时候,除了“两铁甲车,并可能有一部武器”之外,还送予中共“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99]而华盛顿惮于内战之名,极力限制对国民党的军火供应。据国新一军军需官周以德回忆,美国给的“只有食物,没有弹药”,“这也是最后一次的补给……供应了所有御寒衣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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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四平外围战打响。次日,停战执行小组飞抵150公里以外的梅河口。而与此同时,林彪致电毛泽东:“我此刻已到四平街……此次集中近六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6日,毛泽东回电表扬说:“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101]既然认定是“关键”,毛泽东开始“心绪不宁”,8日又电,亲自过问兵力配置、后勤补给、兵源补充等问题,甚至细致地指导说“破路极关重要……主要须掘断路基又宽又深”,而且不论已占未占均“须大破”。[102]在战斗初期,林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取得了一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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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4月16日,四平仍在中共手里,长春亦将为其攻占。蒋中正急令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此时凡可在后方抽调之部队,如在沈阳及锦州附近者,应皆抽调至四平街之前方……虽后方空虚一时,亦无所顾虑”。18日,他意识到中共“必将在长春或公主岭与国军决战”,命熊式辉“切勿轻进”,甚至给予了超越长春城市本身的价值判断:“决战关系重大,必须计出万全,而长春得失与收复迟早无甚紧要也”。[103]至此,国共双方的决战终于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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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当马歇尔从美国经北平飞返重庆的时候,国民党新一军向四平发动猛攻。蒋中正告诉他,你以前争辩说,共产党会履行他们的协议,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未能交出2月25日规定三周内交出的军队序列,他们进攻了长春,他们也拒绝继续恢复华北的交通。蒋甚至表示,他考虑完全撤出东北,然后交给国际解决。对此,马歇尔表露了他对国共双方的态度。他说:“共产党进攻长春明显违背了他们的协议,但同时我也感到中国局势中本来存在的深刻不信任和怀疑,政府过去的行径是致命的挑衅,而且有时是不可原谅的愚蠢。”他明确反对蒋的抗苏企图:“我反对他的看法即他或许决定要撤出满洲,或者实行一次重大撤退。我认为仍有相当希望可以达成妥协,对政府来说,这远比一次可能的撤退要更为有利。”毫无疑问,马歇尔对国民党的不信任要多于对中共:“我不同意他关于共产党拒绝继续恢复交通的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共产党在批评政府交通部人员的态度方面更有话说”;“国民党曾经有过在满洲取得和平的机会,但却没能把握住”。[104]而蒋中正此时已不得不依赖马歇尔的判断,他很快就抛弃了与苏联妥协的愿望,拒绝了斯大林的访苏邀请。[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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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4月29日,马歇尔在返华10天后,第一次向周恩来承认失败,自己将退出调处。可想而知,他未来253天滞华期间所做的只能是继续对蒋施压。周恩来及时报告延安:“马艳[29日]晨见周……他已智穷力竭无法再从事调停,希望国共直接会谈……马情绪不高,数月来第一次看到他这样颓丧……当晚九时亦将他告周之话告蒋及他将停止调解……马虽如此,但尚为我们组织飞机和寻找[南京]房舍”。如同对待史迪威那样,周恩来成功地向马歇尔推销了以下观点:(1)无法停火是蒋不承认东北有中共武装造成的,“只有‘剿匪’,并无调处”;(2)蒋只有“被迫时他才做一些让步”;(3)蒋“有过多少机会给他去接收长春路,他不去……不忙于接收”;(4)中共“主张停战,从未说应该打……主张派小组去,把一切冲突停止下来”;(5)“在联合政府未成立、东北内战未停止前,美国不要借款”。他的意见比蒋的意见管用。周恩来自签署整军协定之后即改变原来态度,开始反对美舰运送国民党军赴东北,而蒋中正则反对对此限制,并坚持再向东北运送两个军。即便国民党在美国协助下运至东北军队的数目还未及整军协议一年内的限额,而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却早已扩军超出同期限数的10倍有余,但马歇尔仍因周恩来的抗议而拒绝了蒋中正的要求。[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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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四平方面国民党军暂停了进攻,双方进入相持阶段。28日,毛泽东发生了动摇,他致电林彪:“请考虑打下去为有利,还是迅速停战有利。如打下去,须准备5月间顽方能增加一个军兵力……如我能于5月上半月歼灭及击溃现攻四平之新一军,则以打一仗再停战为有利,否则似以早日停战为有利”。[107]29日,周恩来在重庆继续对马歇尔施加影响,积极主张马上停火。[108]30日,他电告毛泽东:“一切问题须看一周变化,从国际四外长会议直到保卫长春之战。请东北以最大之力守住四平、公主岭,大举破路,夺取铁路一二城市,以保长春,而促停战成功”。[109]于是,毛泽东又回到了原先的立场:“时局正在变化,明后天可能签订停战协定;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而东北局已至极限,在5月1日给毛泽东的复电中,恳求道:“我所占地区已达饱和点,同时我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若能停战停运,求得一月之休整……纵然停而复打,对我亦无大害处”。毛泽东考虑利用马歇尔谈判并在停战前取得最大利益,于是电令“东北全党、全军努力奋斗,克服困难”。[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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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至5月3日,杜聿明亲自指挥本溪作战,成功收复,随后北进,集中全力攻打四平,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林彪还试图在四平以南双庙子地区断敌后路,迫使杜聿明从南满甚至关内抽调部队增援。彭真再度下令紧急征兵1.7万人。[111]东北局总卫生部也提出要求:“按大决战最高伤亡数为1万人计,最低需补充纱布130大[匹],绷带、白布100[匹],脱脂棉300磅”等。[112]毛泽东在5月13日对林彪还有信心,并拒绝了马歇尔要中共撤出长春的交涉。5月14日,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和强大火力对四平实施总攻。15日,毛泽东除继续令林彪“坚守四平”以外,再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18日,林彪不支,最终“大踏步”向哈尔滨方向撤退。孙立人从美国赶回指挥,新一军于19日夺回四平。[113]是次决战以国民党的胜利而告终。22日,民盟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联名致电国共两党,建议中共撤出长春、国民党不进兵、各方协商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毛泽东立即电告周恩来表示欢迎。[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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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一役对林彪主力部队造成重创。他向延安报告:“我各被插断部队尚未归队,且一时难归队。部队未穿上单衣,粮食困难,宿营地困难,部队逃亡现象严重,士气日益涣散,战斗力薄弱……现在吉林以东的部队如不向南移或北移,则无衣食”。中共已无力守长春,乃至哈尔滨等类似的大城市,并做好了在东满山区打游击的准备。[115]黄克诚电告:“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116]参与四平西南高地争夺战的单印章,所属新四军三师(前身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黄克诚部七旅是主力部队,他回忆说:“我当时是十九团的,两千几百人,伤亡了一千五,还有六、七百人。这六、七百人,说起来六、七百,勤杂人员、机关干部、连以下干部,一个连[只剩下]十个、八个,有好几个连打光了”。[117]5月21日,毛泽东给各军区司令员发布指示称:“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各地……应保持平静,不要有所动作”;或“作战暂勿举行”等。[118]此时中共中央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毛泽东急切指望马歇尔实现停火,予林彪以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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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马歇尔这时与其说已完全丧失了对中共谈判的主动权,还不如说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东北及华北不断恶化的军事冲突与他来华的任务日益格格不入。为了达成停火,他积极对蒋中正施压。必须强调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已经完全不相信国民政府能够收复东北,但更不愿为中国而与苏联在东北发生正面冲突。马歇尔在5月10日就明确要求“国民政府军队应集中于南满”,并只“增加一个师,维持[整军协定中国共]5∶1的比例”。他要蒋“同意让共产党军队,作为将来国民政府军队的一部分,配置在哈尔滨以西至满洲里一线”。[119]他担心蒋攻占长春,甚至在哈尔滨以西驻军,都将惹恼延安而不履行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可能会招致苏联的武装干涉。[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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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受制于美国而没有把握住决战后的有利形势。杜聿明原本积极乘胜追击,并已捕获林彪的详细撤退计划。[121]蒋中正无可奈何道:“我中央军则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且彼时时以撤退其海军,中止其运输,以为胁迫,使我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122]迫于马歇尔持续增强的压力,他先命白崇禧前去督和,后于5月23日亲自飞往沈阳。但就在同一日,杜聿明占领长春。这种突如其来胜利使蒋中正觉得“关于东北军事政治与对俄、对共、对美方针应作重新考虑”。他暂时顶住了马歇尔的压力,默许了杜聿明继续追击。[123]国民政府此时创设国防部,首任部长白崇禧积极主张乘胜消灭林彪。[124]国民党军一直推进到松花江的北岸,新一军五十师“过松花江后即命停止前进”。[125]哈尔滨已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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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于5月28日在沈阳给马歇尔去信,摆出谈条件的姿态。他要求马歇尔:“你必须取得共产党的保证,即军队整编方案将立即付诸实施,并在东北率先实行。你必须立即制定并告知实行军队整编方案的具体措施……为确保共产党的诚意起见,希望你对你所参与一切协议的实施规定时限,并负责监督共产党方面严格遵守这些协定。”这样,他可以同意停火。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马歇尔在30日看到这封信时心情如何,但他根本就没有理睬。翌日,他继续对蒋施压:“我未收到你对我5月29日[要求立即停战]电报的答复……我的调处工作不仅日益困难,而且本人正直的地位即将受到严重质疑”。[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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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中正终于又一次屈服。他仍幻想着可以同时获得美苏两个大国的支持,另外也希望能巩固南满已经占领的地区。他寄希望于中共遵守三个月前在美国主导下达成的整军方案。毕竟根据该方案,中共1946年在东北得有三个师的兵力,而且蒋同意他们“可以驻扎在黑龙江省的新边界以内”。[127]6月2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向为躲避马歇尔而待在北平的蒋中正报告:马歇尔非常生气,要蒋立即返回南京。蒋为“勿伤对马个人之情感”,虽感“痛心与耻辱极矣”,而顺从于马氏压力,并做出了他后来抱悔终身的决定,同意“立即停战”。[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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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周恩来欣然接受马歇尔所提停火计划,并希望将蒋中正提议的10天期限延长至一个月,“至少二十天,要停止进兵、进攻、追击,还应包括停止运兵”。[129]5日,双方最后商定停火15天。东北停战令自6月7日正午生效。而就在7日当天中共攻占了吉林市东的铁路枢纽拉法(今属蛟河市)。[130]周回延安,毛泽东指示林彪:“应利用此十五天时间,休息补充,提高士气,准备再战”。[131]他在给其他军区的指示中说:“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132]周恩来也要求“积极备战”。[133]6月20日,蒋再次在马歇尔的建议下,将停火延迟至月底。他以为中共军队主力已在决战中被消灭,余下的不足为虑。他真的想错了。中共此时在东北的策略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134]从此,林彪得以哈尔滨为基地,不断发展壮大。毛泽东秋后总结:“过去[7-9]三个月战争,吸引了蒋介石原拟调赴东北的几支有力部队于关内,使我们在东北得到休整军队、发动群众的时间,这对将来斗争也有重大的意义”。[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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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战后,苏军明确要求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解北满之围,甚至表示可以从朝鲜海运武器弹药至中共力量占优势的山东支援。[136]从5月底开始,一条自朝鲜经安东至烟台的武器供应线开始流动。陈毅部接收到的第一批物资即有“八二重机枪三十挺、子弹四十万发、炸药一万箱及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像机等”,他们以“一千瓶白兰地”回赠。[137]毛泽东随后于6月初命令刘伯承、陈毅所部立即攻取长垣、泰安等地,以为“报复”。[138]6月22日,毛泽东更明确下令:“山东区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阳、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及徐蚌间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又令“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渤海三区主力及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粟裕、谭震林主力对付江北之敌”。[139]蒋中正则急调两个军赴山东,一个守济南,一个守青岛。这正中毛泽东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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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虽在东北失利,但却因此转机,抛弃了分兵攻守城池的方法,发挥自己擅长运动战的优势,扬长避短,将占地守城的负担丢给南京,重新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7月16日,毛泽东以晋冀鲁豫陈赓部为标杆,宣传以多打少、以少胜多的战略:“我陈赓纵队现已开始作战,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之方针,取得两次胜利。我各地作战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火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140]20日,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军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141]他并切实地将这一思想贯彻全军。简单来说,就是搁置占地攻城的请示,但凡保证歼敌的,即刻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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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中正则在6月26日晨,发动了对中原宣化店地区的合围。宣化店原本有个好听的名字——仙花店,它位于湖北、河南两省交界的盆地上,竹竿河徜徉其间,是个武陵源一般的去处。然而就在国民政府胜战东北的时候,中原的战火也在这里点燃了。从1945年秋天开始,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就被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以26个师的兵力包围在这一地区,准备“围剿”。1946年4月11日,蒋中正密令胡宗南:5月4日发起进攻,5天结束战斗。胡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员熊向晖立即向延安报告了此事。[142]4月29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一)为反对国民党阴谋围击五师本日已发表公开声明;(二)迅向马歇尔交涉保证五师不被围攻,并迅即转移;(三)请考虑是否可以向马歇尔借美金百万元,为五师粮食及转移之用,六个月后由苏鲁两省筹还;(四)五师问题办妥你再赴东北。”[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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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指出国民党军将向中共中原解放区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为制止内战,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的转移问题。马歇尔当即赞同周恩来的提议,并表示他可以派北平军调处执行组美方代表白鲁德(Henry A.Byroade)于5日由北平直飞汉口。6日早晨,大雨滂沱,白鲁德、周恩来和王天鸣代表三方,乘吉普车奔赴武汉以北100公里的宣化店,8日上午11时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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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美军已经做好了帮助政府围攻华中中共军队的准备。据共产党员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回忆,身为军调部执行处主任的白鲁德准将在如厕的时候告诉这位美国小伙子:“[新四军第五师]这些人将会被抹掉(wiped out)。我最近刚从东北回来,那里的红军是国军的十倍,政府打不赢。但是在这里国军却占上风,我们打算让他们消灭共军”。李敦白将这些话告诉了新四军司令员李先念。[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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