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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66 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706769293]
1706771667 胜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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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69 蒋中正必须面对马歇尔转加的压力。但马歇尔手中并没有能制约中共的牌,他所能做的只有压蒋和共。[148]在蒋看来,“马歇尔不问我国之利害祸福如何,亦不顾其本国政策之能否实现,而惟以其个人之功利成败是图,一意对‘共党’迁就,以致扬汤止沸,劳而无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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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71 马歇尔希望以承认东北现状来换取中共让出华北的热河、察哈尔和山东。他不满于蒋对中共的强硬态度。6月9日,他为了向中共示好而做出了一个重要举动。像罗斯福于二战期间归还苏联密码本一样,马歇尔将周恩来前一天遗失在他专机上的笔记本“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派副官当面交还。这个笔记本上记有中共高级情报人员熊向晖在南京的住所和一个“熊”字。[150]如果将之透露给国民党方面,那么熊向晖就很容易暴露,也就断绝了日后与中共性命攸关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但马歇尔显然不相信蒋中正,反而选择了周恩来,没有把资料交给国民政府。6月13日,马歇尔在给蒋的备忘录中说,中共不可能接受政府对军队配置提出的对案,“谈判的目的是使国民党不遭受困难,除非攸关重大利益问题,否则应避免提出会拖延谈判和根本不会被接受的条件”。[151]但国共双方势同水火,彼此都不会满足于对方开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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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73 自1946年7月29日起,美国中止对蒋一切军事援助。由于美械对弹药及补给的需求量较大,在军火禁运的环境下,国民党军战斗力大大受限。[152]一位东北前线的国民党军官承认:“国军的胜利主要依靠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一旦这些军火补给被切断,他们就无法继续取胜”。[153]而曾主导国民党军改革的魏德迈四个月后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讲话中,激烈批评马歇尔的对华政策:“国民政府军绝大部分装备是美式的。如果我们不继续卖给他们军火来补给这些装备的话,他们将在军事战役中极大受挫。同样,还取决于中共自外界获取援助的程度,但那却是非常、非常隐晦的”。[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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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75 7月7日,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发表了它的“冷战檄文”,批评“美国的援蒋政策是企图取代日本,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55]稍后毛泽东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卫战争”,称中共“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156]他获得了斯大林的秘密支持。苏军在东北大连培训从未见过坦克的华东部队军官如何对付美式重武器。[157]中共明确告诉美国驻华人员:“中共对国共问题与对美态度不能脱离莫斯科之关系”。[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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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77 7月13日,战火又由苏北燃起。当日,毛泽东给华中局的指示原本是“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159]华中局粟裕则“先发制人,大胆试战”,以6∶1的局部优势兵力率先进攻了泰兴、宣家堡等地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李默庵辖下整编第八十三师的两个团。[160]李默庵在黄埔时期曾经陈赓介绍加入过中共,后因中山舰事件退党,但与中共时有往来,原本对“剿共”就不大积极,这次亦采中庸战术,分进合击。而粟裕则是以老区地利,集中一点,坚持以多打少。随即国共在如皋、海安、黄桥等地大规模交火。双方损失惨重。讽刺的是,双方高层都获报捷。粟裕说,谨遵延安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指示精神,“灵活出兵,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仗”,以1.5万人的伤亡,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并5个交警大队(厚戴笠“忠义救国军”改编)共5万-5.3万人。[161]李默庵则报告说,占领重镇海安,“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使“苏北共军大势已去”,伤亡“二三万人”,自身损失约4万人,他后来回忆说“也算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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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79 蒋中正从7月14日起避居庐山,不是避暑,而是避马。7月18日,马歇尔携新任驻华大使、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飞到庐山见蒋,两人又起小摩擦。据司徒大使叙述,“餐后,各位先生齐聚一堂,蒋总统即询问马歇尔将军对最近事态的看法。马歇尔将军……非常直白地谈到了昆明两次不幸的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事件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恶劣影响。总统显然有些尴尬”。而马歇尔将军事后解释说,“是蒋总统那时问的一些问题自己招惹的”。[163]经历这次小摩擦,马歇尔更加确信中国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蒋中正和他的国民政府。在停火整军无一兑现之际,马听从司徒建议将调处又转到组织国府委员会上去。这实质上重蹈了赫尔利的覆辙。国共双方遂于外交上展开了争夺画饼的口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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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81 7月26日,马歇尔再次登庐,转述周将停战与改组政府相联系的建议。8月5日,蒋中正提出对案,即中共须接受5个条件:(1)退出苏皖边区;(2)退出胶济线;(3)退出承德;(4)退出东北除新黑龙江、兴安和嫩江省、延吉以外地区;(5)退出6月7日后所占领的晋鲁地区。在刘斐假意的奉承声中,蒋还以为由于亲自指挥,山东陈毅部已被歼十之六七。[164]他满心欢喜地告诉马歇尔:如果阁下有耐心的话,就能看到瓜熟蒂落——共产党将会主动寻求马的帮助并做出必要让步来达成协议。马歇尔却表达了相反的看法。[165]其时周恩来只需抓住两点即可无往而不利,一是政协决议,二是国共对等,都是蒋的软肋,而又是马歇尔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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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83 蒋马都不知道仅在7月15日至8月7日,苏军就秘密由海路运给陈毅步枪12145支、重机枪182挺、轻机枪56挺、掷弹筒167个、大小炮7门、刺刀11164把、子弹10212840发、炮弹43588发(2000发九二步兵炮炮弹,余为山炮弹)、掷弹筒弹6700发、炸药219900斤。[166]这条补给线除8月中旬将弹药运去东满之外,在1946年5月下旬至10月25日期间一直工作,而且运送武器弹药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水平。[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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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85 自7月开始,中共东北局正式在平壤以“利民公司”名义设置办事处,一直经营与朝鲜和苏军之间的物资交流,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军火货物经由四条交通线路秘密流动:苏联以大连为中转,实现朝鲜终年不冻港南浦、罗津至山东半岛的海运;陆路运输则利用朝鲜的铁路网,以南满的安东(今丹东)——新义州或辑安(今集安)——满浦和东满的图们——南阳为进出口岸。有据可查的包括:“一九四六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三百吨炸药、三百万只雷管、一百二十万米导火线。一九四七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一百二十吨炸药、二百吨硝酸、一百吨丙酮、十五万双胶鞋”。硝酸钾和丙酮是主要制爆品。除此之外,输入的军用品还包括硫酸、甘油炸药、苦味炸药等。1946-1949年,苏朝通过上述线路运给中共的,有两千多车皮的日军作战物资,另外还有苏军的“国际主义支援”。据不完全统计,输入物资在1947年1-7月达到21万吨,1948年更有30.9万吨;过境人员1946年7-12月达3000人次,1947年过万,1948年仅图们一口就有8685人次。同期中共方面则至少输出了5万吨粮食及其他物品。[168]陈毅的参谋长陈士榘为了证明当时山东野战军炮兵实力强劲,曾在回忆录里透露:“弹药是从东北运来的,比较充足,随时可以补充”,“从东北军区、东满军区经海上运到山东的,储存在滨海山区,可以随时补充”。[169]因此,中共当然不会同意蒋中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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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87 更有甚者,中共部队还收到来自美国的“额外”援助。美国际救济总署[170]从是年初开始向中共提供大量的药品、食品和纺织品,还有汽车、汽油、柴油、机油、润滑油等物资和工农业器材,总重约61105吨,约值美金1000万元,超过救总援华总吨数的2.5%。按照协定,运费、工资约548亿元法币尚需国民政府支付,而运载工具则由美国供给。有两个美籍救总官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是出生北平的詹姆士·格兰特(James P.Grant,后来赤脚医生运动的鼻祖),和宋庆龄、叶剑英关系密切;另一个是路易士(Lewis),他与陈纳德组建的CAT空运公司(CNRRA Air Transport)签立合同,用飞机在几天内将一大批贵重物资和现金经开封运至晋冀鲁豫或苏皖边区。[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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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89 中共将救总援助的物资几乎都用于军事。山东作为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在一份有关美国救济物资发放的总结报告中称:“大部物资均用于支前或军工建设,对于自卫战争实起了相当作用。”为了军用,干部会做两本账,“表面计划”由美国共三方讨论决定,但实际上,美国救济品运到中共辖区后,由其派去的司机、工人卸运,完全控制了物资的发放和使用。联总虽有代表到场,但根本无法监督;共产党方面有时亦会主动邀请联总代表参观某些有组织的发放,以去疑心。[172]救总一次就拨给卡车、吉姆西(GMC)牌货车、工程车、加油车40多辆,外加零配件和汽油,这些物质“主要用于军运”。正是救总给予的汽车装备,使得晋冀鲁豫军区的现代化运输初具规模(之前用畜力和木炭车),“汽车和修理工具才得到初步改善”,及时完成了战场前线的“军需运输任务”。中共还对救总方面“申明参加军运的是缴获的国民党汽车,一面编造运输单据争取了不少零配件和油料”,长此以往竟未暴露。[173]黄河工程款也被用于抢购布匹药品等物资。[174]另据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周志坚回忆,“抗战胜利时,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援山东的物资,一直存放在仓库里”,他曾为自己的部队要来一批毯子,每个人发一条,每匹马发两条,垫在鞍子下面,“这些毯子当时确实解决了部队野外露营和防雨防寒的问题”。[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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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91 8月10日,马歇尔向媒体发表公开声明,再次为调处失败铺路。也就在同一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像他的前任一样,签署了一封马歇尔拟定的给蒋中正的警告信:“倘若中国内部之和平解决办法,不即于短期内表现真实进步,则美国舆论对中国之宽宏慷慨态度,势难继续,且本人必须将美国立场重行审定”。[176]15日,恰为中国抗战胜利一周年之日,蒋中正接到了杜鲁门来电,悲愤莫名,认为语意侮辱,殊难忍受,对共产党一味迁就,而对自己“反以专用压力,以余为可欺也”,遂自欺欺人地故作宽大:“美之幼稚只可一笑置之”。[177]16日,马歇尔又赴庐山忠告蒋,政治解决比武力解决更有和平的希望,武力只会使国家走向灭亡。他相信周恩来有关中共愿意加入政府和愿意停火的表示都是真诚的。[178]蒋中正反问马歇尔:“中国非共党参加之政府,即不成其民主政府乎?”[179]然而,他不可避免地产生逆反心理,不禁对美国的任何建议都拒之门外,也不希望司徒雷登介入有关政协决议的讨论。[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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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93 就蒋对马歇尔的质问,主持日常事务的副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显然有点心动,他特地询问远东司司长范宣德的意见。范宣德以民盟不会同意为由加以驳斥。在范宣德看来,蒋对政协决议的否定,更证实了他的成见(“prejudging”),进而主张抛弃美国政府自1945年年底以来对蒋原本就不太情愿的支持,明确“强烈反对给予处于大规模内战中的[国民]政府以任何实在的物质援助”。[181]他稍后宣称:“现在所有报告都表明俄国人并没有直接介入或者在物质上援助[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不愿在华出现与我们敌对并彼此公开军援交战双方的状况。因此,如果我们也避免给予蒋军以公开的军事支持,那么也就不会发生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了——那就是我们与俄国人为争夺中国而展开的军事竞赛”。[182]这位“中国专家”完全无视美国记者已经公开的有关苏联在东北援助中共的报道。[183]中国对他们来说仍是列强的角斗场。而艾奇逊的论调更带有英国式殖民主义的色彩:“一些英国人时有表达他们的观感说日本将重新填补远东的权力真空,或至少发挥一种‘稳定的影响’。我们认为,远东并没有权力真空。貌似俄国和我们已经将之填补。因此,主要问题还在于调节我们与俄国人在那里的关系,避免我们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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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95 在马歇尔的主导下,美国已经中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到了8月中旬,杜鲁门正式以总统令方式禁止军火运华,包括禁止向国民党出售军事物资和飞机零件,该禁运令在以后10个月中将持续有效。[185]蒋中正唯有感慨:“马歇尔愤于国、共调停中梗,自七月份起,即已电请美国政府断绝一切对华援助,至此,复又制止我国向美国购买剩余军火之禁令,于是国军补给,遂因此而完全陷于困境矣”。[186]8月下旬,国务院拒绝为国民政府急需购买的1.3亿发7.92毫米“中正式”主力步枪子弹发放出口执照。[187]随后,又中止交付已拨中国的原订援建8又1/3个空军大队的租借法案剩余物资。[188]这就让人想起了1937年美国中立法案的影响。马歇尔其时曾对驻青岛的第七舰队司令库克(Charles M. Cooke,Jr.)提及:我们(美国)过去武装过中国(国民党)人,现在我们要解除他们的武装(disarming the Nationalists)。库克后来在参议院麦卡伦委员会上作证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异议:“当然,共产党人在满洲得到苏联充足的供应,有兵工厂运入的,也有从日本人那里缴械的枪和弹药。我们那时实际上明确地知道这一切”。[189]周恩来在半年前对美国“减少或暂停对蒋之军事援助”的设想,业已实现。[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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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97 后来屡遭诟病的剩余物资买卖,其实真正是美军和菲律宾拣“剩”下来的,没有武器或弹药。8月30日,国民政府终于就购买美国战时在印度、中国及17个太平洋岛屿上的部分物资签订协议,包括卡车、机器、交通器材、定额干粮、药品等。貌似援助,实则负担,因为大部分是国民政府用债权换来的,是买的,不是送的。国民政府还要负责这批物资繁琐的运输。马歇尔坦言:“这对目前的军事形势极少或全无关系,因为[国民政府]真正能够把任何如此大量非军事物资运入中国都要花费许多个月的时间”,“例如可能卡车运输就要四五个月,然后还要接收、整理才可以加以利用”。[191]即便要将民用物资转用于军事目的,也是大半年之后的事,但相应的消耗却是得不偿失的。就这样,美军在战时及战后拖欠因汇率纠纷而搁置的2412亿法币债务仅以剩余物资折1.5亿美元抵付,实欠尚巨。然而截至1947年5月中旬,上海物资供应局仅签收2500万美元的剩余物资,其中“以卡车为主”;新闻局长董显光公开表示“因运输工具之缺乏,迄今美方所交到惟全数之小部分而已”。[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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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699 8月中,国务院针对苏联在全球的意图给作战部发了一份备忘录,摘要传送给了马歇尔。美苏在华冷战较量的前景已然在望:“苏俄在华明确目标在于排除美国的影响并以莫斯科的影响取而代之。主要的担心是,假使美国因某个或某些原因撤出中国,结果将会导致苏俄在这一全球重要区域的战略性胜利……苏俄扩张,其影响将在不久的将来控制中国和满洲的人力、原材料和工业潜力。”这份备忘录甚至将苏联比作五年前的日本,美国将在中国海、东南亚、欧洲和中东面临苏联的全面威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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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701 尽管国务院遏制苏联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但陆海军方面却在这个关键时刻态度疲软。原因在于二战刚刚结束,复员成为美国民众和幸存军人的最大呼声,自然限制了战时膨胀起来的全球战略。年初的时候,海外驻军甚至发生了暴动,普遍要求回国。接替马歇尔为陆军参谋总长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一上任即萌生退意,被复员和预算两大问题弄得焦头烂额。[194]库克海军上将考虑苏联对朝鲜半岛的侵略时,首先想到的是把那里的美军撤到中国或者日本。[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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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703 美国国内对华舆论战后一分为二。此时白修德与自己的老板鲁斯(Henry Luce)决裂已一年有余。以白修德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派和以鲁斯、霍华德(Roy Howard)为首的亲国民党派展开激烈论战。[196]亲共派对陆战队驻华、剩余物资买卖、500万美元贷款等政策进行了攻击。这当然与中共情报人员陈翰笙和美国共产党的联合活动不无关系。[197]却让原本一副事不关己模样的艾奇逊觉得十分为难,他向马歇尔诉苦:“我知道我们在华行动属于最高级别的命令,并且与我们的政策声明完全一致。但我觉得民众还未充分了解,尚有诸多误会,缺少一年来我们为贯彻总统声明付诸全部行动的确切消息”。[198]这时候,鲁斯帝国和霍华德报系起而应对,努力宣扬国民政府的好处。然而,这场论战使得冲突的解决更趋复杂,因为它暴露了国共两党太多的问题。[199]美国对华外交也因此完全陷入了一种举步维艰的境地,只能消极维持着原本注定失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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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705 杜鲁门也开始了他的国防缩减政策。美国当时对外债务已高达2800亿美元,通货膨胀仍在加剧,而且每年尚需支付80亿美元的退伍军人救济金。作为行政首脑,杜鲁门竭力保持政府的收支平衡。面对第80届共和党国会讨好选民降低税率的立法,总统不得不削减军费预算,并因此与海军部长弗雷斯特(日后首任国防部长)结怨。国会批准将陆军裁至66.9万人,杜鲁门进一步减到56万,实际仅为55.2万人。美国本土可以作战的陆军预备队,即马歇尔所称的1又1/3个师,实际上只有驻北卡的第八十二空降师而已。[200]因此派驻军事顾问团成为美国战后军事援助中国、希腊的主要措施。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再次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布驻华美军已由1945年的约11.3万人降至1.2万人以下,换言之,几乎90%业已撤离,而且“将进一步减至维护执行部美军人员及青岛机场、仓库所必需的人数为止”。[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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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707 而周恩来的外交打算,全在于“配合安全理事会苏方要求撤退美军”。他抓住马歇尔立即停火的要求,也吃透了蒋中正不会同意,因此一方面代替毛泽东表态中共可率先停战,以“证明拖打责任均在蒋”,从而进一步博取马与司徒的同情和信任;另一方面已抛弃马歇尔,开始针对马本人“连续发动新闻攻势”,“使调处执行部非宣告解散不可,则美军只有撤走”。[202]这使民盟众人对其突然激烈的反应甚为不解。[203]周恩来的策略又一次获得成功。8月29日,处于困境的马歇尔近于哭诉地向周恩来和盘托出自己与蒋中正的谈话细节。他虽然早已怀疑延安与莫斯科之间在舆论宣传上的秘密合作,但竟然还是试图以诚恳感动这位共产党外交家。马歇尔慨叹道:“我想我已经停止了几乎所有对[国民党]政府的直接军事援助,但[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还是指称如果国民党——或者政府——没有美国政府的军备支持就不可能再继续战斗一个礼拜”。[204]他在随后给杜鲁门的电报中,将调处僵局主要归咎于“政府军事领导人”——蒋中正,而中共的反应只是自卫。[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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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709 在美国的严峻压力下,蒋中正甚至考虑寄希望于苏联。入夏之后,苏联外交所表达出来的善意使得莫斯科的立场更加难以捉摸。四平、长春之失,证实了斯大林先前对中共实力的估计。他再次玩弄两手,一改先前对蒋强硬的态度,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政府示好,表示无意阻止中国的统一,并重申不支持中共的原则。[206]8月31日,蒋中正邀请彼得洛夫大使前往桂林的疗养胜地小住,借机表达了访苏的意愿:“我请您一有可能就转告斯大林大元帅,一旦中国国内政局稳定,我想亲自去见他”。[207]但莫斯科没有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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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711 至9月15日,马歇尔第八次上庐山,建议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商议停战问题。蒋对马厌恶已极,并不为之所动,认为中共亦“反对美国、嫌恶马歇尔之调解”,反而自信占领张家口之后宣布停战,则中共必妥协而参与国大,或者国共之间可以直接谈判,也就可以把指手画脚的马歇尔踢开了。[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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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713 9月17日,王炳南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中共渴望停火的夙愿,同时威胁说周恩来有可能退出和谈,并认为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王代表周公开否认中共接受过任何苏联援助,甚至将来亦不可能。[209]但他私下里却承认与苏联大使时有来往,并声称苏联愿居中调停。[210]周本人随后也表示退出谈判,他的声明已然“冷战”化:“美国好战分子误导下的政策,即变中国为美国反苏的基地和美国商品及投资的市场是不切实际的”。[211]中共的外交政策此时已明显带有苏联影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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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71715 10月1日,马歇尔在中共的压力下,向蒋发出了最后通牒:立即停战,否则彼自请杜鲁门总统召回,并终止美国之调处。两人关系“非常紧张”。[212]他要蒋明白“美国现在的调停者是意志坚决之辈”,不会再容忍“委员长继续他三个月以来的攻势”。[213]当蒋看到这一通牒时无奈地记下:“马歇尔固执成见,专以压力加之政府,而不明了共党蓄意破坏美国调处之阴谋”。[214]周恩来其时已接到延安“不必继续挽留司、马”的指示。[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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