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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四 危急存亡之秋：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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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非共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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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8日晨，马歇尔的专机飞离南京。身后中国的东北、山东、山西等省俱已陷于战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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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南京获得消息：华盛顿方面已发表马歇尔措辞强烈的声明，并同时宣布了对其国务卿的任命。这表明白宫对马歇尔个人全部对华政策的坚定支持，并回避了促成国共联合这一使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和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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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要点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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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和平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相互猜疑和完全不信任，这种猜疑和不信任几乎是无法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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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国民政府领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共产党直言他们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要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而奋斗，即便要先经过美英的民主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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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导致最近和谈破裂的最重要因素有以下这些：在国民政府（实质上即国民党）一方，存在着一个由反动分子组成的统治集团，他们几乎反对我为促进成立一个真正联合政府而做的一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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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dyed-in-the-wool］的共产党人则毫不犹豫地采取激烈措施以达其目的，例如，阻断交通来破坏中国的经济生产，从而颠覆、瓦解政府，而不顾有关民众直接承受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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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内的反动分子显然指望美国能提供雄厚的支持但又不干涉他们的行动。共产党人显然指望以一场经济崩溃导致政府垮台，他们不愿考虑民众的利益而做出妥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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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双方对此的反应都是有选择性地宣传对己有利的部分。蒋中正本人的反响是积极的，并未公开表露出反感，可能因为马歇尔国务卿代表美国政府首次承认了他的对手是真正的共产党。[2]而周恩来则公开批评马歇尔没有指明所谓“反动分子组成的统治集团”的首领就是蒋中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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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国务院的那份备忘录不小心一语成懴：“一旦马歇尔将军使命失败，美国的地位就必须由一个中国事务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一个利益攸关的旁观者。”[4]失败的政策还在继续。1947年2月，马歇尔国务卿与陆海军部长协商了由远东司司长范宣德提交的“美国对华政策”备忘录，决定“避免任何形式的对华军事援助”，并重申经济援助的前提是中国状况的改善。[5]这对国民政府的打击是巨大的，数项经济贷款因平添了政治条件而终成画饼。蒋中正无奈地记下：“美国强制我改组政府，否则彼不贷款协助，其舆论皆视我国为可欺……希望美国朋友了解我国八年抗战之艰巨……今日和平以后虽不需要我国，如能不置我于卑贱之列，而以人类相待则幸矣”。[6]在内战的困扰下，国民政府的改革更加乏力。然而面对重伤未愈的中国国民党，山姆大叔一摆手，表示：你先自己证明健康状况，我再给你输血。不久，美国政府继续做出放弃中国的举动，不仅于3月11日撤走存在了将近32个月之久的延安观察组，遣散军调部，还陆续撤离海军陆战队。禁运令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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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很快打响了后来被中共党史称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争夺战。临江，临的是鸭绿江，位于长白山脚下，为中共在东南满洲尚存的根据地，1月平均气温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杜聿明从1946年12月起用6个师的兵力围攻这里。林彪动用了几乎北满全部战斗力的12个师，于1月5日开过冰封的松花江突袭塔木，引南满国民党军分兵来救，达到目的之后即迅速撤回江北，并未接触。由于中共军队冬装单薄，仅冻伤就超过8000人，“造成残废者不在少数”。[7]1月30日，国民党军又以4个师的兵力进攻临江，林彪也以4个师应对。2月5日，国民党军半美械的第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于高力城子一带遭中共部队伏击；翌日，国民党军第二○七师先遣团又于三源浦的大雾中被围歼。林彪的第四纵队插入南满抚顺、桓仁、本溪腹地，令杜聿明无暇东顾。一周后，国民党军重新组织5个师的兵力，发动第三次进攻。中共军队一方面再次挺进南满，围魏救赵，当吸引国民党军的3个师来救时，以优势兵力以逸待劳，在通沟和大北岔消灭了先头两个整团，迫使其两个师兵力回撤；另一方面林彪第六纵队在北满渡过松花江攻击长春，消灭国民党军1个整团后，北返与第二独立师会合围攻德惠，当国民党军再次来救时，又避其锋芒于3月2日撤回松花江以北。这一次杜聿明向北紧追，但却拉长了战线，被林彪寻到破绽于3月8日三过松花江掩击其后，大败而归。3月26日，杜又以20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发起攻势，但因中央战线的第八十九师进军过速，被林于4月1日围歼，另两路攻势随之瓦解。临江战役以中共全胜而告终。[8]此时东北野战军建立了自己的炮兵部队，“已有各种炮一千门左右，各主力纵队已有野炮营或团，各师已有山炮营或连”。[9]中共借马歇尔停战带来的喘息机会，靠着苏联源源不断的援助，重创了国民党精锐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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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亦是如此。陈毅、粟裕率领合流后的华东（原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放弃苏北，于1月2日晚10时，以7万多兵力（4倍半于国民党军）突袭山东临沂西南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驻扎的卞庄、向城等地。此时的华东野战军装备已达全盛：编制满员（其中新俘虏数不超过1/3），每师配齐轻机枪486挺、掷弹筒486支、重机枪162挺、迫击炮（主要为60毫米口径，包括部分九二式步兵炮）约100门、山炮9门、平射炮（37毫米口径）约4门，另弹药平均每单位步枪50-100发、轻机枪500发、重机枪1000发、迫击炮50-100发、山炮40发、平射炮100发，手榴弹每兵4枚。[10]国民党军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轻敌，此时正在峄县城内过年，整二十六师遂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3、4两日，骤降雨雪，道路泥泞，造成国民党军重型武器无法正常施展、空军又无法支援，“装甲兵团”第一快速纵队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大部覆亡。关内中共军队得以制服坦克，“以人的血肉压倒敌人”。[11]11日，中共军队又凭借缴获的重武器攻陷峄城，俘马励武。1月19日至20日，中共军队再以炸药连续爆破攻占枣庄，凭借强大火力，打败了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一师并两个团，俘虏师长周毓英等1.3万余人。[12]国民党军损失甚大，“据报旅长、团长阵亡者三万人……美国一〇五重炮两营皆已损失，汽车之数亦大，半年以来剿匪损失，以此为最大”，“此无异送精械于匪部”。[13]具体数目为：坦克24辆、各种炮217门、汽车474辆。[14]峄枣战役又以中共胜利而告终，标志着中共战斗力在苏联的援助下已获得了本质改变。据被俘国民党军逃回人员报告，中共军队“死伤虽大，但补充的新兵及武器很多，士气旺盛”。[15]华野的弹药是如此充沛以至于可以接济刘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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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1月17-18日，晋冀鲁豫军区的陈赓与晋绥军区的王震合作进攻汾阳和孝义。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亲自太原分三路来救，被陈、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于29日结束战斗，第六十一军六十九师副师长王熙明被俘。晋冀鲁豫军区四纵第十旅副旅长楚大明牺牲。[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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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蒋中正最后一次试图与中共谈和。他对亲共的张治中说：“大家都希望你再到延安走一趟。”张慨叹道：“晚了。”蒋仍坚持：“故试之”。[18]随即托司徒雷登转达。就在围攻汾阳的1月17日，中共马上在广播中拒绝与蒋和谈，要求取消1946年底国大通过的宪法，恢复1946年1月13日的军事位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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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字辞修）对这种美国造成的战和不明的状态深恶痛绝。他在2月19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做报告时道出了国民党军失利的深层原因：“古人说：名不正，言不顺。师出有名。我们在前方和团长以上的长官都谈过，究竟是打是和？他们都表示怀疑，说后方总说我们好战，连死了的官兵也不知为什么要打。最近有一件公事，国防部已经呈复行政院，公事是说剿匪伤亡官兵不准褒扬……现在我们前方士气相当消沉”。[20]陈诚不得不受命亲到陇海前线新安镇指挥作战，摆出与陈毅决战临沂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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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此时已是骑虎难下，正是他被骄纵的情绪所主导，不顾政府财政濒危的事实，仍旧依照占地多寡来衡量战事成败，错误地估计了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自他而下，国民党军将领也必依据委员长的标准来邀功请赏，于是上下都被盲目的乐观情绪所笼罩，谁也没有担起真正的责任。1月8日，陈诚在国民党中央报告说：“去年七月以前，我军完全处于被动，七月以后，共产党打我们就给予反击，总算还能达成任务……一般说来军事上很顺利，收复的有一百五十多县”。[21]国民政府的统计资料亦如是，谓从1946年1月13日至1947年3月17日，国民党军已从中共手里夺回198座县城，中共尚占212座，对比国民党军的590座，从数据上看，无疑是国民党胜券在握。[22]以至于2月15日国民党军占领了中共遗弃的临沂时，国防部亦捷报频频，称“毙伤匪三万余”“临沂之攻下”等，自欺欺人，蒋介石亦盲信盲从，记下“此次战略可说完全成功”等语。[23]而中共则业已转变为以国民党军机动兵力为目标，“作战计划变更七次之多”，利用对方守成心理，只要“佯动一下，更可使敌人犯更大的错误”；结果表面上“［中共］丢了这多地方，弄得美国人也莫名其妙”。[24]前军令部长徐永昌倒很清醒：“［国民党军］小的胜利亦必有之，［中共军队］被迫而自动放弃亦系事实，若毙伤几万，恐是胡说，但我经济紊乱，几将崩溃，无论军政到处贪污，其危险且非军事所能补救，况军队战斗力多趋衰弱途径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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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机稍纵即逝。蒋中正本打算乘胜追击，由临沂攻占蒙阴，济南王耀武部南下，形成南北合围。而蒙阴正是中共华东野战军的心脏地带，陈毅的军事机关、物资仓库都藏在蒙阴山里，如遇攻击必定死守，从而暴露主力位置，陷入被动。然而攻占蒙阴的任务偏偏就下达给了现任整第四十六师（原四十六军）师长、中共秘密党员韩练成。韩轻巧地说服上级撤销了成命。[26]这次没打蒙阴，殊不知下次再打的时候已是三个月后，形势非今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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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韩练成不打蒙阴北撤之时，2月20-23日，陈毅暗度陈仓北上莱芜，围城阙一，并在吐丝口隘路设伏。整四十六师突然失却指挥而乱了阵脚，与七十三军共5.6万余人陷入瓮中，绥区副司令李仙洲及第七十三军军长韩下国民党高级将领17人被俘。[27]之后，韩练成潜回南京，还受委员长嘉奖。尽管如此，此番中共部队在国民党空军主力及自动武器攻击下伤亡亦不小，陈毅曾作诗为证，首句即为“莱芜淄博战血红”，可见是役之惨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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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慨叹为“国军无上之耻辱”，他将之归咎于陈诚的疏忽：“辞修以为匪已向黄河北岸溃窜，故对剿务一若已完者，故其自徐州回来请病休假，时现自足之骄态”。[29]但蒋本人又何尝不是与陈诚同样的心理，不然何以会准假，是故他对于自己的嫡系爱将并未有所处罚。赏罚不明和任人唯亲、唯忠是蒋的致命伤。他更认为莱芜之所以会战败全在乎忠诚问题，甚至不顾体面地训斥属下：“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你们这种心理态度，无论和我当面谈话或在电话里面的语气中往往表现出来，这就证明了你们矜骄自大对于统帅的信心动摇！”老头子越说越激动：“老实告诉你们，对于前方后方的情形，我所知道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清楚，我所想到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周密，只要你们照我的指示，实实在在的作到，我就可以保证你们成功……”[30]蒋随即撤掉了反对过他的薛岳，改派忠贞不贰但却战绩平平的顾祝同坐镇徐州。然而，了解他的专属医官、兼职秘书熊丸事后感慨道：“总裁平常认为忠诚者竟然叛变，而总裁认为善战者竟与共军合作，反倒是一些总裁不重用的人都殉了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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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蒋中正最宠信的大将胡宗南飞来南京，蒋命他3月10日闪击延安（后因美军观察组尚未撤离而推迟三日），来反对美苏英法四外长开会干涉中国事务。[32]然而就在这一天，台湾爆发了旨在反抗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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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台湾光复后的短暂喜悦早已被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一扫而空。台湾经过日本50年经营，在水电、文教等方面都具有超越大陆的明显优势。但是日本在台湾的经营不及东北，尤其战争的最后数月，岛上的工业、电力和港口设施都遭美中战机轰炸，农业也因台风侵袭和肥料缺乏而减产。好在工矿潜力巨大，日治时期原有发电量32万瓦，现已恢复至20万瓦。[33]与中国共产党初占东北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政策相比，国民党以统治大陆的一套习惯搬去台湾，不但驻军纪律废弛，“士兵欺台百姓之不良情事发生”，而且政府官员“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借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为台人所痛恨不齿。[34]新台币以1∶1收兑旧的台银券，虽不与法币正式汇兑，也发生了贬值。米价较一年前上涨了400多倍而又供应短缺，造成岛内中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致使台湾人与大陆人的矛盾日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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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晚6时许，台北专卖分局叶德耕等武装查缉员警6人在延平路三段口“天马茶房”没收40岁寡妇林江迈所贩卷烟50余条及所携现金；在众人围观之际，林头部被手枪柄或锥形器砸伤，当即群情激愤成围殴之势，查缉员傅学通开枪误中近者陈文溪致死。翌日上午，事态恶化，台北民众冲击了派出所和专卖分局等政府机构，殴毙职员2人，伤4人；下午2时许，市民复欲冲入行政长官公署，被枪扫射，当场死伤数人。陈仪起初并不重视，谓“这种事件如在大陆，民众司空见惯，不感痛痒”，并归结为闽南人性急。[35]3月1日下午3时许，铁路管理委员会前又发生了军警扫射民众事件，死者至少24人以上。[36]原已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遂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台北等市秩序瘫痪。陈仪根据蒋介石“不得宽纵”的旨意，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名义宣布戒严，外省人又进行了报复，流血事件随即遍布全台，并一直持续到3月中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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