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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70676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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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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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总动员”的唯一受害者是第三大党——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1944年改组之初，曾自认为是一个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派的政治集团”，有“三党三派”之说，分别是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与康梁的民主宪政党合并称民主社会党）、农工民主党、职业教育社（后改称民主建国会）、乡村建设派和救国会。口才甚佳的民盟中央宣传部长罗隆基曾对中间立场加以解释：“民主同盟不但在抗战时期应该是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中仍然应该是个中间派，民盟在建国方针上应该走国民党同共产党两党以外的道路，就是所谓的第三条路线。”这条路线是不同于“英美资本主义”或“苏联社会主义”的非冷战路线，旨在“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174]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路线是难以存活的。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因提出不同于国共的折中方案，而被人嫌怨，于1946年退出民盟（事详前章）。这其实就已经宣告了第三方面的瓦解。[175]随后在参加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会问题上，民盟就出现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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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的意见促进了青年党和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马歇尔对左舜生说的一句话，即“盼望蒋先生能在改组政府中使自由分子得着权力”，促使青年党下定决心参加国大，与民盟分道扬镳。青年党三巨头之一李璜回忆道：“马歇尔临别之言，也有点打动我，想到美国人总不会因调和之事不成，而负气竟令中国这一大块大陆落入苏俄的支配掌中的……谁知后来马歇尔当了国务卿，主持美国大计，而竟负气不但不再予国民党以何种大力支援，而反在国民党打了败仗，落井下石的发表白皮书，将中华民国的大陆政权送终大吉。”[176]而对于民主社会党，司徒雷登与马歇尔每次与其领袖张君劢谈话后，总是鼓励他通过民盟把国共以外所有第三方面人士团结起来，“一方面可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一方面可以孤立共产党”；又说“假如第三方面全体参加国民大会，共产党完全孤立起来，那么我就更有理由向我的政府建议更大规模地援助将来你们的政府”。[177]青年党和民社党表示愿意参加国大，脱离民盟而靠近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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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17日，国民党正式改组政府，然而青年党只长了并无实权的农林、经济两部，未如预测入主五院。中国青年党本于1923年由少年中国学会的留法学生曾琦（字慕韩）和李璜创立于巴黎，是推崇“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民族主义政党，当时就与中共有竞争关系而不睦。随着国共战争爆发、国大召开，青年党本身也有分裂之势。前有李璜淡出党务，后有周济道等另组革新派，曾琦、左舜生则努力统一党内政见。1947年9月2日，已是55岁的青年党主席曾琦在上海的该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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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介于苏美两大集团之间，可以亲美反苏，亦可以亲苏反美。但自中苏条约签订以来，苏联所表现之不友好态度，层出不穷，如搬运东北物资，及长期占据旅大等，均极明显之事实。美国对华政策固不如吾人理想之友善，然［较］诸苏联，则属进步多多矣。次就国内情势而言，青年党今日亦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可以亲共反国。但自政协会议以来，共党存心破坏，无所不用其极。青年党力谋团结，与国民党政策固无二致。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在与国民党合作之下，而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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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党的态度则不若青年党坚决。1932年燕京大学的两位哲学教授张君劢和张东荪秘密创立国家社会党，提倡的是渐进改良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魁张君劢本坐过国民党的牢监，对其一党独裁自是痛恨，但他还是选择了国民党。1947年民社党常委会在参加国民政府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按照张君劢的意见，只接受政府委员会中的三个席位和一个不管部长之职。张自我解释说这只是支持中国宪政的一种姿态，避免政府实职旨在防范国民党腐败的侵蚀。[179]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张君劢认为共产党依靠苏联，于东北九省“割据迄今，成为中国分裂之大患”，又“必诉诸武力而后快”，以致“马氏之调停已呈失败之象”，“与共产党共谋颠覆现政府耶？抑继续努力促成国民大会之召集，以建树民主政治耶？吾辈终采取后者”。[180]然本就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张东荪则选择了共产党。[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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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的民盟人士多持亲共立场，而对国民党加以拒绝。其中，黄炎培创建的民主建国会完全接受中共领导，成为其统战民族工商业的得力助手。[182]“德不济才”的罗隆基自不待言。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一度就是共产党，而救国会沈钧儒的女婿、记者范长江也早已加入中共。即便在这时，表明亲共的民盟代表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仍然希望得到美国的金钱援助，对司徒雷登和魏德迈频频示好，终被置之不理，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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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代表、《观察》杂志主笔储安平是这样评价自己和同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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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自由思想份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从无足以重视的组织。这批人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马歇尔在中国时，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份子组织起来；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马歇尔到头还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头脑，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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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很难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而现存政治人物只能在国共之间选择。至此，“中间”派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理想的“第三条路线”，而分别加入国共两个阵营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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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以执政地位非常不智地把中共积极争取的民盟直接列为被“戡”的对象。政府采取了“孤立上层、打击下层”的压制政策，先后有温和派孙科、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发出予以取缔的呼声。黄炎培、罗隆基等民盟领导人四处奔走无效。事态发展的最高峰是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主任杜斌丞被陕西省戒严总司令部以“勾结共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罪名处死。这时候，他们派骨干找美国大使调解与政府关系，司徒雷登对现在民盟甘做“尾巴”感到厌倦，“平时他同民盟不会讲英语的领导人谈话的时候，多半用中国话交谈。这次他完全说的是英语，旁边还坐着一个名字叫拉登的美国参赞做记录。司徒雷登当时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辞，给民盟碰了一个软钉子”。[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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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民盟未经审判而以政府公告形式被定性为“非法团体”，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甚至《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而“严加取缔”。民盟最终于11月5日自行宣布解散。随后组织流亡香港，召开了仅少数人参加的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并“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公开“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彻底倒向共产党一边。它自称“在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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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三方面”的中立立场，中共领导人也曾提出过反对。负主要交往之责的周恩来评价说：“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民盟］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187]毛泽东则明确告诫党内“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188]10月26日，毛泽东在给全党的指示中特地加了这么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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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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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称，11月30日，毛泽东甚至请示过斯大林：在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时期，循苏联和南斯拉夫之例，中国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这将加强中国革命的力量。但这因斯大林的否定而没有付诸实施。[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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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山西神泉堡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表明“形势已有很大的变化，已形成对我比较有利的局面……我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和加强”，自信地宣称“解放战争已有了很大转折，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斯大林很高兴，于12月16日重新向毛泽东发出了访苏的邀请。次日，阿洛夫予以转告，毛泽东“非常满意”，表示自己早就想去苏联了，一俟占领平绥（即今天北京至包头）路，就可以动身。[191]12月底，毛泽东住在米脂杨家沟，他再次给斯大林发电，强调国共力量对比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中共已打退了国民党的总进攻，转入了反攻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192]11月6日，晋察冀野战军攻取了华北的大城市石门，不久更名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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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得益于苏联的武器援助。现有资料表明，苏联不但将日本关东军以及在朝鲜的大量军火分批多次接济中共东北、山东、热察部队，还把苏制武器装备以易货方式源源不断运入东北。而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大都是经美国改制而强烈依赖美国弹药补给的军队，受到了美国军火禁运的影响。1947年底的一份国民党军求援报告无奈地表示：“在日本投降前，我国陆军有三十九个师，空军有八又三分之一大队，系用美式装备者。经过两年之使用后，中国陆空军之装备弹药配件，急需补充，因吾人尚不能以国内现有之设备制造美式军火”。就连急需的汽车零件，即便已于1946年12月向美国国外剩余物资处理局订立合同购买，并预付美金180万元，但至1947年7月11日，该局却通知国民党方面取消合同。而关于空军的补给情况，报告原稿异常悲观地写道：“已濒绝境”。[193]如此一来，排除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国共武器就相差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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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情报战的胜负。毛泽东对蒋中正的战略意图、军事部署、主力位置洞若观火，着着制敌先机，而后者则有如盲人瞎马，意外不断。例如1947年9月22日深夜许世友的胶东第九、十三两个纵队主力居然可以凭借月色，从李弥、第黄淑第八、九两大整编师合围的夹缝中悄然挤出，破坏了国民党对胶东的封锁。蒋中正终于觉察到中共“情报人员不仅布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位置”。[194]他直到1947年秋天才真正重视保密工作，加强了密码编制和电台控制。周恩来承认至此才给中共长期无孔不入的情报工作带来困难。[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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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国民党军士气远较中共军队士气低落。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面对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普遍腐败和长期战争对民生的破坏，更具号召力。如果说抗日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理由，那么，八年之后要与中共为敌就多少丧失了战斗热情。尽管国民党坚称中共的背后站着更可怕的俄国熊，但战场上双方的士兵并无太大区别。时任新一军军需处文书的苏定远中士后来回忆说自己在1947年选择退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内战打死的都是中国人。而中共部队的宣传则更贴近生活，如“吃菜吃菜心，打倒新一军”。[196]国民党军内部不振，佐以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普通士兵的斗志很容易瓦解。而中共军队则因思想动员和经济分利而士气高昂。华野兵源补充的6成以上其实来自国民党军俘虏，1947年就达20万（称“解放战士”），经过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溶化”。[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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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国共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习惯上的重大差异也成了战场胜负的关键。毛泽东一般不干涉野司一级的战术部署。例如他在5月12日电中明确表态“［陈毅、粟裕］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执行，我们不遥制”。[198]而蒋中正则连战术部署也亲自上阵，令前线将军仅成为执行官而丧失了机动性。蒋自淞沪会战时期，就爱越级直接指挥前线部队，有时竟连负责的兵团司令都蒙在鼓里。[199]遇重大战役蒋无不亲自指挥，“事无大小，均须遥制，实误机宜”。[200]国民党军尤其是中央军向以服从蒋的命令为原则，不遵令，“胜利了没有功，如果失败了责任担不起”。[201]即便曾被蒋赞赏有加的国民党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一再要求机动作战”，但因未获蒋采纳而损失3万余众。[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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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军事战术相比，中共的农村政策更加引人注目。内战中，中共地区广大农民作为土改的既得利益者，除了缴纳实物地租外，也需要服繁重的劳役。各边区政府沿用了抗战期间制定的《军事支差条令》，其中规定“凡年在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及一对牙以上之驴、骡、牛、骆驼”都有“服战勤”的“神圣义务”。但由于战役规模变大，前后方距离也变远，战勤支差的任务变得更为繁重，其适用范围甚至不断扩大。例如在山东，由于是大兵团主战场，民工需求量惊人，“过去到过一兵三夫，现在平时是一兵一夫，但打起大仗来就更多了”。孟良崮战役中，已实行常备民工制度（即一次服役3个月），共征用火线随军民工7.66万人、二线常备15.4万人、短期临时69万人，士兵与民工比率达到1∶3.71。部队民工比率最高的时候，是在宿北战役中，竟达到平均一个士兵配五六个民工（1∶5.46），原因就是“部队多要；地方随要随调随跑”。[203]在山西、河北省，由于1945年秋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拆毁平汉铁路安阳至邢台段以及邯郸至磁山、峰峰至马头、丰乐镇至六合沟等”铁路，在太行山区开采的煤炭和涉县西达兵工厂自行生产的炮弹运至河北前线，主要依靠人畜力，“一趟运弹药30吨，如用驴驮，需400头，最快也得走3天”，而且民工往往风餐露宿，异常艰辛，他们的伙食刚开始还是由边区补给，后来就直接改为“自带”。农民就是以这种方式完成“支前差务”的。有的时候，“因路途遥远，繁重的差役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以致周恩来发电警告各部：“许多地方动员人民服务后勤的数目及其与正规军的比例，大得惊人，甚至有前方一人作战后方六人为之服务之说。人力如此消耗，何能支援长期战争？而且势必影响人民生产，转而影响部队粮食”。[204]于是1948年后又要求上述铁路沿线居民抢修铁路，在5个月内仅一个县就组织民工约15万人次，这种状况持续到内战结束。对于当差农民的田地，共产党会组织未差农民代耕代种。[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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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就确立了目标，即通过组织变工队之类的农业合作社，“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206]一种跃进思想已在毛泽东的头脑里萌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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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shall，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43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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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世杰日记》第6册，1947年1月10日，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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