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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六 中国向何处去：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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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三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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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日清晨，秦淮河上响起了几声爆竹，百姓们祷告着新年的好运，然而战火离这个刚刚光复的六朝古都已然不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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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1日，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给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发来密电，号召共同反蒋，联共求和，“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2]24日，拥兵30万的白崇禧在汉口致电蒋介石，谓“与共党谋和”，逼其下野，建议三点，其中首要一点为：“先将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国出而调处，或征得美国同意，约同苏联共同斡旋和平”。[3]白电由张群、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递蒋，蒋即要李宗仁来见，表示可以引退。李怕有诈，复让张群等劝蒋下野。据蒋经国透露，蒋中正对引退的看法是这样的：鉴于“美国对华政策，暂取静观态度，停止援助”而“俄帝积极援共，补充其军费，建立其空军”，关乎个人进退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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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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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勉强支持危局，维系统一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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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等待国际形势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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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静观共匪内部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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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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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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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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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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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蒋中正心中也倾向于“另起炉灶”，摆脱烂摊子，企图以退为进、以逸待劳，唯有“军队亦须有个安排……须顾全法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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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与国民党桂系的矛盾重新激化。针对李宗仁旋即提出的下野要求，蒋大致表示同意，但要规定李宗仁依法“代行”总统职权，这就为他自己今后“复视事”留下伏笔。对此，白崇禧坚决反对，主蒋“必须辞职”，并于30日再发通电以“言和”逼蒋，河南省主席张轸亦紧随其后要求“总统毅然下野”。殊不知，张轸正在经由开封中共地下党员方敬之（化名张子庸）与华野邓子恢建立联系。[6]蒋觉得有失颜面，于1月8日派张群飞汉口警告白崇禧：“余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之后派蒋经国飞上海命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库存价值约5.06亿美元的金银外汇运台，以做下野准备。[7]据央行副总裁刘攻芸密谈，黄金运抵台北260万两、厦门90万两，放在美国38万两，上海余60万两及珠宝1100条、银元数千万后运至香港。后来有报告说运到台湾共3755540两。[8]同时，运去基隆的还有返京后未及开箱的244358件故宫及中央博物院文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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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当天，蒋中正不得不正式就国共局势恶化提请美、苏、英、法四国出面调解。8日晚，美、英、法三国驻华大使讨论这一提议，苏大使以健康欠佳为借口没有与会。尽管所有的四国大使都不知道本国政府做何反应，但都持消极态度而不愿意出面。美、英、法的大使一致认为国民政府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同时也是顾及面子，不然它自己就可与中共谈判，而且更何况没有苏联的参与，任何调处都不会成功。他们一致认为苏联极不可能（most unlikely）参与，“即便苏联同意，其参与又会否是善意的，并且不对中共施加负面影响，值得怀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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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国务卿马歇尔和代理国务卿洛维特双双辞职，由艾奇逊和韦伯（James E.Webb）分别接任。国务院的意见同样是一边倒。苏联问题专家凯南对调处所能达到的效果表示怀疑。[11]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直接以避免责任为由建议回绝。[12]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发回报告，在形势明显对共产党有利的情况下，估计苏联不会同意调处。[13]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由于担心中共的报复性行为，当然同意其驻华大使的意见，也倾向于回绝。[14]1月12日，当斯大林和毛泽东正在为如何回复而争论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已经指示司徒雷登告知中国外长，美国不参与调处。没有证据显示，美国事先获知了共产党讨论的内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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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国民党内部，白崇禧与随张群同机来汉的黄绍竑商议，决定主动与中共联手，共同反蒋。白亲自命中共秘密党员刘仲容向西柏坡报告，刘立即赴上海找联络人、中央特科的吴克坚，吴即电告周恩来，周即告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刘仲容明确警告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16]1月12日，黄绍竑也飞广州，并于次日秘密过境香港，打算请李济深来汉主持。[17]他不知道李济深已经被中共秘密接至大连参加新政协的筹备活动，最终还是通过民革的黄琪翔与中共特科的另一干将潘汉年见面，谓桂系愿与中共合作兵变倒蒋，“须以武力解决，必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尤应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并特地强调“决无美国背景”。[18]20日，潘汉年接毛泽东指示，答复黄绍竑说：“李［宗仁］白［崇禧］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但毛泽东并未将白崇禧的和谈之门堵死，而是表示白崇禧可派代表去郑州与刘伯承、邓小平联系。[19]然而桂系联共逼蒋已成为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如果连前国防部长都通共，那么下层人员就更加有恃无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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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另一国民党军将领傅作义，中共则加大了渗透力度。据聂荣臻在数十年后透露，1949年初中共“北平地下党已发展到约有党员三千，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约有盟员五千”。以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为首的平津地下组织自1948年春开始依照中共中央指示向傅作义身边渗透，傅的女儿冬菊“几乎每天都向我前线司令部作报告”，从而密切掌控其一举一动。[21]1949年1月14日，中共开始进攻天津，封锁了北平对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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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与这位晋系大将终于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一个月前，蒋派傅的同乡旧知徐永昌前往劝解，要其北平“只可留一后卫，其余集津沽”。徐飞至南苑机场的时候，中共军队已过通州。两人未见一面，仅通了电话。傅作义告诉老朋友：中共“已准备分段截击平津线，几日前即无法转移矣，且新保安等地被围之军亦不好弃绝”。[22]徐走后两天，胡适、梅贻琦、德王等一批名人也被蒋派飞机从南苑接走。[23]1月17日晚，蒋做最后努力，希望派飞机至天坛临时机场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武器。傅一面答应，一面与亲信王克俊商议，密报城外中共军队：“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着陆”。[24]南苑大炮随即于18日向天坛射击，并由地下党报告落点以调整弹道，致使蒋机根本无法降落。后中共只允许李文、石觉等少数国民党高级将领乘4架飞机离开，“部队不能运走”。[25]傅作义随后开启复兴、西直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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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对蒋中正来说，是极其难过的10天。11日，淮海战役结束，徐州“剿总”杜聿明率3万人突围，下落不明，国民党军完败，伤亡超过50万人，中共军队伤亡13万人。[26]12日，美国先于苏联表态，拒绝斡旋。13日，白崇禧截断中央银行运往广州的银元。14日，毛泽东公开提出解决时局的“八项条件”，其中头一项就是“惩治战犯”，末一项为“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政府的一切权力”，实质上拒绝了与国民政府谈判的任何可能。15日，中共军队占领天津。16日，约谈民社、青年两党，其间，邵力子提出对共产党“无条件投降”。17日，蒋在中央政治会议上遭人批评，立委50余人要求立即求和，各部公务员要求行政院加发遣散费而包围机关、殴打主管官员。19日，蒋终于获悉杜聿明突围部队被消灭，杜亦被俘，长江以北已无可为，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司徒雷登一面等待国务院的训令，一面表示“大家都不赞同迁往广州”，并接待了内蒙德王和席振铎一行，德王明确要求美国援助“独立”并建都宁夏，司徒用汉语答复说“你的志愿很好，必然有志竟成”，暗自感慨“这个多事的年头，也可能就是划时代的日子”。[27]也就在这一天，蒋中正总统终于下定决心，向副总统李宗仁表示引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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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蒋交给李的不过是一个蝉蜕，是一个连美国人都不愿发表声明支持的蝉蜕。[29]就在李宗仁1月21日就任“代总统”的时候，蒋中正飞往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安排一切，新任台湾省主席陈诚从台北飞去迎接。次日，蒋带着一班幕僚飞回溪口老家。几天后，他给滞美的宋美龄回电：“兄以为既已下野，至少应做二三年之休养从事革命基本工作之打算，故切不可在美再有求援或任何运动之言行……切勿发表任何反对美政府之演说，否则徒自招损毁耳。”他更加自负地表示“在此二十年之内，无论中国与世界，如要真正和平，兄实为不可或缺之一人，故何必急急求人？”[30]就在此时，中共地下情报员胡邦宪说服时任浙江省主席陈仪起义。陈原以为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是自己的老部下，在胡的策动下，派外甥丁名楠通报举事，不想被汤于三日后密告溪口。蒋中正在溪口亲自下令，于2月21日软禁陈仪，后来在台湾将其枪毙。[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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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秘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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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10日，斯大林就国民政府的调处请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让后来中苏两国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电报。[32]问题就出在该电的性质为代表苏联官方回复国民政府的草稿，其所使用的外交辞令使得完全相反的两个解释似乎都可以成立。原文是这样的：“在答应同意调处之前，我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中共，是否愿意接受苏联的调处。因此苏联希望，另一方——中共，能够理解中国政府的和谈行为并且同意苏联调处。”就字面上理解，似乎是要中共同意苏联参加谈判。然而翌日，斯大林就忙不迭地又给毛泽东发了第二封解释电，清楚表明他的意思“旨在破坏”，并将破坏和谈的罪责推给国民党，防止美国干预，因此他才在前电中要中共答复国民政府的谈判条件为：“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直接谈判，不需要任何外国调处”。[33]苏联大使罗申在未接到斯大林训令的情况下，也曾私下对法国驻华大使表示“苏联对此类任何建议都不感兴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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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未收到解释电的情况下，做出了强烈反应。他于1月12日第一次以强硬口吻顶撞他的“大老板”斯大林：“我们似乎不需要再采取什么迂回的政治手段。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种迂回手段利少弊多。”这是两人关系史上第一个直接的小冲突。14日，斯大林按捺住胸中怒火，老谋深算地给毛泽东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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