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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 卷一 中国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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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身来到动荡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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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一个训练有素的新闻从业人员，到了新环境里，应该不管周遭如何混浊难行，便一头扎将进去，还能轻松自如地攫取到真相的明珠。如果这是常规情形，那我便是一个硬生生的例外。那时是在1926年年初，我头一次前往远东。从一开始，我便连连犯错，而且，我对事态的评估一直有误，直到我在中国待满了两个月，才稍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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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旧金山订了一艘老船“西伯利亚战神号”的来回船票，前往远东，有效期是六个月。我的初衷只是作一次短期出游，然而，从这一刻起，我已经估计错了。我不仅没有在半年后回美国，反倒在中国待了整整十五年，一直住到1940年10月中旬被日本人赶出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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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我发现，我遇到的一系列事情，总与初看时的印象有别，这种情况，从我们的轮船靠近日本海岸时就开始了，可以说极具象征性。在船上吃晚餐时，听到通知说，午夜一过，船就要在横滨港外下锚停靠，等凌晨时领航船来领航。没想到晚上9点时，我突然看到了日本海岸的灯光，不禁大为振奋。只见一个庞大的、熠熠闪光的半圆形物体逐渐显现，在船的前面划出道弧线来——我想，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弧形的港湾。我们离开檀香山后，行驶了九天九夜，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正想着，我们突然就闯入了这些灯光中间，然后又劈波驶过。原来，那道光芒四射的弧形物体只是一支巨大的日本渔船队。横滨还远在西边，隔着无数英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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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案头工作一向厌恶。这次的远东之行，是过去二十一年里的第二次叛逆之举。1905年，我三年级未念完，便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在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发言人报》谋了一份实习记者的职位，周薪只有十美元。那个时候，在美国西北地区，日报社的文字记者薪水很低，而编辑或管理人员收入却高，生活无忧。所以，到1912年时，我已经在斯波坎的另一份报纸《记事报》做过好几份编辑方面或“坐办公室”的工作。但是，远离报道业务及写作让我极度不爽，因此，1912年，我辞了工作，前往英属哥伦比亚，那里有我买下的一大块荒地。不过，我没有当牧马人谋生，而是乐不可支地住在一栋巨大的木屋里，期望通过写小说和剧本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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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对案头工作的第一次背叛一败涂地，我只得重新干起了报纸的老行当。1915年年初，我收到檀香山《星报》的电报，愿意给我一个职位，遂前往。令人沮丧的是，甫一上任，便是担任城市版编辑，又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年。我一边干本职工作，一边不停地给美东的各大报及各通讯社投稿，试图谋一份派驻远东的差事，却徒劳无功。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日本已经从德国手里接收了青岛，从新闻角度考虑，远东是一潭死水。全世界的兴趣，都集中在欧洲战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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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檀香山那五十一个星期里，我日思夜想着要登上那些轮船，从檀香山往西，驶入日落的远方。但结果却相反，我又掉头向东，驶回了红日高升的美国大陆。另一份案头工作在等我——《爱达荷政治家报》，报社地址在博伊西。在那里，案头工作一干又是四年，职务是总编辑。接着，我移师洛杉矶，在《洛杉矶时报》工作五年，还是案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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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下来的一年是在好莱坞度过的，为塔尔梅奇（Talmadge）姐妹中的诺尔玛（Norma）及康斯坦丝（Constance）写故事及字幕。这是灾难性的一年，令我极其不快。这段时间我收入极丰，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那时的好莱坞一片混乱，波兰出生的高德温（Sam Goldwyn）在电影里糟蹋英语，闹出许多笑话。但是，把坏事都算到他一个人头上并不公平。百分之八十的错误，其实是电影行业里其他头头们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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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好莱坞正处于有声电影到来的前夜。但对那个时代，我已烦透了。于是我再次对案头工作反叛，动身去中国。我的经济来源很不可靠。我和北美报业联盟签了一份协议，通过邮寄方式，向联盟下面的许多报社供稿。若获采用，稿酬是每一栏五至二十美元。记者朋友们管我这种收入叫“奴隶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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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年初，美国的报纸、美国的公众对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事情，一概兴趣寥寥。东京和北京的美国记者很少。在上海，全职的美国记者只有一人——合众社记者。其他美英报纸的记者都是兼职的，他们的主业是为当地的英文报纸工作，偶尔才寄几篇稿子给纽约或伦敦的报纸，只能算是副业。他们或拿可怜的低稿酬，或领极少的津贴，但平时不必写稿，偶尔才根据来电要求写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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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直被西方忽视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南方日益蓬勃，我开始摸索着了解这场运动重要的世界意义。让我震惊的是，即便在香港这么重要的城市，对这场运动的报道也极不充分。当时，我发掘了一件真正的世界性新闻，由于我的协议对象都不接受新闻电报，我决定把这个消息转投给合众社。这家重要的新闻采写机构在一栋楼房的四楼，大楼很脏，没有电梯。门楣悬一块律师招牌，律师有一个葡萄牙名字。进得房间，见里头只有一个中葡混血的青年，约莫十六岁。我问这是不是合众社的办公室，他回答是，又补充道，他父亲是合众社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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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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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他病了，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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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什么时候回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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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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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病了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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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六个星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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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谁在替他采写新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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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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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抱病在家，儿子又懵懵懂懂。那年轻人倒是允许我查看合众社的文件。我发现，最近的一宗开支记录，离现在已经快七个星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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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来远东时，对这种情况是一无所知的。那时，我主要关心能挣点稿酬的专题报道，对突发新闻想得少，对于抵埠后目击的各种事件的重要性，估计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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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进入日本的那晚，我的船穿过了灯光熠熠、排成半圆形的日本渔船队，次日凌晨便首次抵达日本。日本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横滨几年前刚被地震摧毁，正在缓慢重建，处处是令人沮丧的废墟。东京总算活了过来，看上去虽然丑陋，却隐藏着许多魅力无限的美丽景点。德梅瑞·佩斯（Demaree Bess）领着我在东京到处参观。几年前，我在《洛杉矶时报》工作时，他是我的同事。他带我看寺庙、酒吧、风景如画的公园，还有他自己的家。他的家有玲珑精巧的花园、拱桥和石头灯柱。时节尚早，樱花未开，无缘欣赏。整个旅程中，我没有同日本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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