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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咨议局到省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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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议局是1907年清廷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一种地方自治机构，其议员由各地合格绅民公举贤能出任，凡地方应兴应革的大事，均由议员先行共同集议，再由本省大吏裁夺实行。将来资政院选举议员，亦由咨议局议员公推递升。根据朝廷的立宪日程表，成立咨议局与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等工作，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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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咨议局章程》规定，要成为一个选举人，必须是本省籍贯，25岁以上的男子，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第一，在本省地方办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卓有成绩者；第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第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第四，曾任实缺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第五，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非本省籍贯，寄居满10年以上，如有1万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亦有选举权）。有不端品行者或从事贱业者不能成为选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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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各地票选出来的咨议局议员，大多是当地的士绅精英，在当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咨议局虽然没有立法权，但已具省议会的雏形。武昌首义时，湖北咨议局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西安、太原、南昌、杭州、苏州、桂林、安庆、福州、广州、济南、成都等城市的起义中，咨议局均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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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的政治改革运动中，湖南一直是改革派的中坚堡垒，担当“引领风气”的角色。武昌起义后，湖南又是最早响应的省份之一（与陕西同一天）。但长沙起义，主要由共进会、新军和会党联合进行，湖南咨议局被摒诸局外。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与湖北共进会的约定，率领会党和新军在长沙发动起义，一举成功。焦达峰出任军政府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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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陈二人，都是江湖会党出身，“和字结拜来起义，恢复江山主登基”一类口诀，背得滚瓜烂熟，但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几乎为零。义军初占长沙时，商民对他们是热烈拥护的，敲锣打鼓，向都督府赠送猪牛马羊慰劳。但很快发现，所谓都督府，与瓦岗寨、梁山泊几无分别，“其都督署中，漫无规则，有呼之为焦大哥者”，而焦达峰亦公然“号召会匪立山开坛”；有人伪造都督印，向大清银行和官钱局私取银钱；有人四处招兵买马，骚扰城乡；陈作新更离谱，身穿黄缎盘金龙小袄，招摇过市，大有“黄袍加身”之势。种种乱象，令当地绅学各界十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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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咨议局登场了。在一次军政府的会议上，原咨议局议长谭延闿风迅雷：“革命告成，我们要建立的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应设议会，一则表示新邦的民主作风，二则可以聚集各方贤达，集思广益。”他的真实用意，就是想把焦、陈这两位江湖大佬的权力，关进笼子。大家都举手赞成。于是，在谭延闿的主导下，以咨议局原班人马为主，加上部分革命党人，整体转型，把咨议局改为参议院。谭延闿当选为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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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个省参议院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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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生于1880年，字组庵，号畏三，湖南茶陵人，在家中排行老三，人称谭三爷，读书人叫他三先生。1904年开封会试第一名，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个会元。他的一手颜体字，形神皆至，骨力雄厚，不让古人。1907年他组织“湖南宪政公会”，鼓吹君主立宪；1909年被举为湖南咨议局议长，领导湖南立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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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虽然起义了，但对未来中国的体制，大家都茫然无知。逃走的湖南巡抚余诚格，写信给谭延闿，把他称为“中华民国湘军都督翰林院谭大人”。谭延闿看了，哑然失笑，但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还闹过一个笑话，军政府出一份安民告示，其中有“中华民国”这名称，谭延闿不解其意，以为是起草者笔误，大笔一挥，改为“中华国民”。布告贴满全城后，有人跑来告诉他写错了，他还与人争论了半天。后来别人耐心给他解释：“民国”是与“帝国”相对而言的，推翻帝国，成立民国，便是革命的目的。他这才恍然大悟，挠着头皮说：“我总以为我不错，竟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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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虽不知“民国”，但立宪运动的丰富阅历却告诉他，权力一定要监察。省议会成立后，草拟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是《都督发令条例》，规定参议院有权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的命令必先由参议院审议同意，加盖院戳送还，始可发交各机关执行，未经参议院盖印的，各机关得拒绝执行；参议院的决议，都督不同意，可送还请求复议，经复议后，已盖院印的文件，都督不能再持异议，应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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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个条例时，军政府派了一位代表到会，与议员激烈辩论。一位议员宣称：“这个条例，为的是保障民主，防止独裁。议会越有权，国民就越幸福。大家应该赞成通过这个条例。”几句话说得嚼铁咀金，议员们为之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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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说：“请都督的代表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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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府代表说：“我是军政府的代表，军政府对于这件议案，觉得非常严重。现在是革命的开创时期，东、西、南三面都是敌人，我们要对敌作战，一切应置于军政府之下。议会是明智的，不应干涉都督执行军政军令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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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上有议员应声反驳：“我们是‘临时参议院’，‘临时’就是表明革命性。革命的议会自有其革命作风。防止独裁，就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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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府代表说：“把独裁的头衔，加于军政府上，只能说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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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府有可能变成一个独裁政府，并不是什么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危险。这个条例草案送到都督府，立即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同盟会的谭人凤以江湖豪杰的气概，击案厉声说：“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即先行取消参议院！”一言不合，就要解散议会，这便是独裁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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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人凤，湖南新化人，生于1860年，字有甫，胸前飘着一把大胡子，自号雪髯，人称谭胡子。早年参加洪门会党，1906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因看不起孙文领导的珠江流域革命屡屡失败，毅然另起炉灶，和一批党人组织中部同盟会，担任总干事，专注于长江流域。余杭名士章太炎称赞谭人凤“年长能断大事，修髯精駻，行止有威重，声亢阆如急弦，诸豪杰皆严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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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有威望的革命元老，谭人凤更习惯于江湖规矩，对任何非革命党人想分享权力，都觉得不可容忍。据同盟会员邹鲁记述：“人凤抵长沙，见湖南咨议局绅士，把持湘政，事无大小，须经若辈议决，都督之命不行，力主解散若辈所创设之议事机关，期有适合于军事敏捷之应付，集权于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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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恶例一开，其祸乃大。果然，由于革命党的强烈反对，条例在参议院讨论不下去，只好暂时“搁置”。议会的第一次“限权”尝试，便不了了之。权力不能关进笼子，它就要肆虐了，最后把掌握权力的人也吞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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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达峰也是个老江湖，对参议院这种“书生论道”的论坛，本来满不在乎，没把它当一回事，他大大咧咧地说：“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难得有那么多地方士绅拥戴，他也沾沾自喜，对谭人凤解散参议院的主张，不以为然，以“理论应如此，而事实或有窒碍”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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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从谭人凤抛出解散之议后，争端的火头已被点燃。新军、会党中的革命党人，都已闻到权力的膻腥味了，不禁蠢蠢欲动。1911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初十），长沙发生纸币挤兑风潮，引起兵变，焦达峰和陈作新措手不及，双双被乱兵杀死，陈尸督署。这时离长沙独立，还不到十天，全城陷入大恐怖、大混乱，仓皇逃亡的百姓，数以万计，汹涌出城，互相践踏，一片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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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起因，邹鲁承认是由谭人凤解散议会的主张触发的。他说：“同志中激越者，必欲实现人凤之主张，因此酿成九月初十日之变。”但他站在革命党的立场，认为焦、陈之死，不是他们领导无方，而是“咨议局绅之暗算”。革命党人挟意气成见，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立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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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陈死后，乱兵拥到谭延闿家，大呼小叫：“谁是谭延闿？”谭延闿吓得面无人色，被乱兵抬上四人小轿，直奔都督府。家人以为他凶多吉少，一时惊慌无措，举室号哭。原来乱兵是把谭延闿捧出来，接任都督。当其时也，“军人数千均行军礼，欢迎都督，万岁之声，直数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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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独立，在全国是比较特殊的，几乎没有革命党参与，完全由绅商主导。因为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不幸失败，精英损失殆尽。武昌起义爆发后，广州的同盟会除了策划一些小型的暗杀活动，制造一点恐怖气氛外，一时无力再组织大的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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