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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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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10日，江苏立宪派领袖、大实业家张謇在日记中感叹：“计自八月十九日（注：农历）至今三十二日，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江苏是11月3日爆发革命的，上海先起，苏州继之，蔓延全省。革命后马上成立江苏省议会，张謇任议长。依《江苏临时议会章程》规定，议员由原江苏咨议局议员组成，议会的权限，凡中华民国宪法或法律或本省根本法规定属于议会权限内之事件，统由省议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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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既没有国家宪法，也没有省根本法（省宪法），没有谁有权规定省议会的权限，省议会便自我授权，承担起立法的责任了。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未来到底采用什么国体？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还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是单一国体，还是联邦制？其政体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由谁来组织政府？对这些重大问题，人们似乎还无暇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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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生于1853年，1894年考中状元。1896年，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其后又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和资生铁冶公司等实业。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是1910年的国会请愿活动的重要推手之一。武昌起义时，他是统一党的理事，这个党的前身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光复会，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汤化龙、熊希龄等人为领袖。中国传统的政治人物，大都产生于庙堂与学堂，士大夫要么做官，要么做学术，像张謇这种进出于庙堂与工商界的政治人物，甚为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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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指挥北洋军南伐。出征前，北京的王公贵族对袁世凯说：“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都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江苏都督）都是政府官吏，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体统？”袁世凯回答：“你要我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寿潜（浙江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谭延闿等，我是办不到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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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点名的这四位士绅，都是原咨议局的议长。由此可见，革命党除非与袁世凯决一死战，拼个你死我活，如果要和平谈判，立宪派是绕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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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宋教仁和留在上海的林长民、居正、吴景濂联名通电，呼吁尽快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第二天江浙民军攻克南京，这个消息令士气低落的武汉军民精神为之一振，仿佛一阵清风吹开了漫天阴霾，宋教仁亦深受鼓舞，加快了推动成立中央政府的步伐。各省代表联合会随即议决以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并把会场从北洋炮口下的武昌迁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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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已有14省代表齐集南京，达成了四项共识：一是推翻清政府，二是主张共和政体，三是礼遇旧皇室，四是以人道主义待满人。这是南方提出的南北议和纲领，如果袁世凯不同意共和，则全盘免谈。次日，大清摄政王载沣退位。12月18日，南北和谈正式开议。唐绍仪为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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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社会舆论，对清廷的落幕，已无悬念，而共和制亦成大势所趋，人们关心总统问题，远超于国会问题；对谁当总统的兴趣，也远大于总统如何产生。各种流言四散传播，有说袁世凯当总统的，有说孙文当总统的，有说黄兴当总统的。黎元洪声称：“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袁世凯），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不过，章太炎却扬言：临时政府根本不应设总统，称大元帅可矣。众说纷纭，各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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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沪代表在宋教仁的游说下，黄兴以16票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以15票当选为副元帅。结果公布，苏、浙两省军人不服，异口同声说不愿受败军之将的节制，除非让黎元洪当大元帅。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军人干预“议员”投票，这是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代表联合会最后屈从于军人的压力，重新“公决”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暂代大元帅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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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刚从武昌败下阵来，脸上无光，不欲卷入总统之争，对大元帅一职，让三让再，坚辞不就，副元帅亦不就，代大元帅亦不就，无论什么名堂，一概不就。他修书给汪精卫，托他通过大清的朝臣，转告袁世凯，承诺只要袁世凯反正，“便请项城（袁世凯）充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皆有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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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千钧之重。因为黄兴不仅代表“一人之言”，而且代表“全国人心”，是一个庄严的承诺。但若深究一层，这个“全国人心”，并无任何依据纯属语气助词，正如黎元洪口里的四百兆人皈心袁世凯一样，都是未经授权，擅为全国民众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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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只有宋教仁的头脑还算清醒，他对北方代表说：“大统领由人民舆望所归，公选而后定之，我辈难豫为定明。”这是最诚实的说法了。事实上，别说黄兴、黎元洪代表不了全国人心，就连各省代表联合会，也只能代表授权给他们的都督府，代表不了全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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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黎元洪、孙文、黄兴，甚至宣统皇帝、隆裕太后，都有自己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主张民主共和固然是“大势所趋”，但主张虚君共和亦不乏其人。他们各有算盘，拥戴谁并不一定基于政见相同，更多是现实的利弊考量。翻开当年的报纸，反对袁世凯的舆论也是声浪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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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兴写信当天，原江苏巡抚、后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拥孙文为总统，被章太炎斥为“儿童之见”，但章的理由，亦不足以服众，他说孙文“长于议论，是元老之才，不应屈以任职事”。其实，章、孙之间在海外互相攻击，积怨很深，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流亡海外的孙文在法国公开表示：“总统自当选黎君（元洪），闻黎有拥袁（世凯）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意推定，但求早日巩固国基。”他表示自己愿意当内阁总理，并已起草了一份宪法文本，届时可以呈交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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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有趣的现象，革命党人忙着推举袁世凯，而清廷封疆大吏出身的程德全却为革命党魁张目。纵观四海，众说纷纭，全国人心根本没有一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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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起程回国时，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总统，从各方面来的消息都表明，总统不是袁世凯就是黎元洪。对于未来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政体，他似乎也没有清晰的定见。在伦敦时，他对英国友人表示：“今之中国似有分割与多数共和国之象，余甚希望国民速建设一善良之中央政府。”听起来颇有以中央集权对抗地方分权之意，但他在回国前夕又对《巴黎日报》表示，中国“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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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革命党确实没拿定主意，究竟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要看中央谁掌权。如果革命党掌权，就实行中央集权；如果是袁世凯掌权，就实行联邦制地方分权。孙文后来对胡汉民说，让袁世凯当总统，是利用他推翻清室，将来如果袁世凯还想作恶，“其基础而远不如（清朝），覆之自易”。可见其腹中早有“覆之”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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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代表联合会当初从上海迁往武昌，又从武昌迁往上海，再从上海迁往南京，数月之间，辗转流离，大半时间都在车船之上。孙文抵达槟榔屿之日，各省代表风尘仆仆，齐集六朝古都南京，在劝业场开大会，议决12月16日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如果这时选举，袁世凯无疑会顺利当选，讵料，黎元洪忽然从武昌来电，以和议未决，反对在这时选举大总统。首义都督一言九鼎，各省代表会议立刻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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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因为延缓了几天，结局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大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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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孙文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上海都督陈其美和黄兴、汪精卫等在上海的同盟会同志，还有一大批支持孙文革命的日本人，都冒着小雨到江岸迎接。陈其美还派出“建威”号兵舰到吴淞口恭迎孙文，场面热闹，轰动全城。当时许多报纸都说孙文从国外带回了巨款，尽管孙文一上岸就声明：“我不名一文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但人们的目光，还是紧盯着他的皮夹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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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上海与武昌之间，就大元帅问题僵持不下，斡旋者纷纷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之间，像走马灯一样。孙文回国，为打破僵局提供了第三种选择。随着独立省份愈来愈多，同盟会的声势亦渐大张，各省都督的欢迎电、拥戴电，雪片般飞来。党人连篇累牍发表文章，为孙文大造舆论。黄兴、汪精卫原来主张推举袁世凯，现在都转了口风，为孙文奔走呼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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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至动身归国这段时间，孙文大部分时间与精力倾注在筹款上面，对外并没有提及自己要组织政府，直到经过香港时，才婉转表示：“现在各国政府士大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亦仅以各国政府的期望为辞。孙文在上海接受英文报纸《大陆报》采访时，有一段很淡定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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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君是否中华民主国大总统之候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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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我不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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