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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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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开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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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依法扶正。国会的意见，要求恢复民元临时约法，废除袁世凯制定的约法。吴景濂致电总统：“依法继任，正名为先，请即废除袁氏伪制，遵照元年约法行使职权。”汤化龙也来电说：“唯今日之局，非声明遵守临时约法，无以昭大信，而慰众望。请我公即日明令宣布，俾群情冰释，一切自可迎刃而解。朝颁明令，夕即首途，此议实出于爱法、爱公之诚意。”两位议长都迫不及待而又不容商量地提出恢复民元约法，因为这是保持民国法统延续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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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大总统宣布袁世凯解散国会命令无效。颁布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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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唯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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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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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宣布续行召集国会。星散于各地的议员，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各自束装就道，于8月1日前齐集北京，重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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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原班人马，但时过境迁，所谓国民党、进步党等名义，都已瓦解。邹鲁承认，“由于已往党派之争，非常厉害，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再采用党的名义”。梁启超以“不党主义”为号召，认为政党是纯功利的结合，不如以友谊相结合，或可于惊涛骇浪之中，同舟共济，俟宪政达成后，再谈分手不迟。于是组织宪法研究同志会、宪法研究会等政治团体（即被国民党人吴稚晖讥为“流氓绅士结晶体”的研究系），而原国民党人则组成丙辰俱乐部、宪政商榷会等，忙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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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会在意，宋教仁为之付出生命的政党政治试验，随着国会第二春的来临，已像雪花一样，无声无息地消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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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邀请孙文入京，共商国是。孙文致书黎元洪，义薄云天地表示：“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尤不容缓。”北京的仲夏，风光明媚，时光仿佛倒流到民国元年，国内又弥漫着一派政治和解的样和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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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国会在北京举行开会典礼，519位参、众两院议员，济济一堂。当初作鸟兽散，今日鸟归巢，个个喜上眉梢，神采飞扬。黎元洪亲临国会，补行了总统宣誓仪式。但喜气洋洋的气氛，难掩洪宪帝制之后，国会创口上的隐痛。汤化龙虽然承诺“朝颁明令，夕即首途”，但不肯复任议长，经各方人士苦劝，直到8月26日才勉强接任。10月30日，国会补选江苏都督冯国璋为副总统，允在南京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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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议员提案，请定期继续议宪。9月5日开宪法会议，《天坛宪法草案》提交国会初读。从9月15日开始审议，至1917年1月10日，先后举行了24次审议会讨论，由起草委员对宪法的渊源、精神、性质、内容等，逐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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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开会，由汤漪解释“宪法之精神”。他指出：“宪法与革命在事实上恒互为其因果。”什么是革命？许多人只看到表面上的杀人流血，其实“政治革命最大之目的，约举有二：一曰防专制之发生，二曰争政治上之自由”。这与宪法的目的完全一致，不过殊途同归而已。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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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国宪法之制定，苟能体合此时代之潮流与精神以为其原则，斯其国家乃渐于臻巩固之域，其国民乃得和平而秩序之发展，其宪法必能埀诸无极而永无革命之发生。反是者则其国家乃常呈一阢陧不安之象，其人民乃徘徊于失望与革命之两途，其宪法亦终于被推翻而引起循环无端之反动。此于理论事实皆为颠扑不磨，定宪之际所宜兢兢致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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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解释，为参加“二次革命”的议员解了套。接下来，大家便围绕宪法草案条文，逐条展开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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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陈铭鉴委员提出的“孔教应否于宪法中定为国教案”，是委员们讨论的“宪法第一案”。赞成者有汪荣宝、向乃祺委员。另外，作为该案的支持者，朱兆莘委员提案“孔教为国家教化之大本”，他的理由是：“我国二千年以来，皆受孔子教育，故孔子之道，实为我国之国粹，安能不予保护，且希望将来五族同化，文明进步，无不唯孔道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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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赞元提案“中华民国以孔子之道为风化大本”，理由同样是“孔子天下为公之说，也即共和的真谛；今日全国人民心理，对于孔子非常信仰，欲培养社会道德，必以孔教为基础；孔子为中国二千余年来组织社会的重心，即使把它视作教育方针，照荷兰宪法先例，也可以写入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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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民国二年），“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合影。1913年10月3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法草案》，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但直至1916年黎元洪恢复国会，《天坛宪法草案》才得以充分讨论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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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有何雯、徐镜心、伍朝枢、谷钟秀等委员。他们所陈述的理由是：孔子之道，多为君主说法，与民国国体相违；定国教与宗教自由有冲突，中国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从没有在法律上规定其地位，一旦规定国教，恐怕会误导人民产生宗教不平等的观念；美国宪法亦无规定宗教，相反，在中国有白莲教、义和团，似宗教而非宗教，危害国家甚烈，不可不防；什么是国民修身大本，属于教育方针，应归入行政范围，不应订入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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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反复讨论，最后付诸表决，多数否决。但汪荣宝在二读之后，又动议在第十九条加入一项：国民教育以孔子教义为大本，再次引发争议。蓝公武建议改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不抵触共和国体者为大本。陈铭鉴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伦理大本。也有议员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每一个字词的改动，都将影响儒学在中国的地位，因此各自据理力争，务求大义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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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开始，国风、国魂、国粹这些名词概念十分流行，折射出鸦片战争以后，知识界对中国文化命脉的断续、国家民族的存亡，普遍焦虑不安。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已热心呼吁朝廷尊孔子为国教，朝廷设立教部，地方设立教会，以教主纪年。康有为把“保教”提到与“保国”“保种”并重的高度。当时章太炎已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孔子不过是一位勤奋尽职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不是什么教主和圣人。恒与今天国会讨论孔教的意见分歧，大致相若，一派认为儒教是宗教问题，一派认为是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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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9月28日，五色国旗下第一个孔子诞辰日，一批著名学者在上海创立孔教会。其后，在北京和山东创设孔道总会和孔道会，又有孔社、昌明孔教社、孔道维持总会、寰球尊孔总教会、经学会、宗圣会、尊孔崇道会、尊孔文社等大小组织遍地开花，出版《孔教会》、《不忍》、《宗圣》、《道德》杂志，在知识界形成一股尊孔读经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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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咸认为，国家衰败，恒因国魂无所寄托，国无魂，则国从此亡。而国魂所寄，必在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因此，儒教的兴衰问题，不仅在读书谈道之人当中，而且在全社会都备受关注，引起大讨论。孔教会总干事陈焕章联合严复、夏曾佑、王式通等学者上书国会，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